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 又譯海耶斯）認為，后人類主義已不再是遙遠的地平線的云彩，而是迅速地迫近日常現實[1]26-27。誠如所言，隨著科技的發展，器官移植、人機分離、虛擬身體等科幻概念日漸進入人們的生活中，人機合體的賽博格成為可預見的未來。“后人類”意味著現代生命科學和醫療技術對身體和思維的干預不斷加深，使傳統意義上的物種和文化疆界變得模糊。西方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對“人”的定義面臨崩塌。自20 世紀60年代“賽博格”的概念被提出后，科幻電影中出現了豐富多彩的后人類身體想象。科幻文化中的賽博格形象可追溯到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小說首次探討了借助醫學技術創造出有機生命體的主題。在今天的科幻作品中，賽博格被用來泛指兼具人類和機器特征、人機混合的生物性存在。科幻小說、電影、游戲等各類流行文化實踐中描繪了人類借助基因改造、機械義肢和克隆技術，以超越身體極限的主題，其中人機融合、互動的想象更引發了關于后人類身份的探討。

科幻世界是現實社會的心理外延。后人類語境下的身體建構是科幻文藝作品重要的主題之一，是對人類生命形態的終極哲學追問。后人類科幻電影作為一種流行文化敘事類型，為理解科技的演變規律和發展趨勢提供了一扇窗口。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為，批判知識要有效地干預社會結構，就必須以某種敘事模式，通過間接的陌生化，讓人們反思自身的絕對局限性[2]。在當下流行文化敘事中，后人類身體想象構成了一個充滿矛盾、斗爭和協商的場域，隨著科技的進步，生物科學、醫學技術不僅刺穿了人類的身體，也侵入了人的思維，自然身體的技術化、物種界限的模糊帶來了“人的終結”的論調。后人類科幻中的身體敘事一方面允諾著技術與自然生命融合帶來的烏托邦愿景，而另一方面，被技術侵染后的怪誕、失控的身體意象也折射出對啟蒙人性喪失的恐懼。

一、后人類身體的哲學溯源

自17世紀以來，笛卡爾（René Descartes）開創的身心分離學說一直是西方文化主體建構的核心思想。身心二元論認為“思維/ 靈魂”在人的主體建構中占絕對支配性。代表著生物性的身體與象征著超驗性的意識被對立起來，意識具有自主選擇的能動性（agency），對主體的生成起著關鍵作用。西方現代哲學將身體與精神剝離開來，將精神凌駕于身體之上：“我們用不著肉體就領會它（精神）存在，而且我們可以否定任何屬于肉體的東西屬于精神。”[3]身體作為精神/靈魂的臨時居所，堪比上帝制造出的機器。人體器官的運作猶如機器的運轉。人的核心屬性被定義為“精神存在”，與身體所象征的“生物存在”相對立。理性與抽象特性賦予人類精神世界以超驗性，使得身體進入了漫漫長夜。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奠定了西方自由人文主義思想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身心二元論將人類精神置于宇宙中心的同時，實際上也默許人類對自然世界進行征服和開拓。由于啟蒙傳統中與思維對應的身體概念與“白人/ 男性/ 基督徒”形象密切關聯，而性別與種族的他者則被放逐于“自然世界”，與超驗性意識所主導的“文化世界”形成對照。身心分離傳統的身體觀確立了無標記的白人男性身體的核心位置，而他者的身體被編碼到人類身份之外[4]。

而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身體中發現了一種解放性潛力，人機融合的賽博格具有一種可塑性和流動性（fluidity），使得傳統意義上的生物學疆界變得模糊，從而挑戰了自由人文主義身體觀中的性別、種族預設[5]153-154。在后人類語境下，生物科學不斷入侵人的思維和身體，自然身體的技術化使身心二元論中“純潔”的人類主體性無法立足。如果說后現代理論的哲學追問，揭開了主客體二元對立中隱含的權力機制，那么后人類境遇更是將人們引向一種主客體關系的糾結：人越是希望與客體劃清界限，就越會與客體更加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后人類醫學技術挑戰了人們對身體、自我和他者的界定。器官移植正是因為模糊了自然與機器的邊界，因而引發了大眾對醫療技術的抵觸情緒。賽博格是醫學技術對身體改造的終極體現，因此挑戰著自由人文主義核心的二元對立——思維與身體、人與非人、自然與人工。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后人類思想論爭中，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和批判后人類主義（criticalposthumanism）。超人類主義延續了笛卡爾身心二元論的思想傳統，肯定人的精神的超驗性，并在賽博格身體中看到了新的自由主體潛能，即借助科技手段延續、拓展“自我”的能動性和意志，實現人對自我的超越。而批判后人類主義則認為人類的知識、行為體系都是一種社會構造，如福柯所言，人“不過是個近代的發明”[6]，終將被其他的理念和社會建構所代替。海勒、哈拉維等思想家都對啟蒙理性中的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發起了挑戰，認為自由人文主義的身體觀是西方狹隘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表現。因而，批判后人類主義表現出一種去中心化的文化訴求，要求重新審視“人”的主體性。而賽博格身體中蘊含著一種解放性潛能——不是借助技術繼承、發揚超驗的“人類”精神，把人從脆弱的肉身中解放出來，而是將身體從人類中心主義思維模式中解放出來，“在我們當下的技術媒介社會中尋找一種新的、替代性的政治、倫理能動性”[7]。

二、從身體機械論、后人類醫學到超人類主義

自工業革命以來，機械隱喻廣泛地存在于西方文化的身體話語中。“身體被視作引擎、電器或管道系統，用機械的語言來形容身體內部的工作機制。”[8]89 20世紀末的計算機技術飛躍更是使身體被想象為一個電腦系統。哈拉維就此指出，計算機身體隱喻使得人體被視為半機械化的，以至于疾病也被視作一種“通訊故障或通訊病”[8]89。身體機械論契合了身心二元論對精神的超驗性和身體的物質化的對立區分，人體被認為是由無數微小的可替換的部件組成的，如果有“部件”損壞，就可以通過機械技術進行修復和改良。這種思維在后人類技術語境下得到了進一步體現：“技術之于生物醫學的重要性無異于‘用機械來修復機械’……在高新技術醫學中，器官移植和人造器官的使用，如起搏器、人工關節和助聽器等，一方面受到這種意象的支持，一方面又加強了這種意象”[8]88-89。賽博格的核心理念正是醫學技術/ 機器對身體的直接介入，而當下的醫學也正是生物學、化學、藥理學、電腦工程甚至納米技術的交叉[9]114。

因此，后人類語境下，人的本質被視為一種技術性存在，而并非僅僅是生物性存在，因此，未來人類的演變實際上是與技術并行的。后人類醫學通過對身體的改良，來打破傳統意義上“人”的局限。“醫學所要實現的遠遠不止征服、控制疾病，而是超越疾病以提升‘人的本質’，改變‘自然的’生物物理狀態和心理健康狀態”[9]115。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創立的醫學研究公司Neuralink聘請了一些世界著名的神經科學專家，計劃研發超高帶寬腦機接口系統，來提高人類的記憶力和智力。公司的終極目標是通過技術從本質上“升級”人類，讓人類可以與計算機設備實現思想互動，與人工智能“共生”。2018年2月，在迪拜召開的世界政府峰會上，馬斯克在演講中表示，我們只有變成“賽博格”，才不至于淪為無用的人。而要繼續對經濟有價值，“生物智能和機器智能的融合”必不可少[10]。

于是，醫學的重心從以人為中心的醫患溝通，轉向一種人與技術的對話和互動。醫生的職能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后人類影視作品中就展現出這種醫學觀的流變：醫生形象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治病救人”的醫生，而是對身體部件進行修理、組裝或升級的“技師”。如2019年的漫畫改編電影《阿麗塔：戰斗天使》（Alita：BattleAngel）中，依德醫生對自然身體受傷的病人的治療方式就是幫助其組裝可替代的義體和機械零件；而2017年的漫畫改編電影《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中的歐萊特醫生則在實驗室中設計完美的賽博格身體，這樣的身體可以與人類意識形成完美融合，以挑戰人類的生理極限。

通過科技手段開發出完美的賽博格身體，從而拓展人類潛能，是自由人文主義在當代科技語境下的思想投射。超人類主義者認為，人類可以利用科技來超越當前的生存限制。高新醫學技術可以消除殘疾、疾病、痛苦、衰老甚至死亡等對人類生存和發展不利的因素。通過增強人類的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我們可以擺脫身體的限制和死亡的命運。馬克斯·摩爾（MaxMore，又譯馬克斯·莫爾）在《超人類宣言》（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一文中說道：“成為后人類，就意味著超越‘人類狀況’定義中的負面效應和局限。”[11] 作為一種國際性的科技文化運動，超人類主義設想通過醫療技術來改良自然身體，實現一種“形態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并以超越、戰勝死亡為其終極目標。在超人類主義者看來，現代科學雖然以認識、應用自然規律為基本方法論，其終極目的卻是超越、戰勝自然對人類的限制，而后人類將免受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局限，擁有著更廣闊的身體自由。

可見，超人類主義哲學融匯了自由人文主義的樂觀進取精神和身體機械論的技術理念，將賽博格身體視為超驗性意識的技術化延伸。人的價值在于不斷對自我的極限進行超越，而超人類主義正是試圖通過醫學科技來實現人對自我的超越。人類向后人類的過渡被視為從童年進入成年，是人類進化中理所當然的下一步。

超人類主義技術設想肯定了后人類主義身體觀，然而，這種思維模式依舊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之上，并未對其核心價值以及二元對立結構進行質疑和反思，而是想象出一個人類與技術融為一體的烏托邦未來。這種技術主義邏輯試圖通過技術改進、凈化人類身份，創造出更新、更強的人類物種，以擴大和增強人類功能，使之在未來技術語境下更高效地運作。就此而言，后人類并非人的終結，而是在當下技術話語中形成了“生命的去物質化和存在的意念化”，從而大大拓展了人類意識的領域[12]。21世紀以來層出不窮的銀幕超級英雄形象就是超人類主義的流行文化產物，西方個人主義神話借助科幻想象得到了延續。超級英雄們通過醫療科技和機械裝置增強身體能力，卻仍然保持著傳統意義上的價值理念。無論是靠藥物對身體基因進行改造（如美國隊長、蜘蛛俠），還是依靠機械設備對身體性能進行提升（如鋼鐵俠、蟻人），都體現出超人類主義視角下自然身體與技術的完美融合。

三、忒修斯之船：“技術人性”下的倫理困境

超人類主義提倡身體與技術的融合，在進步和理性的名義下通過醫療科學來超越脆弱肉身的局限，改進人類的智力和體力，從而實現消除疾病、延長壽命甚至戰勝死亡的目的。實際上，這種對未來“技術智人”（techno-sapiens）潛能的熱情，避開了一些本體論議題。超人類主義聲稱應當通過技術提升重塑“人的本質”，但卻對這個人類思想史上的終極哲學追問避而不談。在后人類語境下，人的本質到底是什么？經由技術改良后的賽博格人類必然要面對“技術人性”（techno-humanity）對傳統價值倫理的沖擊。而賽博格身體改造所催生的新身份又如何融入當下的社會環境中？

作為生命科學對象的身體，在現代科技的塑造、改進中，不斷挑戰著人類社會的傳統倫理價值。就現實文化語境來說，體外受精、心臟移植這樣的醫學科技打破了人們對身體局限以及對自我和他者界限的假定。賽博格技術是生物有機體與機器形態的融合，那么，主體如何將人工化的機械/ 生物器官融入自己的身體和身份認同中？由于移植替換了受體的身體功能，身體的習性、功能和感知發生了變化。這必然會模糊自我與他者、肉身與機械、人與動物的邊界，從而直接威脅到人作為存在主體的合法性。

后人類身體和身份的倫理思考可以追溯到一個古老的哲學迷思——“忒修斯之船”。公元1世紀時，希臘哲人普魯塔克（Plutarchus）提出這樣一個關于身份更替的問題：如果一艘船上的木頭不斷被更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這艘船還是原來的船嗎？這個哲學悖論也可以引申到對后人類身份的探討中：如果肢體和器官不斷被義肢代替，甚至大腦也被技術介入，那“人”還是人嗎？如果像馬斯克所言那樣，只有變成“賽博格”，才不會淪為無用的“人”，那么賽博格人類到底如何定義？如果醫學技術語境下的賽博格實現了人體與機械的完美結合，那么我們還可以理所當然地繼續著以“人”為中心的價值體系嗎？

正是基于對后人類技術人性的質疑和挑戰，海勒在賽博格的語境下，試圖重新看待“人”這一概念。她指出，后人類主體是異質性的混合體，其中囊括了各種科技、社會、政治元素，因此，后人類身份實際上是一種“信息的實體”（informational entity）[1]3，由各種異質成分構成，并不斷塑造著新的身份邊界。后人類身體敘事的核心是自然身體喪失所引發的焦慮感，因此，影視作品的賽博格敘事起到了一種文化實踐和協商的作用，一方面，賽博格身體意象意味著傳統文化疆界（自然/人工、人類/ 機器、技術/ 生命）的崩塌；另一方面，賽博格概念也有助于想象、探索出一種科技與人的生存狀況互相對話之下的、“人類”概念的新的疆界，從而對本質主義的人性概念提出疑問。

在《攻殼機動隊》中，被抹去記憶、置換義肢后的主人公米拉見到智能機器人時總會不自覺追問：自己的身份是否只是電子大腦和義體的結合，也許“自我”根本就不存在？雖然歐萊特醫生后來回答她說，身體無法定義自身，意識和靈魂（ghost）才是身份塑造的關鍵，然而這無疑又回到了笛卡爾式的身心二元論邏輯。而如果記憶是可以模擬、移植的，靈魂又何處尋蹤？同樣的身份追問也出現在《銀翼殺手2049》（Blade Runner 2049）中。未來社會批量生產出復制人為人類服務，為了給復制人創造一種情感參照，從而更好地控制他們，生產商將記憶移植到他們大腦中。復制人K 在得知自己身份的疑點后，踏上尋找自己的身份/ 靈魂之路，最后他發現自己的記憶是真實的，雖然那并非自己的記憶。因此，一個終極的哲學追問出現了：衡量人性（人類身份）的標準到底是什么？這些后人類科幻作品通過展現身體對個體意識和身份的塑造作用，將“人類身份”論爭引向了更為開放的“后人類身份”概念。海勒就認為，以生物基質形成的具身化（embodiment）是一種歷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意識雖然被視作人類身份和靈魂的標志，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啟蒙理性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幻想，意識只是進化中的突變，一個偶發現象。身體存在和電腦模擬、機械裝置和生物基質之間不存在本質區別[1]3-4。隨著科技對人的身體和意識的干預不斷加深，人類身份已經無法固守傳統意義上的穩定內在結構，而日漸趨于一種流動的、游牧式的建構過程。

自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漫游者》（Neuromancer）開始，科幻作品中的后人類醫學想象層出不窮，除義肢和器官移植之外，還包括身體植入芯片、大腦外部插口以達到人機互聯、遠程遙控。可以說，這種科幻潮流是西方個人主義神話在流行文化中的延伸。無論是自我用藥進行個體生理管理，還是人機結合的交互式生物技術，無疑都會使人從脆弱的自然肉身中解放出來。然而這種新的醫學身體話語必然會改變人類情感體驗和認知習慣，從而挑戰傳統健康和身體觀念，乃至顛覆既有的人文主義認知結構。在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哲學中，人類精神——“靈魂”賦予了人類主體性和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即依據道德判斷進行自由抉擇的能力。那么強化的賽博格身體是否會對人的道德能動性產生影響？如果如海勒所言，技術改造后的人的身份是一種信息化實體，由之產生的“技術能動性”（techno-human agency）就是一種異質成分的集合體，那么人的能動性是否已不再是自由意志的體現，而是技術的產物？這些疑問共同體現了“技術人性”造成的倫理失序。

對于此，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最早展開了文學想象。小說中，主人公弗蘭肯斯坦通過生化實驗創造出了生命，實現了無母創造生命的男性幻想。然而創造出的怪物雖然具有學習能力，但因似人卻非人的畸形身體，被人們所恐懼、排斥，而無法融入社會，在仇恨驅使下，怪物殺害了弗蘭肯斯坦一家，并隨后自焚。在其后的小說、影視作品中，技術創造下失序的身體意象不時浮現，折射出賽博格身體想象中蘊含的倫理困境，以及人類身體被非人、亞人類或未知物種等文化他者侵染所引發的恐懼。

《機械戰警》（Robocop）及2003 年版的《綠巨人》（Hulk）等影片就展現出技術/ 醫學改良后的身體失去控制從而引發的身份撕裂和倫理困境。在《機械戰警》中，警察墨菲在執行公務時被暴徒打死。科學家將他的大腦與機械身體結合起來，創造出配備高科技武器的王牌特警。在未來的機器城市底特律，被剝奪記憶的墨菲扮演著懲惡揚善的救世主形象，以他強大的機械身體挽救著一個面臨崩塌的社會。然而墨菲的賽博格身體卻退化到嬰兒狀態，只能靠服食嬰兒食品為生。片中也不時浮現出他的人性（記憶、親情、仇恨、創傷）和機械身體之間的矛盾，將觀眾引向技術社會中的人性異化。《綠巨人》中，受到伽馬射線強力輻射實驗的布魯斯·班納在發怒下，就會喚醒體內的神奇力量，變成失去自主意識的綠巨人，從而誘發超強的破壞力。綠巨人被技術侵染的身體體現了“人”的純潔性的喪失，他的混雜身份代表著終極的“后人類狀況”（posthuman condition）——科技不再是隨意被人類駕馭的工具，而是侵入人類身體和意識中，從而形成新的“技術—人類主體”（techno-humanentity）。

四、對話、協商：銀幕賽博格身份的流動

自1927年弗里茲·朗（Fritz Lang）的《大都會》（Metropolis）問世以來，在眾多科幻影視作品中，賽博格身體想象都攜帶著鮮明的歷史、文化色彩，而不同時代的想象也投射出社會對于技術、個人身份和主體性的態度變化。賽博格想象凝聚著現代社會對人機結合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技術化的賽博格身體在允諾著完美智力和體力的同時，也意味著“人”的純潔性受到侵蝕，西方人文傳統中被奉若圭臬的自由人文主義價值面臨崩潰；另一方面，賽博格蘊含的強大身體潛力也被視為對本質主義人文價值的延伸。這種人/ 機器的二元對立在賽博格敘事中創造出一種敘事張力，體現出不同的思潮圍繞“技術人性”主題進行的交流與協商。

如前所論，銀幕賽博格想象指向了后人類語境下人類的生存狀況，并對本質主義的“人”的主體性概念提出疑問。哈拉維將身份視作身份與主體性建構的關鍵因素，她指出：“身體不是被生出來的，它們是被制造出來的。”[5]208人的身體不但是自然演化的結晶，也受到社會規訓權力的作用。她認為，賽博格的身體可塑性也意味著其身份的流動性，因而挑戰著基于生物學之上的本質主義人類構想。哈拉維在流動賽博格身份中看到了一種解放潛力，認為賽博格標志著后性屬（post-gender）文化的到來，可以打破父權社會邏各斯中心的本質主義倫理偏見，從而擺脫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的性別設定。賽博格的出現并非意味著“人的終結”，而是使得人的主體性建構跳出了傳統生命政治學中的性別、種族偏見[5]151-152。

《攻殼機動隊》《阿麗塔：戰斗天使》同樣涉及了身體改造所引發的身份焦慮和倫理困境，而與男性超級英雄電影相比，兩部影片都探討了賽博格身體與女性身份的關系。正如哈拉維所言，賽博格身體的流動性挑戰了本質主義性別構想。康奈爾（R.W. Connell）指出，在父權文化下，男性通過鍛煉形成機器般有組織、強悍的身體，戰斗的狂喜得到贊美。男性注重行動，女性注重外貌，女性利用其“外表”，男性利用其“在場”[13]。而銀幕賽博格女性身體象征著“外表”與“在場”的結合，在二元對立的性別規范之間形成了對話與協商。一方面，賽博格女性跳脫了傳統性別的定義，她們的銀幕身體呈現一種對傳統男性氣質的操演，然而影片的女性身體奇觀被賦予一種時尚化、暴力化的視覺表征，從而避開了更深入的對女性身份的探討。這既是一種對女性的主體賦權，也是一種客體化運作。這種以男性凝視界定的理想化的女性氣質實際上仍然銘刻著傳統父權秩序下對女性性別身份的想象[14]。但另一方面，賽博格女性的身體奇觀又在一種“技術化怪怖”（technological uncanny）中挑戰著這種性別話語規訓。在《攻殼機動隊》最后的搏斗中，米拉強悍的賽博格軀體因用力過猛而崩裂，她體內的電線和機械零件傾瀉開來。《阿麗塔：戰斗天使》中也展現出主人公健碩的身體在搏斗中碎裂的恐怖意象。傾注著男性凝視的女性身體在毀滅意象中釋放出一種瞬間的“反凝視”（counter-gaze），指向了銀幕身體塑造中的性別權力機制。兩部影片中，主人公最后都通過自身努力，在視覺奇觀中摧毀對手，完成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對技術身體的把控。

21世紀后涌現出的，由漫畫改編而來的超級英雄電影（以下簡稱超英電影）代表了另一種自由人文主義與后人類議題的對話與協商。超英電影中大量涉及了基因改良、人機合體等醫學實驗對自然身體的塑造。其中也描述了技術介入所引發的身體失控和人格分裂，然而鋼鐵俠、美國隊長、蜘蛛俠等中心人物在經由身體改良后，卻仍然恪守著傳統價值理念。超級英雄們的賽博格身體雖然展現出一種模糊和流動性，但影片敘事和視覺審美卻都影射了傳統的二元對立式的身份塑造。技術改造過的后人類身體被呈現為兩種不同的視覺編碼，即善良的、自然的、與技術融合的英雄們，對應邪惡的、人工化的、被技術污染的反派。超級英雄們代表了技術與生命完美融合而形成的新的科技主體，而反派身上卻體現出對技術主體身份的焦慮。因此，超英電影的身體敘事試圖用一種傳統的本質主義框架來限制后人類思想的解放潛力。反面人物技術改良后失序的身體被妖魔化，而超級英雄們身上則體現出有序的、成功實現技術生物融合的“人”的身份。最終他們通過摧毀對手，展現出其身體優越性和男性氣質。這種“更強的力量帶來了更多責任”的超級英雄宣言，體現了一種保守主義的身份和身體政治——拒絕對技術主體性帶來的身份撕裂和倫理困境進行反思，而是意圖通過技術手段來延續并擴展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由此，超級英雄電影實踐了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將紛繁復雜的后人類論爭納入涇渭分明的傳統性別和種族身份表述中。在《鋼鐵俠》（Iron Man ）系列中，身體經由技術改良后的“鋼鐵俠”托尼·斯塔克竟然因此變得更為人性化了：他從一個冷漠自私的軍火販子轉變成了一個富有溫情、責任感和犧牲精神的公民。

究其淵源，賽博格身體凝聚著兩種對立的文化想象：“被侵染的”和“純潔的”身體。如果說機械戰警、綠巨人、米拉、阿麗塔的賽博格身體折射出“技術人性”帶來的不安和矛盾情緒，鋼鐵俠、美國隊長等超級英雄形象卻是對技術身體改造的理想化投射。超級英雄們在進步的名義下，借助科技來超越自然生命的局限。鋼鐵俠的機械身體和心臟使他變得更人性化、更完整，他對于機械身體裝備熟練的、近乎直覺化的運用，體現出自然身體和生命的完美的技術延伸，而反派對身體失敗的、不自然的技術改造則顯露出了其邪惡本質。另外，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超級英雄完美的技術化身體也傳達著美式霸權所推行的尚武精神，而正是后人類科幻語境賦予了這種身體邏輯正義性。于是，超英電影的身體想象實際上避開了對技術人性的深入探討，將后人類身份框定在本質主義的思想架構中。海勒將這種超人類主義邏輯與資本主義商品文化聯系起來，認為這種離身化超人想象“是對后人類主義精神的去語境化和簡化，這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最引人質疑的部分帶進了新千年”[15]。如其所言，在流行影視展現出的超人類身體奇觀中，身體在技術話語中被降格為物化的商品，反而使得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身體隱匿不見了。

五、結語

作為科幻文藝作品的核心母題之一，后人類身體敘事是對人類生命形態的終極哲學追問。身體作為主體性建構的關鍵因素，在后人類科幻電影中構成了一個話語交鋒、協商的場域。事實上，后人類身體蘊含的矛盾性早在其創始作品《弗蘭肯斯坦》中就已預示。作為對生命科學的原初想象，弗蘭肯斯坦的怪物體現出自由人文主義者通過科技創造完美身體的愿望，而其失控的身體意象也警示著這種危險欲望的后果。

在當下社會，雖然科技話語不斷沖擊著傳統身體和身份定義，自由人文主義思想傳統所推崇的超驗性的“人類精神”卻借助技術想象在流行文化中重獲生機。人們可以在與技術的融合中延續、拓展“自我”身份。在這個烏托邦化的科技未來想象中，人類與技術形成了一個新的主體，這個主體成了現代人的繼任者。究其根本，超級英雄敘事的深入人心，正體現出科技資本崇尚的超人類主義思維在當下社會的甚囂塵上。哈拉維等思想家在后人類身體想象中發現的文化解放意義，也日漸迷失于紛繁復雜的技術和消費話語中。正因如此，隨著“后人類”觀念從“遙遠地平線的云彩”逐漸迫近現實，在后人類身體中發掘出一種新的身份建構邏輯，無疑有助于彌合人類社會內部的紛爭。

通信作者：

林偉，廣州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講師，研究方向為英美小說研究、文化研究、電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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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科普創作評論》2024年第3期

排版：沈　丹

編輯：齊　鈺

審定：李紅林

來源 中國科普作家協會

轉載 高校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