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紐約大學教授喬納森·海特在2024年出了本新書，貢獻了他對美國年輕一代觀察思考。

你只要掃一眼封面，你就能知道這本書想要談什么，主標題是大大的“焦慮的一代”五個字，副標題是“如何養育手機里泡大的孩子”。

《焦慮的一代》探討了自2010年代初以來，青少年（尤其是出生于1995-2012年的“Z世代”）焦慮、抑郁、自殺等心理健康問題大幅上升的現象。

喬納森認為，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童年的數字化重構”，即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改變了青少年的成長環境和心理發展路徑。

喬納森說對了一些事情，但把00后、10后這樣數字原住民的焦慮尋根溯源為數字化生活方式，不免有失偏頗。

沒有手機真的會更開心？

先來看看喬納森的分析路徑。過去二十多年，兒童養育環境和方式的巨變，過去的童年以戶外玩耍、面對面社交為主，現在則被孤獨的屏幕時間和線上社交取代，喬納森將其概括為從“玩耍童年”轉向“屏幕童年”，這點很傳神。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喬納森注意到Jean Twenge等學者分析了美國青少年2010年后的心理健康數據，發現青少年抑郁、焦慮、自殺念頭和自殺率在2010年后顯著上升。研究進一步發現，每天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越多，青少年出現抑郁癥狀的概率越高。尤其是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大幅增加。

據此，喬納森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高漲，與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高度相關。

為了支撐這一發現，喬納森援引了多份外部的研究，最典型的有以下兩個案例：

Instagram母公司META內部研究發現，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女孩表示，使用Instagram讓她們對自己的身體形象感覺更糟。學術實驗也發現，青少年在Instagram等平臺上頻繁進行外貌比較，容易導致自卑、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

另一個權威案例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項實驗，讓青少年在類似Instagram的環境下瀏覽圖片。當他們的照片獲得更多“點贊”時，大腦的獎賞中樞（如伏隔核）會顯著激活，與獲得金錢獎勵時的反應類似。與此同時，看到別人獲得更多點贊時，青少年也更容易模仿和改變自己的行為。

喬納森據此得出結論，社交媒體通過“點贊”等機制，強化了對外界認可的依賴，削弱了自我調節能力，增加了焦慮和社交壓力。

缺錢、少愛、學業重才是大焦慮

喬納森這本新書的突出貢獻是提出了“童年的數字化重構”這一新概念，他展示了互聯網、智能手機社交媒體普及與青少年心理健康惡化的相關性，但相關性不等于因果性。

Z世代其實是信息技術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

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青少年的調查顯示，81%的青少年認為社交媒體讓他們更容易與朋友保持聯系，69%的人表示社交媒體讓他們能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流。許多青少年表示，社交媒體幫助他們在遇到困難時獲得朋友的支持，增強了歸屬感和情感聯結。此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17年發布的《數字世界中的兒童》報告指出，社交媒體和數字平臺為青少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達和創造力空間。他們可以通過視頻、圖片、文字等多種方式展示自我、表達觀點、參與社會議題。

今天，離開了互聯網、智能手機、數字技術，基礎教育幾乎難以開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報告指出，數字技術為青少年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和信息獲取渠道，有助于提升信息檢索、批判性思維和數字素養。

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2017年發布的《Status Of Mind》報告指出，社交媒體為青少年提供了心理健康信息和互助平臺，許多青少年通過網絡社區獲得了情感支持、心理疏導和專業幫助。大家應該多少在YouTube和Twitter、國內的b站等平臺上刷到過相關大量的心理健康科普內容。

Z世代的心理健康問題的上升，更可能與經濟壓力、教育競爭、家庭結構變化、社會不平等等多重因素有關。國際頂尖學術期刊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如是總結。

和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人一樣，經濟因素仍是導致人們心理健康的最主要因素。

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RCPsych）2021年報告稱，這一年，生活在貧困家庭的青少年，抑郁和焦慮癥狀的發生率是高收入家庭的2到3倍。歧視、社會排斥、資源獲取不平等等社會結構性不平等，是心理健康危機的重要背景。

美國心理學會（APA）2020年發布的《壓力在美國》報告稱，在2020年的調研發現，67%的Z世代受訪者表示經濟壓力是他們主要的壓力源，而千禧一代為60%，X世代為53%。該報告指出，Z世代對經濟前景、就業機會、學業負擔等問題的擔憂顯著高于其他年齡群體，疫情、經濟衰退、就業市場不穩定等因素加劇了Z世代的焦慮和抑郁。

對于求學階段的年輕人來說，學業乃是焦慮的真正源頭。

世界衛生組織（WHO）2021年針對45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HBSC），發現學業壓力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主要預測因子之一，約40%的15歲青少年表示“經常或總是感到學業壓力”，與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睡眠障礙）高度相關。研究指出，教育體制的高競爭性、升學壓力、成績排名等因素，顯著影響青少年的情緒健康。

親子溝通不暢、家庭支持缺失也是心理健康風險的重要因素。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2023年青少年風險行為調查（YRBS）發現，來自非傳統家庭結構的青少年報告抑郁、焦慮、自殺念頭的比例顯著高于雙親家庭。

一代人有一代的焦慮

00后、10后的父輩、祖輩們比他們更焦慮。

就拿50后來說，他們是典型的“生存一代”，他們童年時期經歷三年自然災害，生存壓力遠比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了，溫飽和安全是他們小時候的首要問題。青年時期，他們中大部分會趕上文革，教育中斷，甚至還可能要離開家里上山下鄉，度過一段磨練的知青歲月。回城之后，又經歷工人、干部的分流，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多次轉變。

70后更像是“夾心一代”，童年時期普遍趕上改革開放，物質條件逐步改善，青年時期面臨高考壓力、就業分配向市場化轉型，大部分70后都會經歷同樣的社會巨變，包括國企改革、下崗潮、住房市場化等社會劇變，身份和經濟壓力大，在傳統與現代價值觀之間搖擺，既要追求穩定又渴望突破。

相比前后的幾代，80后既沒有50后、60后那種“只要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的上升通道，也沒有90后、00后那種相對寬松的成長環境和多元選擇，他們作為最后接受紙質媒介教育，但最早遭遇互聯網沖擊的"數字移民"。

在過去四十多年里，80后幾乎經歷了整個國家從綠皮車到高鐵，從筒子樓到大平層，從積貧積弱到世界工廠的巨變，80后為中國社會的快速現代化付出了多重代價，他們在社會轉型的夾縫中成長，既是現代化的受益者，也是壓力和犧牲的承擔者。

《中國心理健康藍皮書（2022）》顯示，80后的焦慮指數（23.6%）仍高于00后（19.8%）。2021年《新周刊》“中國焦慮地圖”調查顯示，80后是“最焦慮的年齡段”，焦慮來源包括房貸、子女教育、職場壓力、養老等。于是更為通透的90后、00后選擇了不婚不育，斬斷焦慮的來源。

所以說，每一代人都在各自的歷史節點上，承受著各自的社會之重。就像在電視劇《奮斗》中，80后男主角陸濤在天臺大喊的那句話：“我們必須先找到那面墻，然后才能知道門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