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一位女士正在走向一片茅屋。

茅屋周圍，一大群雞剛剛放出來，四處跑動。母雞縮著脖子，公雞呢，總是昂著腦袋，血紅的雞冠子一抖一抖。有一只白公雞，傲視群雞，最是威風。它剛剛趾高氣揚地走了幾步，忽然聳起了雞冠：面前，從草叢里，爬出了一條變色龍。就在這條小路上，公雞和變色龍四目相對。

公雞一步步向前走去，叫了幾聲，變色龍一動不動，因為它嚇呆了，可是又憑著莫名的勇敢，不逃也不躲，而是張開嘴，忽然向公雞射出一根細小的舌頭，仿佛是要模仿毒蛇，嚇退公雞。公雞沒有料到，愣了一秒鐘，然后，就用它那鑿子一樣的尖嘴猛地啄了下去，一擊即中，把變色龍的舌頭扯了下來。

事情鬧大了，現在應該人類出來勸架了。女士的身體和變色龍一樣又細又瘦，她快步走上前，把大公雞轟走，然后撿起一塊石頭，砸下去，砸死了變色龍。

“我是幫它了斷。”她說，“這種動物，沒了舌頭就無法捕捉獵物了，很快就會死。”

現在安靜了。女士離開了小路，在房子旁邊的大石頭上枯坐了很久。管家送來了茶水，而她的兩眼一直盯著地上的石塊兒。一個人如果處在人生中最危急的時刻，需要做出生死抉擇的時刻，就一定會相信預兆。這位女子就是如此。此時，她孤身一人，被疾病折磨。金錢，健康，愛，一切都不能挽回地離她而去，她所經營的農莊也瀕臨破產。現在，她在等待一個上天的預兆，能告訴她自己錯在哪里，這一系列的喪失到底有什么意義。

過了幾天，她漸漸醒悟到了什么。一個答案，一個最切合她需要的精神上的答案，浮現了出來。她說：我的神靈，就是要看到我當機立斷，讓這條變色龍免受緩慢死亡的痛苦折磨。我拯救了它的尊嚴。我的神靈，他就佇立我的尊嚴之上，我呼喚他已久，雖無法追尋到他，卻聽到了他的回應。他在笑，笑聲回蕩在山野之中，在土著人吹響的號聲中，在公雞和變色龍之間。

于是她要做出決斷了。她，凱倫·布里克森，一個在肯尼亞生活了16年的丹麥女人，就要做出決斷。她決定，放棄經營了16年的咖啡農場。16年前，她隨自己丈夫來到肯尼亞時，憧憬著財富和浪漫，在她眼里，白雪皚皚的乞力馬扎羅山是一個金庫，她自己被尊稱為“男爵夫人”。之后就是16年的衰敗，咖啡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持續下跌。她離婚，身體垮掉，野心枯萎了。在希望破滅的尾聲，她卻聽到了來自上天的笑聲。

凱倫用過好幾個筆名，其中最常見的一個，也是她在1936年完成《走出非洲》時用的那個，叫伊薩克·迪內森。這是個來自圣經的男人的名字，意思就是“他笑”。

一

凱倫·布里克森是一個無論到哪里都會被注意到的人。她也始終在求關注，希望有人關注她那張蒼白、沒有肉、但并不垮塌的臉，關注到她明顯營養不良的身材，關注到她樹根一樣的雙手。在來到非洲五年后，她患上了厭食癥，為了更瘦一些，服用過她能找到的最強力的瀉藥。她的頭發開始成片地脫落，她找了一頂像頭巾一樣的帽子，戴上之后緊緊地裹住額頭，竟然把整個光禿禿的臉繃成了一張精致的面具。但她的眼睛目光炯炯，謎一般充滿活力。她的微笑不自然，但依然很燦爛。

凱倫1913年去往非洲，是因為她的先生在那里。但是，她卻要把故事的起因從父親那里說起：

“父親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人，他在27歲去了美國，在中部的大平原上，和一群土著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他為自己建了一座木屋，用丹麥的一個地方給木屋命名，他又年輕，又快樂。他獵取動物的皮毛，成為一名皮毛商人。他主要把皮賣給奇佩瓦人，然后用賺來的錢給他們買禮物。 所以你看，我作為他的女兒，很自然地也要離開丹麥。我去非洲，和那里的土著人生活在一起。”

而父親的影響還不止于此。父親是個寫作者，從北美回國后寫出了幾本書。父親還是一個自殺的人。1895年，凱倫不到10歲時，父親用一根鞋帶上吊了。童年在此刻戛然而止。父親為什么自殺？凱倫告訴每一個問她這個問題的人說：因為我父親染上了梅毒。

沒有人能查證這事的真偽，我們寧可相信凱倫的說法，因為她自己的生命，也被梅毒所改變。當然，梅毒來自于她的丈夫。可是她和丈夫又是表姐和表弟的關系，這種近親婚姻，似乎注定要引起一些不幸。發現自己染上了梅毒，凱倫說，“你知道嗎？上帝總在開玩笑”，而早在希臘人的時代，人們就懂得，神靈開的玩笑通常都是很殘酷的。

凱倫講的自己的故事虛虛實實。然而，優秀的故事總是擁有一眼就可信的素質，它來源于作者對故事充分的忠誠。凱倫20多歲就在寫故事，她會有意地把自己和自己家人的事情，編織到虛構的敘述之中。在字句之間，一種尊嚴感聳立了出來；講故事不是為了報復自己所受的傷，而是為了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處境。

二

“在我確診染了梅毒之后，我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殺死我丈夫，要么接受我的處境。”凱倫曾這樣說。

她沒有殺死丈夫。她在1921年和丈夫離了婚。她說：“有一種想法生了根：通過回憶和思考，在想象中重復我的生活，來證明我自己配得上它，無論它是什么。”任何人都要設法在困境中幸存，至少要從困境中學到東西——這話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一個看重敘述、看重想象的人，自覺地重拾活力與熱情。

1936年凱倫寫完了《走出非洲》。此時她年過五旬，才第一次發表作品。實際上，早在20來歲，她講故事的才華被發現時，別人就建議她，去當個小說家。凱倫不愿意。她認為，任何一種職業都是不合適的，因為職業會把人限定在一個明確的角色上，最終困住她，使她無法面對生活本身的無限可能。人生的主要陷阱，就是自己的身份，“當個作家沒什么不好，可是，如果別人只能通過我的作家身份來認識我，那才是我的不幸。”

在1931年一無所有、疾病纏身地離開非洲時，凱倫想好了要寫一寫她的非洲。當作家并不是她一直懷揣的夢想，而是在走過一段人生時，順手撿起來的一個新的身份。

寫非洲的什么呢？寫非洲是如何消耗她的青春與健康的嗎？假如凱倫只想著把自己的冒險、受挫和衰退，變成一個能賣好價錢的故事，那么，我們就讀不到《走出非洲》了。這是一本啟示和發現之書，也是成長之書。凱倫寫的故事可能有虛構，但故事背后的探尋——對自己從抵達到離開這整個過程的意義的探尋，始終是真的。

在凱倫離開非洲前，土著人用土風舞來為她送別，上百人都到場了，盛況空前。年輕人炫露繪著條紋的身體，戴著黑羽毛編成的發冠，和自然界里各種毛色艷麗的雄性動物沒有區別；區別在于老人：凱倫專門注視那些老人。平時，這些老人都是沉默、內斂、不張揚的，整天用皮毛、毯子裹著身子。但是現在，皮毛和毯子都不見了，凱倫說，他們仿佛在嚴肅地宣告某種令人生畏的真理。

老人緩緩地步入舞場，跳起舞來，沒有刻意地裝扮，單單是他們的存在，就令人難以忘懷。他們并不是一道景觀，在凱倫眼里，他們就是自己年輕、健美、充滿活力的歲月遠去的象征；他們也意味著，非洲在她的腳下離去。一旦離去，就不會返回，可是這離去的動作卻是從容不迫的，是以特有的風度走上舞臺，而不是灰溜溜地、在別人的忽略和嫌棄中走個過場。

凱倫想到和他們共處的日子。她說：我曾與他們在一起，大家都稱心如意。——這句話，有一種不容你不相信的真實。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人，或許不容易了解一個道理，而土著人對此無師自通，只是不能表達：那個道理就是，無論人在世上做一些什么，他們都在反映自己和某種力量之間的關聯，這力量更高級，更深邃，像皮膚底下肌肉的纖維一樣無法看見，像斜著眼睛、嘲諷人類的神。

三

西方有一句諺語，叫做“笑是靈魂的葡萄酒”，意思是說，笑可以滋養靈魂。凱倫的笑，隨著她臉上的皮膚越來越脆，而讓人看著有些心酸。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一直陪伴著凱倫的非洲生涯，但她回丹麥之后，以及后來追隨她父親的腳步去往美國時，她就改聽爵士樂了。爵士樂中蜿蜒曲折的情緒，讓她重溫自己在非洲早些年里，真實的低落和憂傷。

美國有一位癡迷非洲的著名作家——海明威，他向美國人介紹凱倫的故事，對她推崇備至。《走出非洲》和凱倫的其他幾部作品，在美國廣受歡迎，但當1959年，凱倫第一次踏足美國時，她已病體難支，要靠人攙扶才能站起來。她瘦到只剩下70斤，在巡回講演途中，不得不住了一個禮拜的醫院。一個70斤重的成年人，哪怕只是保持微笑，也夠她累的了，可是凱倫一直面帶笑容，因為她談論的主題，離不開生活的樂趣。

在《走出非洲》這本書里，凱倫寫到一個聚會上，有一位老去的女士站起來說：我真想重過一遍生活，以此證明我沒有虛度。

凱倫說：我是這么想的，你不能說，讓我重過一遍，看看我是不是虛度了。我想，除非你覺得，生活真的應該過上兩遍，否則你就無法說自己不虛此生。

生活不是可以循環演奏的詠嘆調，而是一個完整的樂章，是交響樂或者五幕悲劇，也就是說，是一場真正的敘事。它不該重復。所以，只有自信沒有虛度的人，才可以說“我想再來一次”，而有這種想法，也正是由于，那沒有虛度的生活賜予了她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