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穿越回宋朝的汴京城，站在雕梁畫棟的青樓門口，老鴇笑盈盈地遞上一盞“花茶”，這可不是免費的迎客禮，而是進門的最低消費。

根據史料記載，宋朝青樓對新客收取的“點花茶”費用約為7文錢，聽起來不多，但換算成人民幣卻要350元。

若是想點一桌酒菜，再聽首小曲，費用直接飆升到“五貫錢”，相當于今天的2500元。

這還僅僅是“基礎套餐”，若是想見名妓，價格更是高得離譜。比如秦淮名妓陳圓圓，陪一頓飯就要5兩黃金，折合人民幣近2萬元。

別說普通百姓，就連當時的縣令一年俸祿也不過幾十兩銀子，這樣的消費水平，無異于今天普通人攢幾個月工資才能吃一頓米其林三星。

青樓的本質從來不是“煙花巷”，而是權貴的社交場。

唐代詩人白居易曾自嘲：“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

他作為朝廷官員尚且感慨俸祿微薄，普通百姓連溫飽都成問題，哪有余錢踏足青樓？

贖身費堪比一線城市買房

青樓中的女子分三六九等，頭牌花魁的身價更是令人咋舌。

明朝名妓董小宛的贖身費高達150萬人民幣，而陳圓圓被崇禎帝“買斷”時花費了2000兩白銀，折合人民幣約100萬。

即便是普通妓女，贖身費也要3萬至5萬人民幣，相當于當時一戶中等家庭十年的收入。

這種天價背后，是青樓精心設計的“養成系”商業模式。

許多女子自幼被買入青樓，學習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甚至模仿貴族禮儀。

唐代名妓“天水仙哥”初次登臺時，一位富家公子為見她一面豪擲百兩白銀（約合人民幣20萬元），卻連她的正臉都沒看清。這種饑餓營銷的手段，與今天的奢侈品限量發售如出一轍。

更殘酷的是，這些女子賺取的收入大多流入老鴇和背后權貴的口袋。

南宋《夢粱錄》記載，臨安名妓李師師“一曲纏頭金十千”，但到她手中的不過十之一二。

絕大多數妓女晚年病痛纏身，甚至無錢治病，最終孤苦離世。

賣女兒的錢只夠喝杯茶

青樓的繁榮，本質上建立在底層百姓的血淚之上。

明朝小說《醒世恒言》中，貧農王老漢為了給兒子娶親，將13歲的女兒以5兩銀子（約合人民幣6000元）賣入青樓。諷刺的是，這筆錢只夠富人在青樓點一桌中等酒席。

古代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讓青樓成為窮苦女孩的“終極歸宿”。元朝法律規定，罪犯妻女可被充為官妓；明朝災荒年間，河南一帶“人相食，鬻女不過斗米”。

這些女子一旦踏入青樓，便如墜入無底深淵。即便是才貌雙全的花魁，也難逃“年老色衰價自減”的命運。

清代筆記《板橋雜記》記載，秦淮河畔曾紅極一時的名妓馬湘蘭，晚年“獨居破屋，以丹青易米”，與年輕時“一曲千金”的盛況天差地別。

一頓飯吃掉百姓十年糧

與窮人的悲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達官顯貴在青樓的一擲千金。

明朝禮部尚書之子王景隆，為獨占名妓玉堂春，一年內揮霍3萬兩白銀，日均消費82兩（約合人民幣2萬元）。

北宋權臣蔡京舉辦一場青樓夜宴，僅裝飾用的龍涎香就價值3000貫，足夠買下汴京半條街的商鋪。

更荒唐的是，這些開銷往往來自民脂民膏。

南宋將領張俊，一邊克扣軍餉，一邊在臨安青樓豪擲千金，還得意洋洋地寫詩：“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

而彼時的農民正因賦稅過重“質妻鬻子，哭聲震野”。這種畸形的消費文化，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真實寫照。

青樓的真相

盡管文人墨客將青樓美化為“風雅之地”，但剝開詩詞歌賦的包裝，內里盡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

唐代法律規定，官員不得狎妓，但宰相杜牧卻公然寫下“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柳永因科舉落榜流連青樓，看似瀟灑，實則“貧病交攻，殯無余財”，死后靠妓女湊錢下葬。

青樓的存在，暴露了古代社會最殘酷的真相：才華抵不過出身，美貌敵不過權勢。

當窮人為一口飯賣兒賣女時，權貴卻在青樓用黃金堆砌風月幻夢。這種扭曲的價值觀，直到今天仍然可見一斑，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從不在于頂層人群的奢侈享受，而在于底層百姓能否活得有尊嚴。

站在歷史的長河回望，青樓從來不是才子佳人的浪漫舞臺，而是貧富差距的放大鏡。

當我們在影視劇中看到“唐伯虎點秋香”的戲碼時，不妨想一想真實的歷史。

那些被稱作“佳人”的女子，或許正為明天的飯食發愁；那些吟詩作對的才子，也可能因付不起酒錢被趕出青樓。

下一回再聽到“古代青樓多風雅”的說法時，你大可以冷笑一聲，風雅是假，吃人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