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應邀出席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大會，并在大會上進行了主題演講。

在第一個百年關頭，陀氏沖破了俄國的邊界，成功闖入西歐主流文學界的視野之中。然而，精致優雅的西歐沙龍似乎難以承受洪荒蒼茫的陀氏偉力，同鮮花與掌聲相伴的，也有蔑視與非議。

紀德正是以此出發，以同為文學創作者的身份向那些對于陀氏的“異議”發出抗議，將陀氏的真正價值展示在世人面前。

如今，距離陀氏誕辰已過二百年有余，曾經的經典作家并未隨時間流逝而蒙塵，反而在新時代煥發新活力。穿越百年，陀氏的讀者代代更替，但每一位讀者心中對陀氏的熱愛卻恒久長存。今天，就讓我們跟隨著紀德的講述，與百年前的人們分享對于陀氏的鐘情。

在老鴿房禮堂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上的演講

文 \ [法] 安德烈·紀德

紀德

就在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還寥寥無幾；但事情總是這樣，當從少數精英中招募到第一批崇拜者后，他們的數量便與日俱增，而這座老鴿房禮堂太小了，以至于容納不下今日所有的崇拜者們。但即便事到如今，為何還會有人未曾臣服于這位作家的杰出創作的感召之下——這是我想要首先解決的問題。要知道，克服某種不理解的最好方法，就是把這種不理解視為是真誠的，并嘗試理解它。

從我們西方的邏輯角度來看，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責得最多的，是其筆下人物的不合理智、優柔寡斷以及經常性的不負責任等性格。正因如此，這些人物的形象扭曲丑惡且幾近癲狂。有人說，他描繪的并不是現實的生活，而是一場場噩夢。在我看來，這種觀點完全錯誤；不過我們暫且先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就像弗洛伊德所闡釋的那樣，我們的夢境要比現實行為更真誠，但我們并不滿足于此。還是來聽聽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是如何談論夢境以及談論那些“您的理智能夠公然容忍”的“充滿您的夢境的這種明顯的荒唐和不可能的事”。

為什么您從夢中醒來，已經完全回到現實中來以后，幾乎每次，有時印象還十分深刻，您總感到，隨著夢境的消失，您也留下了一些捉摸不定和猜不透的東西呢？您對您的夢的荒唐付諸一笑，與此同時，您又感到，把這些錯綜復雜的、荒誕無稽的事結合在一起，其中似乎包含著某種思想，但是這思想已經是現實中存在的，是屬于您的真實生活中的某些東西了，是存在于您心中，而且一向存在于您心中的某種東西了。您的夢境似乎告訴您某種新的，帶有預言性的，您朝思暮想的東西。

（摘自《白癡》第三卷第十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癡》（翻譯家臧仲倫譯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里談到的關于夢境的內容，我們可以拿來應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中去，但這并不是因為我一下子就認為可以將他的敘述與夢境的荒誕混為一談，而是因為當我們從他的書中清醒過來時，即使理智拒絕完全同意，但我們依舊會感覺到，作者觸及到了某種“屬于您的真實生活”的隱秘之物。我想，這樣我們就能解釋，為何那些學者們會打著西方文化的名義，拒絕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華。

我很快就注意到，在所有我們的西方文學之中——我指的并不單單是法國文學——除極個別以外的長篇小說所關注的僅僅是人與人的關系、情感層面或理智層面的關系以及家庭、社會和階級的關系，但從未或幾近從未關注過個人與自己或者與上帝之間的關系，而后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凌駕于先前一切關系之上。我認為，霍夫曼夫人在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這本傳記比我所知的任何一部都要好，但可惜的是沒有翻譯成法文）中引用的一位俄國人的話最能解釋清楚我的觀點，而霍夫曼夫人想通過這句話讓我們感受到俄羅斯靈魂的一個特點。這位俄國人曾因不守時而受到責備，但他相當認真地回應道：“是的，生活很艱難！有些時刻需要認認真真地品味，而這可比準時赴約重要得多。”在這句話里，個人生活比人與人的關系更加重要。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不是嗎？就是這個秘密，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于一部分人來說如此偉大，如此重要，而對于另一大部分人來說則難以接受。

我絲毫不認為西方人、法國人是脫掉禮服便不復存在的純粹社會性個體：我們有帕斯卡爾的《思想錄》，還有《惡之花》，這些書嚴肅而孤獨，但卻與其他任何一本我們的文學作品一樣，仍屬于法國文學。但是，在一系列眾所周知的問題上，諸如焦慮、激情、關系，似乎都應當交給倫理學家、神學家和詩人去處理，而不必將它們都堆積在長篇小說里。在巴爾扎克的所有作品中，最不成功的一部無疑是《路易·朗貝爾》；從各方面來看，它都只是一場獨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的奇跡在于，他筆下的每個人物形象——他創造出整整一大本書的人物——首先都是相對于他自身而存活于世的，每個人物都依賴自己的內心世界而存活，都擁有自己的特殊秘密，并將他們身上問題的復雜性呈現在我們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的奇跡還在于，正是這些問題塑造出了每一個角色，更確切地說：問題依靠著角色而存在——這些問題相互碰撞，相互斗爭，逐漸成為人的模樣，隨后在我們眼前走向消亡或走向勝利。

沒有什么高深的問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所無法涉及的。但我必須馬上補充一句：他從來不會抽象地談論這些問題，在他看來，思想只存在于相應的個體身上。而思想永恒的相對性就在于此，思想的威力也就在于此。一個人之所以會產生關于上帝、天意和永生的種種思想，只是因為他清楚自己幾天或幾小時以后就會死去（《白癡》中的伊波利特），而《群魔》里的另一個人物則創造出整整一套形而上學的體系，其中就包含了尼采思想的萌芽，而這一切行為只是因為他將自殺，將在一刻鐘后結束自己的生命。聽他所言，我們已經不能分辨，他是因為必須自殺才會想到這些，還是說他必須自殺的原因是因為他想到了這些。最后，也就是第三位——梅什金公爵，他最非同尋常的、最神圣的洞察能力都要歸因于他即將發作的癲癇癥。從以上論述中，我暫時不想得出任何結論，只想說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我本想稱其為書籍——雖然是思想最豐富的長篇小說，但它們絕不抽象，而且我不知道還有哪本書能夠讓人如此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震顫。

1958年蘇聯電影版《白癡》中的梅什金公爵

這就是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盡管充滿了各種思想，但卻從未失去過我們所說的人的特征，也從未淪為象征符號。他們同樣從未成為我們古典戲劇中的那些典型形象，他們始終是個性鮮明的人，就像狄更斯筆下最富特色的角色們一樣特殊，像任何文學作品中最精彩的人物一樣，被著力描繪得有聲有色。讓我們來聽：

有這么一類人，很難寥寥數筆，一語破的，把他們最典型和最富特征的形象一下子整個描述出來，人們通常把這類人叫作“普通人”“大多數”，而這種人也確實構成任何社會的絕大多數?！?strong>屬于這類“普通人”或者“平凡人”的，就有本書中的幾個人物，對于他們，迄今（我已經意識到這點）還未向讀者交代清楚。瓦爾瓦拉·阿爾達利翁諾芙娜·普季岑娜、她的丈夫普季岑君，以及她的哥哥加夫里拉·阿爾達利翁諾維奇就是這樣的人。

（節選自《白癡》第四部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癡》（翻譯家臧仲倫譯本）

總之，加夫里拉·阿爾達利翁諾維奇是一個很難描述的人物。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樣來描述他的呢？

他一面不斷地、深深地感到自己沒有才能，與此同時，又有一種壓制不住的愿望，深信自己是一個獨立不羈、能夠有所作為的人，這種矛盾心理，甚至幾乎從他少年時代起，就深深刺傷了他的心。這個年輕人看見什么都眼紅，而且容易沖動，想要什么非馬上弄到手而后快，甚至好像他生下來就神經過敏，那非馬上弄到手而后快的沖動，他自以為是一種力量。他總想出人頭地，而且這愿望十分強烈，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有時候真想鋌而走險。但是事情一到須要豁出去，鋌而走險的時候，我們這位英雄又往往顯出過人的聰明，瞻前顧后，不敢造次。這使他很痛苦。

（節選自《白癡》第四部第一章）

這就是對最微不足道的角色之一的描述。至于其他的主要人物，以及保持在第一梯隊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不去描繪他們，不過可以這樣說，是讓他們在整本書的過程中自己勾勒自己的輪廓，創造自己的肖像，這些人物形象永遠都在變化，也永遠沒有完成的終態。他筆下的主要角色們始終在形成的過程，始終無法擺脫包圍著他們的陰影。我還順便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一點上與巴爾扎克有著深刻的差異，后者似乎最在意的是人物形象的完美秩序性。巴爾扎克的筆觸如同大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筆則如同倫勃朗。他的畫作是如此震撼人心且常常如此臻于完美，以至于甚至如果在它們背后或圍繞其周圍沒有揭示出與之匹配的深刻思想，我都依舊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偉大的長篇小說家。

本文由俄譯本轉譯，俄原文索引：Достоевский; Эссе: Пер. с франц.-Томск: ?Водолей?, 1994. с. 34.

文中引用《白癡》原段，均摘自：《白癡》，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倫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稿件初審：張 瑤

稿件復審：張 一

稿件終審：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