◆《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四月的東京都三鷹市，春櫻已褪，殘花尚存，新綠潑墨般在陰霾的光里暈染。我們踏進禪林寺，鞋底碾過潮濕的落英，感受著空氣里浮動著泥土蘇醒的氣息。

拜謁過日本“無聊派”文學大師太宰治的墓地后，小友手一指，說：“看，森鷗外的墓地就在對過。”我順著她指的方向看，果然有一座墓碑以未經雕琢的粗糲青石砌成，苔痕斑駁處刻著“森林太郎之墓”六字。我不敢置信，問道：“這森林太郎是……”。這位多年前還是日本文學史“小白”的小友脫口而出：“森鷗外的本名就叫森林太郎。”那一瞬間，我想起了大唐文學家韓愈在《師說》中寫道的“弟子不必不如師”。

相比太宰治墓前祭品擺放的熱鬧，森鷗外墓前顯得冷清了許多。雖說也有幾株鮮花在招展搖曳，但風姿好像差了許多。這里沒有太宰治墓前的啤酒、威士忌、清酒，只有一瓶我叫不出來名字的飲料。所不同的是，這里的墓石頭上有幾十枚幣值不同的硬幣，當然沒有超過100日元的，而太宰治墓前則一枚硬幣也沒有。為什么呢？

我在猜想：或許日本人總愿以烈酒祭奠破碎的靈魂，卻喜歡用銅錢丈量完美人生的重量？我感覺這種差異恰似兩位文豪在文學史上的鏡像投影。太宰治以《人間失格》的破碎美學成為“喪文化”的圖騰，墓前的酒祭是應該年輕人對“極致痛苦”的浪漫化想象。而森鷗外作為明治精英的典范——陸軍軍醫、小說家、評論家多重身份于一身，其墓前的硬幣更好像傳統文人墓前供果的當代變體，寄托著對“完美人生”的復雜情愫。于是，我自己做結論：太宰治墓前的空無，猶如他的作品留下的巨大情感空洞；森鷗外墓前的銅幣，則是對其“完成式人生”的微妙致敬。

看著日本兩位文豪的墓碑在此處相望，我在想他們會不會彼此對話。太宰治在《人間失格》里寫“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森鷗外卻在《舞姬》中讓豐太郎說出“我欲成詩，奈何世不容情”。他們各自用不同的筆觸，在時代的畫布上涂抹著對生命的困惑與掙扎。于是，我豎耳傾聽，瞬間聽到——

太宰治指尖輕撫碑上的雨痕在問：“君可知曉？這碑石比活人更懂孤獨。世人皆道我沉溺黑暗，卻不知那墨色深處亦藏著對光明的渴求。”

森鷗外的袖角掠過沾露的山櫻，緩緩回答：“光明何嘗不是另一種囚籠？君看那些祭酒的年輕人，可曾讀懂《人間失格》里蜷縮的月光？我的豐太郎在《舞姬》裙裾間迷失，何嘗不是在尋找掙脫理性枷鎖的路徑？”

太宰治忽然劇烈咳嗽起來，說：“咳咳……君之詩是鑲金邊的牢籠，我的文字卻是撕碎的蝶翼。世人總愛將痛苦釀成佳釀，卻不知那酒漿里泡著未愈的傷口。”

森鷗外拾起一枚銅幣放在墓石上說：“這錢幣上的繪紋，恰似我們背負的宿命。君以血為墨書寫絕望，我以手術刀剖開時代的膿瘡，終究都在與看不見的敵人搏斗。”

靜下來，再聽，他們的對話已經漸漸織進禪林寺的霧氣里，化作櫻瓣上細密的紋路。

我想起自己閱讀過的昭和初年版森鷗外的《山椒大夫》，扉頁有川端康成題寫的俳句：“春山椒，鷗影外，月徘徊。”這時，我好像忽然懂得森鷗外為什么要在仕途巔峰期轉向歷史小說創作。那些被軍務案牘磨損的文人情懷，終在歷史的長河里找到了棲息之所。他筆下的《高瀨舟》載著良知與宿命，在瀨戶內海的波濤中起伏，何嘗不是他自我救贖的隱喻？

歸途中，小友想順道去看看吉卜力美術館，無奈我在步行近萬步之后，已感疲憊。但我知道，無論是森鷗外筆下的《舞姬》，還是吉卜力世界里的《幽靈公主》，都是日本文人心中永不凋零的春日幻影。她們在時空的褶皺里起舞，提醒著后來者：真正的文學，永遠在世俗的塵埃里綻放著理想主義的花朵。（2025年4月28日寫于中國南京金陵飯店4416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