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馬基雅維利被稱為“第一個現代人”，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的厚黑學祖師。他白天在佛羅倫薩政府當社畜，晚上化身鍵盤俠狂寫政治爽文，是人類歷史上首位把宮斗寫成操作手冊的硬核思想家。這位500年前的公務員堪稱政治界人間清醒。他公然宣稱“當領導就別裝圣母”，他手把手教老板們像狐貍般狡詐、像獅子般兇殘。這些騷操作讓后世帝王將相集體點贊，教會卻氣得把他的書列為禁書。馬基雅維利的策略大體相當于簡陋版本的古代中國“霸業之術”，他的政治思想又有哪些漏洞？

政治的現代性總是與馬基雅維利聯系在一起。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問世之初很恐怖，人們認為他夠無恥夠邪惡，什么壞話都敢說，后來又覺得他的思想很特別，似乎有什么微言大義，一直到當代還有大量分析解讀。馬基雅維利決心直截了當而且誠實地討論政治的真相，并且僅僅從政治的角度去討論政治，而不需要給政治蒙上完全不合身的道德外衣，從而讓人們（他想象的是君主們）看清道德其實不僅與政治無關，甚至對政治非常有害，他鼓吹說，既然要搞政治就只需要按照政治自身的規律去赤裸裸地做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需要任何道德負擔，因為道德負擔使人目標矛盾，頭腦混亂，意志軟弱。馬基雅維利對政治的這種理解方式被后人認為是第一次把政治學與倫理學分開的創舉。馬基雅維利剝開道德外衣，露出政治真相，把政治看成是“為政治而政治”的行為，這當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政治固然并非從屬于道德，但也并非與道德無關，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道德與政治是部分重疊關系，政治大于道德并且包含了一部分道德問題。馬基雅維利顯然不理解道德在政治中的功能，尤其是道德對于政治的長期成功和穩定的重要意義。馬基雅維利嘲笑基督教道德觀念使人們變得懦弱偽善順從，卻不知這正是基督教在統一人心方面的政治優勢。看來馬基雅維利不懂精神政治。

馬基雅維利所開創的與其說是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還不如說是政治藝術(political arts)，也許可以說是一種政治的實用博弈技藝，但也夠不上博弈論。而且，假如馬基雅維利知道古代中國政治中的那些權術、陰謀和策略，一定會發現他所津津樂道的古代西方的那些權術陰謀其實頗為粗糙生硬，從他描述的那些故事可以看到，那些“懂政治”的邪惡君主們的主要策略無非是當自己取得壓倒優勢時就殺它個血流成河，當不再需要朋友時就背信棄義，能騙就騙，能搶就搶，欺軟避強，此類坑蒙拐騙斬草除根的“技藝”與其說手段高明，還不如說是無恥和殘酷，大概相當于“無毒不丈夫”之類的狠毒策略，遠遠不及中國式的成形取勢不戰而勝的遠大策略，也遠遠不及基督教的換心奪魂的深刻策略。

無論如何，馬基雅維利看到了一些經常被偽善觀念所掩蓋的東西，他發現道德解決不了政治問題，政治要面對的和處理的僅僅是爭權奪利的事情，因此政治問題主要是如何擊敗對手壓服人民的技巧。這一思路的前提是對人性的悲觀估計，馬基雅維利對丑惡人性的評論比比皆是：“人類是忘恩負義的。容易變心、偽裝、做戲、逃避危難、追逐利益是人類的本質” “人的野心節節攀升，先是謀求不受他人侵害，繼而便要侵害他人”。如此等等。政治家為了成就偉業就必須不擇手段，倫理說教可以用來欺騙對手但自己不能被其所騙。在需要陰謀詭計的時候就用陰謀詭計，在需要立威克敵時就可以殺人如麻，馬基雅維利于是說出著名的“狐貍和獅子”理論：君主應當“同時效法狐貍與獅子。獅子沒有狐貍具備的那種識別陷阱的本領，狐貍則沒有獅子具備的那種戰勝豺狼的本領。因此，君主必須是一只狐貍以便辨認陷阱，他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讓豺狼望而生畏。……當遵守信義而使自己陷于不利處境之時，當自己原來做出諾言的理由已不復存在之時，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不會再操守什么信義。假如人類都是善良的，情況就不同了。問題是，人是惡劣的，別人對你并不忠信不渝，因此你也同樣地無須對他們講什么信義”。馬基雅維利赤裸裸鼓吹陰謀與暴力的思想被認為開創了現實主義的政治思路，后世的現實主義政治論者盡管從馬基雅維利那里收益良多卻一般都不承認自己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可能是因為馬基雅維利的論點太缺德而又太坦率。人們更愿意采取似乎不太缺德的“學術性”語言以免面目過于猙獰。

實際上馬基雅維利并沒有什么系統的政治理論，他的政治名著《君主論》和《論李維》都是在分析歷史上種種實例，基本上都在說明成功的君主對敵人如何殘酷無情、背信棄義、坑蒙拐騙以至于惡魔也自愧不如，但他對君主也有所告誡，有趣的是，他不斷勸告君主必須有所節制的事情主要是不能搶奪自己人尤其是有用將士們的“妻女財物”，對敵人可以燒殺奸淫，對自己人則萬萬不可，否則將眾叛親離。這說得上是“話糙理不糙”。這一雙重標準模式倒是影響深遠。盡管現代政治在建立有效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之后就削弱了陰謀詭計之類的馬基雅維利權術，但卻把那些殘酷斗爭的原則全都用于仍然處于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如果說馬基雅維利對現代政治有某種實質性的影響，可以說主要集中在國際政治上。馬基雅維利對自己人和敵人的雙重標準演變成為現代西方國家對國內和對國外的雙重標準。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在對待其他國家時都是馬基雅維利的信徒。

我們有理由說，馬基雅維利所揭示的“政治真相”其實也是對政治的一種誤解。馬基雅維利所批判的那種自欺欺人的偽善道德固然是對政治的誤解，可是他所推薦的僅僅作為技藝的政治同樣也是對政治的誤解。正如中國在漢帝國之后的體制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儒家政治是一種“反政治的政治”，馬基雅維利所謂的政治也是一種“反政治的政治”，都回避了政治合法性以及政治目的等基本問題，簡單地說，都不知道“政治何為”。儒家式的反政治的政治和馬基雅維利的反政治的政治當然不同，可謂南轅北轍，一種“崇文”，一種“尚武”，但都錯誤地以為政治的目的僅僅是統治。如果政治不是試圖去建立一個幸福共享的世界，而僅僅是戰爭與統治，那么與動物世界又有什么區別？又何須什么政治思想？弱肉強食、唯利是圖、貪生怕死、自私自利，這些都是自然本性和自然規律，根本不是思想，因為這些都不是想出來的，而且不用想就會。人類所以發明政治，不是為了重復天然罪惡，而是另有追求。世界是壞世界，但思想不能是壞思想。

馬基雅維利策略至多相當于簡陋版本的古代中國“霸業之術”。古代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不擇手段的成功只能成就一時之“霸”，而威德兼備才能夠成就萬世之“王”。但是在理解中國政治思想時最好忘記諸如“西方科學好，中國道德高”之類的新儒家幻覺，新儒家的此類自我表揚會讓馬基雅維利笑話，而先秦法家已經提前笑過了。中國政治思想的高明并非來自道德理想，而是來自深思遠慮，所思考的政治問題規模更大，視野更遠。尤其重要的是，中國思想總是把“他者”認真計算在內，這種以他者為核心的思考模式是非常優越的，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思想專門愛護他人（這種道德高調沒有意義），而是說，中國思想特別重視他者的存在意義和互動能力。如果像馬基雅維利那樣勇敢地揭開底牌，可以這樣分析他者的政治意義：

(1)政治的成功是為了讓他者為我所用。假如消滅他者，等于毀滅可用資源，這是愚不可及之事。假如僅僅武力征服他者，這樣無法獲得人心，反而如坐針氈，疑心他者永遠不合作，而且伺機反叛，所以武力征服也不可取。因此，尊重他者才可能與他者合作。

(2)他者具有模仿一切策略的能力，因此不存在一種具備永遠優勢的策略，而在經得起普遍模仿的對等互動策略中，與人為善、與人合作是最優策略。中國所以反對強者邏輯的霸業而推崇和諧原則的王業，道理在此。馬基雅維利鼓吹的霸業雖不虛偽，但卻是簡陋的。

（節選自趙汀陽：《壞世界研究：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有刪節，標題為選者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