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起我國開始系統化布局綠色金融發展相關工作，在生態文明戰略的總體指導下，以綠色金融作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依據綠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框架，逐步發展形成富有中國特色的綠色金融發展體系。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順應不同階段下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變化，在調整深化中不斷明晰支持綠色轉型的重點方向，各地方也在探索差異化的發展路徑。

頂層設計不斷迭代

2020年“雙碳”目標提出后，綠色金融進入發展快車道。2024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與《關于發揮綠色金融作用 服務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的相繼出臺，標志著綠色金融進入“系統銜接、全域協同”的新階段。綠色金融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拓展，不再局限于金融支持綠色項目范疇，而是向全面支持綠色低碳轉型拓展，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的聯系更加緊密。

近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導意見》的發布，則進一步強調，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是當前的首要任務。金融“五篇大文章”聚焦于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擴大雙向開放、強化金融治理五大領域，強調金融需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尤其強調推動金融資源向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通過重構金融資源配置邏輯，破解傳統體系與可持續發展間的結構性矛盾。這一設計不僅體現了金融回歸本源的政策邏輯，更加明確了綠色金融作為“五篇大文章”中核心一環的戰略定位與發展方向。

在實踐層面，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協同效應已初步顯現。從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構建的地方綠色金融發展指數跟蹤結果來看，近兩年全國綠色金融整體發展水平穩中有升。一方面，各地綠色金融體系在頂層設計引導下逐步走向完善，更多政策工具得以在省市級層面進行深化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市場表現總體上揚；另一方面，相關部門加大政策協同力度，更新綠色產業目錄及綠色項目界定標準，規范環境信息披露要求，確保綠色金融市場的透明度和規范性，使得多地綠色金融產品服務創新思路有所突破，市場活力得以在新的實踐層面加速釋放。

地方層面主動創新

地方作為政策落地的試驗田與創新源，其差異化實踐不僅關乎“雙碳”目標的實現，更是綠色金融體系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目前，已有眾多省份發布了省級綠色金融綜合指導文件，明確了本地綠色金融發展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和實施路徑。總體來看，構建完善的綠色金融組織體系、創新綠色金融市場與服務、加強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綠色金融對外合作交流、重視綠色金融風險防范與控制等，是地方層面發展綠色金融的主要切入點。

其一，地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持續優化金融供給。

目前，浙江、江西、廣東、貴州、新疆等地的首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正在加速推進示范區建設。重慶、甘肅蘭州新區等后續獲批的試驗區各項工作仍處于深入推進中。

一是浙江、廣東、江西等地繼續深化綠色金融改革，在保持綠色金融市場穩步發展的同時，積極探索新興領域的創新實踐。其中，浙江省延續了在政策推動方面的領先優勢，一方面立足產業與企業類型多樣化的基礎，探索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的有效銜接；另一方面繼續深耕綠色金融創新，推動在藍色金融、生物多樣性金融等前沿領域的探索實踐，多層次發力引領產業低碳轉型與綠色升級。

廣東在《2023年廣東金融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中明確提出“爭創廣州綠色金融改革示范區”的目標。除支持制造業綠色發展外，花都區在綠色金融與數字金融的融合創新上展現出強大活力，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推動綠色金融服務的智能化、精準化，提高了綠色金融的市場效率與覆蓋面。同時，碳金融產品創新、跨境跨域綠色金融合作也是廣東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和國際接軌上的積極嘗試。

江西以更加聚焦的產業戰略及綠色金融政策體系，有效激發了新舊動能轉化下的金融需求，同時為產融結合提供聚焦路徑。此外，江西省在綠色金融產品支持生態資源資本化的機制探索方面不斷深化，積極推動打通制約生態產品市場化交易的關鍵環節，助力生態資源富集地區依托生態要素發展新質生產力。

二是貴州、新疆等地區以資源稟賦為驅動，探索綠色金融與區域特色產業的深度融合。貴州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將綠色金融與生態補償機制相結合，通過綠色金融與普惠金融的融合發展，為綠色農業、綠色旅游等產業優化升級提供了更多的資金支持，有效拓展了低收入人群的增收渠道。新疆各試驗區則通過在標準體系、激勵措施及產品創新方面的協同部署，推動綠色金融在新能源、節水農業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同時，轉型金融的提出為新疆各試驗區帶來新的發展契機，覆蓋面更廣的金融供給體系為新疆傳統產業升級注入新的動力。

三是甘肅蘭州新區、重慶等后續獲批的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在借鑒首批試驗區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探索綠色金融發展的新路徑。甘肅蘭州新區在國家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氣候投融資試點及中央財政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示范區的多試點協同推動下，強化財政與金融的聯動機制，以政策獎勵措施鼓勵信貸投放、基金投資、債券承銷等活動，有效激發了經營主體在節能環保、生態修復、綠色化工及新能源等領域的綠色投資活力。重慶一方面持續夯實綠色金融發展基礎，通過對“長江綠融通”的迭代優化，拓寬綠色項目與金融服務的對接渠道；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信貸創新、推動綠色消費以及促進綠色交通、綠色制造等領域進行重點引導，提升綠色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效能。

漁光互補光伏電站。圖/中經視覺 魯君元 攝

漁光互補光伏電站。圖/中經視覺魯君元 攝

其二，試驗區外綠色金融地方探索呈現多元化融合發展趨勢。

一是金融生態發展較為成熟的地區，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蘇等地，更注重通過挖掘新的發展機遇帶動綠色金融提質擴面。北京以科技金融、綠色金融為抓手，聚焦先進能源、合成生物、智能物聯網等新質生產力領域，整合資源，推動產業特色化、規模化發展，引導金融賦能產業綠色化，全力推進國際綠色經濟標桿城市建設。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積極推動開展跨境綠色資產交易。在新興領域，上海緊抓綠色航運發展契機，推出船舶碳減排掛鉤貸款，激勵航運企業低碳發展。天津則依托濱海新區積極發展適港產業，同時以政策與標準完善打通產業融資壁壘，通過落地標準化綠色租賃業務等，促進區域內綠色金融資源的高效配置。江蘇作為制造業強省，推出“綠色制造供應鏈金融”產品，以核心制造企業為依托，為上下游中小企業提供綠色信貸支持，確保供應鏈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二是產業升級驅動較為強烈的地區，如山東、山西、河北、安徽等地，更注重將綠色金融與本地產業轉型緊密結合。山東作為制造業大省，以“技改專項貸”與綠色金融相結合的模式，推動傳統制造業的綠色化、智能化升級。山西在縣域層面探索產業轉型過程中的公正轉型議題，致力于在能源變革進程中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的均衡發展。河北專注探索鋼鐵行業綠色轉型，通過構建詳盡的轉型金融支持技術目錄及使用手冊，為金融機構精準識別低碳轉型活動提供依據。安徽聚焦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通過投貸聯動機制，為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綠色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

三是在一些有綠色相關市場化交易基礎的地區，如湖北、福建、安徽等地，更注重以市場交易機制創新驅動綠色金融活躍度增長。湖北依托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注冊登記結算系統落地的優勢，創新推出基于配額的碳排放權質押融資、綠色供應鏈票據等金融產品，提高市場流動性。福建則在地方碳市場試點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的深度開發，在綠色保險、碳匯交易以及“生態司法+藍碳交易”方面開展創新。安徽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轉化，圍繞“制度+交易+金融”三大關鍵模塊，依托生態產品交易服務平臺，借助金融資源盤活生態資源，在推動生態產品價值有效實現的同時，為綠色金融提供新的應用場景。

高質量發展仍需突破瓶頸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綠色金融呈現出總體覆蓋范圍日益廣泛、地方實踐路徑更趨多元的局面。然而，根據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地方綠色金融指數跟蹤分析，地方綠色金融發展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部分地區在政策構建的系統性、市場實踐的多元性以及配套支撐的完善性等方面仍處于發展初期，在綠色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面臨著一系列挑戰與瓶頸，需要針對性地采取措施。

一是強化新質生產力視角下的地方政策適配性銜接。當前我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雖已基本完善，但在地方落地實施中仍面臨政策銜接不足的挑戰。國家層面的政策框架強調宏觀指導性，而部分省市在政策轉化時存在“上下一般粗”現象，未能結合區域產業結構和綠色轉型需求進行精準施策，導致政策效能未能充分釋放。為此，建議地方政府深化政策“在地化”研究，制定契合地方特色的綠色金融實施路線圖，以“清晰、必要、可操作”為原則，消除政策冗余，切實發揮市場引導作用。同時，可探索構建政策實施效果動態評估機制，實現政策工具的迭代優化，既能確保國家政策的有效傳導，又能充分激活地方在新質生產力培育中的創新動能。

二是構建市場化驅動的地方綠色金融創新生態。部分地區綠色金融發展面臨的核心矛盾在于政策驅動與市場內生動力的匹配失衡。從企業端來看，部分企業綠色轉型意愿與融資需求存在周期錯配，技術研發周期長、轉型收益見效慢的特點使得金融機構在資源投放過程中持謹慎態度。此外，環境效益量化評估難、綠色資產定價機制尚不完善等問題，致使綠色項目難以契合銀行“商業可持續”標準，阻礙了企業獲得金融支持。鑒于此，建議地方嘗試從構建更具針對性的財政金融協同支持機制入手，優化地方綠色金融創新生態，如設立綠色科技金融專項支持計劃、建立與試點環境效益掛鉤的階梯式貼息機制、建立綠色信貸風險補償基金等。通過這些舉措，重點扶持綠色轉型領域的關鍵技術研發，在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的同時，激發金融機構業務創新的積極性。

三是強化數字賦能的微觀支撐作用。目前我國在綠色金融數據治理方面存在短板。一方面，綠色金融數據分散在多個部門和機構，數據標準不統一，數據質量參差不齊，導致數據整合難度較大；另一方面，涉碳數據能否得到合理充分地運用，是影響綠色金融、轉型金融發展的關鍵。當前，已有地區在數據整合、數據共享及場景開發方面作出創新實踐，未來可在政策層面構建試驗區創新成果外溢機制，通過技術輸出、人才跨區交流等方式，加速經驗擴散。在技術層面，應進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在風險管理上的應用，鼓勵金融機構基于大數據、機器學習算法構建智能風控模型，提高對綠色項目的風險評估能力。在管理層面，則可探索統一數據標準體系，鼓勵數據基礎好、需求高的省份進一步夯實數據治理基礎，構建數據要素風險防控、合規流通新體系，實現“數據要素安全可控、有序流通”，為數據價值實現賦能。（崔瑩系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副院長；本文第二作者吳倩茜系中央財經大學雙碳與金融研究中心業務執行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