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吳你看，胃竇部這里......”1976年1月8日深夜十一點半，北京醫院解剖室的日光燈管嗡嗡作響，病理科主任吳階平舉著鑷子的手突然僵在半空。手術臺前的白單子映得他臉色發青，助手湊近觀察鏡時倒抽一口冷氣——顯微鏡下成團的癌細胞正從胃部樣本里猙獰地擴散開來。窗外呼嘯的北風卷著雪粒，把玻璃窗打得噼啪作響。

這個場景后來被記錄在絕密的《周恩來病理報告》第17頁。誰也沒想到，三小時前還躺在病床上的總理，此刻體內竟有十二處器官發生癌變。更令人揪心的是，他右腎的腫瘤直徑足有5厘米，卻從未在生前檢查中被發現。

時間倒回1972年5月13日凌晨三點，中南海西花廳的臺燈還亮著。保健醫生張佐良端著尿檢報告在會客室來回踱步，茶幾上的龍井早已涼透。里間突然傳來周總理的咳嗽聲： “小張啊，是不是膀胱里長東西了？”門縫里漏出的燈光映著總理伏案批閱文件的側影，案頭那支紅藍鉛筆剛在《關于尼克松訪華接待方案》上劃了道著重線。

不得不承認，總理對病痛的敏銳遠超常人。當吳階平帶著協和醫院的專家團隊趕來會診時，他正在接見日本訪華團。外賓們沒人察覺總理握著茶杯的手在微微發顫，更不知道茶杯里泡著止血的中藥。直到送走客人，他才指著膀胱造影片問： “這個陰影，是不是像蔣介石當年搞的碉堡？”

有意思的是，總理的治療方案竟與臺海局勢產生微妙關聯。1973年1月那個雪夜，玉泉山治療室里飄著艾灸的焦糊味。護士長許奉生記得清楚，總理邊做電灼手術邊聽外交部匯報。當聽到 “西沙群島局勢緊張”時，他突然坐起身： “快，把地圖拿來！”嚇得主治醫師差點打翻手術器械。

這種不要命的工作節奏，讓癌細胞像野草般瘋長。1974年春的某次政治局會議，江青故意把文件摔得啪啪響： “總理臉色這么差，要不要休息啊？”總理笑著擺擺手，桌下的手卻死死攥著染血的手帕。散會后，秘書發現他西裝褲后襟洇著血漬——直腸癌轉移的征兆，就這樣被藏在了外交辭令之后。

要說最揪心的，還得數1975年3月那次結腸鏡檢查。主治醫師陳敏章舉著內窺鏡進退兩難，總理突然哼起《國際歌》轉移注意。當鏡頭推進到降結腸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新生的惡性腫瘤正在蠕動。檢查結束，總理卻催著要越南戰報，仿佛那截病變的腸子不是自己的。

在305醫院的最后八個月，病房成了第二個國務院。護士們常見這樣的畫面：輸液架掛著血袋，心電監護儀閃著綠光，總理趴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南海島礁。有次輸血針頭被文件刮掉，血珠濺在《政府工作報告》草稿上，他順手用紅筆圈成著重號： “正好，這段要重點修改。”

遺體解剖那晚，病理科的老式冰箱突然停電。吳階平急得滿腦門汗，突然想起總理說過 “特殊時期要節約用電”，苦笑著把樣本塞進窗外雪堆。取回時發現癌細胞在零下二十度依然保持活性，這個細節后來寫入腫瘤學教材，成為低溫醫學的重要案例。

追悼會當天，八寶山的松枝上結滿冰凌。鄧穎超接過解剖報告時，指尖撫過 “癌細胞轉移至骨骼”那行字，輕聲說： “恩來這輩子，連癌細胞都攔不住他工作。”寒風中，不知誰帶的半導體收音機突然響起總理錄音： “臺灣同胞們，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