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舉手一投足，就可能跟過去搭上線。你以為你舉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實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戲中的手和足，它們?nèi)痪€上的老相好操縱，這老相好，就是歷史。

歷史少的民族，了解他們就比較簡單，很多事情，從層面入手，便八九不離十；但對背著歷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國民族，要想這樣取巧，就絕對不行。從取巧得來的了解，只是霧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沒看清楚，又了解到那兒去？

所以，了解中國人干的事，一個重要步驟是：必得先跟歷史搭線，從歷史脈絡(luò)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現(xiàn)在試用娼妓問題，做一個例子。

中國民族職業(yè)分類，大類是士農(nóng)工商，中類是三百六十行，小類沒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業(yè)。粉飾家不愿承認這種靠粉飾賣人肉的行業(yè)是一種行業(yè)，其實粉飾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過前者粉飾靈魂出賣；后者粉飾肉體出賣。后者的職業(yè)道德遠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認有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飾的行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現(xiàn)在粉飾中的賣人肉行業(yè)，形式上只妓女戶，骨子里卻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廳、地下舞廳、理療院、和馬殺雞興起的理發(fā)廳。我們細察這些粉飾中特色，窮本溯源，會有“手足之情”式的發(fā)現(xiàn)，就是：現(xiàn)在妓女戶與酒家等的演變，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與固有文化貌合神離，有的與固有文化貌離神合。它們在許多方面，蔚為中國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興嘆。

“公營企業(yè)”－－以充國用

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確屬中國文化的特色。例子是：有誰想得到－－娼妓在中國，竟是“公營企業(yè)”！

中國最早的娼妓，是最早進入制度化的一種行業(yè)。管仲治齊國，就設(shè)有“女閭”，女閭就是公娼－－不是公家準許的窯子，而是官辦的窯子。這是中國最早的“公營企業(yè)”，開辦目的，是增加國庫收入。《堅瓠集》續(xù)集里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這就是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經(jīng)費來源，部份卻是吃軟飯吃來的，實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說沒有管仲，他要披發(fā)左衽（右邊為任字），變成外國人了，這么推論，使中國國泰民安，身為“女閭”的人，以血肉之軀，“以充國用”，的確功不可沒。雖然她們的痛苦如何，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管仲時代妓女的主要來源，是奴隸，就是所謂“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繩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營企業(yè)，這種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國持續(xù)極久，《吳越春秋》說“越王句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游之，以娛其意。”就是官妓。《萬物原始》說“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說齊廢帝“每夜輒開后堂，、、、、至營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來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屬－－古代的人權(quán)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一個人犯罪，常常連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給宰了，妻女則淪為官妓。

二、奴隸買賣－－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國多；但在時間持久上，比中國短。中國買賣奴隸，有過“與牛馬同欄”的大場面，人變成牛馬，還有什么可說？

三、墮入風塵－－是變相的一種人口買賣，只不過被買賣的，原屬良家婦女。《北里志》所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就是這一類。

因為公營，所以官方設(shè)有專門的機構(gòu)。這種機構(gòu)，在唐朝先屬“太常”，后屬“教坊”，由“樂營”管轄。《云溪友議》記有“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的一個特例，是兩個信釋道大官的德政，反證了當時“樂營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沒有肉體自由，是和沒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為沒有自由，所以任憑處理，前程莫問。漢朝本來對“群盜妻子”發(fā)配為營妓的，但是李陵行軍時，發(fā)現(xiàn)她們，就一律給殺掉；宋朝平北漢，北漢“獻官妓百余人于宋”；勝利者意猶未足，還“奪其婦女隨營”。宋朝的官妓，從寬錄取，不但把罪人家屬當公娼，甚至把良家婦女“系獄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決的）都派上用場！甚至公然去搶來，逼良為娼！或者乾脆誣陷良民為盜匪，以便將家屬收為官窯子！更妙的是：王安石變法時，一切都公賣，酒是其中之一。為了賣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賣酒用妓作樂”！《都城紀勝》書里說：

“官庫則東酒庫、南酒庫、北酒庫、上酒庫、西子庫、中酒庫、外庫、東外庫，每庫皆有酒樓。若欲美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脫。須是認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這就是酒家的前身。現(xiàn)在中國人很難知道：酒家原來是官辦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銷政府造的酒，“以充國用”。這是一位立身謹嚴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別人請他吃飯以妓作陪時候，拒絕入席；但他卻和管仲一樣，為了“以充國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見”，使政府大吃其軟飯。這些大政治家的舉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諺語－－“偉大的人有偉大的錯誤”。

難乎為“妓”－－以充文用官妓演變到明朝，有了嚴格的發(fā)展，《國初事跡》記明朝公娼情形說：

“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王迪管領(lǐng)，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許入院。只容商賈出入院內(nèi)。”這是很清楚的“公務(wù)員金字上酒家”模式。但這種禁令有效嗎？《五雜俎》的記錄，有了以下真相：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輒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軔（左邊為牛）里干（門中干字）。又有不隸于官，家居而賣奸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shù)矣！”這段文獻，透露了兩種“家居”情況：第一種家居，是“縉紳”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應(yīng)召女郎；第二種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館式私娼，兩種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五雜俎》書里又提到“京師教坊官收其稅錢，謂之脂粉錢”的話，說明明朝政府仍在吃軟飯。政府立場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務(wù)員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堯山堂外記》收有明朝三“楊”開泰的宰相（楊榮、楊士奇、楊傅（左邊三點水））聯(lián)袂狎妓的故事：

“三楊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極巧慧。一日，令侑酒，眾謂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進見，問來何遲？對曰：‘看書。’問何書？曰：‘烈女傳。’三閣老大笑，曰：‘母狗無禮。’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侯）。’一時京中大傳其妙。”連當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條子，所謂禁令禁令，又在那兒？

其實，明朝這種知識分子與妓女的情孽，本是淵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為流行。唐朝知識分子以走動秦樓楚館為正業(yè)之一，從元白到李杜，無一例外。在杜牧的詩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飲贈官妓”“娼樓戲贈”的作品，從這些結(jié)果看，中國娼妓不但達到了“以充國用”的特殊效果，又給中國飲酒作樂的知識分子“以充文用”，風化出他們筆下的文學(xué)。流風所及，中國文人幾乎無一不跟娼妓飲酒作樂，寫詩漫愛。這種“飲酒作樂”的特色，本來是“酒家”與“妓女戶”二合一的，到了現(xiàn)在，形式上已經(jīng)一分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時代，已經(jīng)完全遠去，中國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設(shè)想了！

“飲酒作樂”不但是中國娼妓業(yè)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業(yè)的遠流，就從飲酒作樂而來。中國古代沒有“娼”字，娼字是六世紀才出現(xiàn)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樂，“倡優(yōu)”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來來個細胞分裂，人字旁變口成為“唱”（純音樂），變女成為“娼”（純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樣的部份，只做為“提倡”“倡導(dǎo)”來用－－自己不介入聲色場所，清高起來了。

中國娼妓的語源，既然一開始就“窮聲色之娛”，外加飲酒助興，所以，在稱呼方面，就有“聲妓”、“歌妓”、“酒妓”、“飲妓”、“酒糾”等名目，這些名目所象徵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華只此一家。

內(nèi)外難分－－以充家用

因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來的歷史，自然也就別無分號。中國歷史中，有一種“家妓”。家妓是養(yǎng)在豪門中的妓女，算是自備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還沒有資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兒子，才有資格做姨太太。兩晉南北朝時，家妓最多：

《宋書．沈演之傳》：“奢淫過度，妓女數(shù)十，聲色放縱。”

《宋書．杜驥傳》：“家累千金，女妓數(shù)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宋書．范曄傳》：“家樂器服玩，并皆珍麗，妓妾亦盛飾。”

《北史．夏侯道遷傳》：“妓妾十余，常自娛樂國。”

《北史．高聰傳》：“唯以聲色自娛，有妓十余人。”

《南史．張懷（玉旁）傳》：“居室豪富，妓妾盈房。”因為家妓成風，所以許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猶似墜樓人”主角綠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這種史實，只有中國才有。

別以為家妓只是豪門自己的規(guī)矩，其實是依法有據(jù)的。唐朝法令規(guī)定：“三品以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以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鐘磐樂師。”可見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開“妓女戶”“歌舞班”玩。相對的，官不夠大，自然就不能亂開。《南史．王宴傳》：“宴從弟詡，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以畜妓免官，禁錮十年。”就是一個教訓(xùn)，－－女人豈是你玩的！

由于窯子開到家里，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發(fā)生了，就是古今名稱的混亂。現(xiàn)在人稱自己太太做“內(nèi)人”，如果這位太太是“從良”了的，倒真名符其實。原來唐朝稱妓女叫“內(nèi)人”。《教坊記》里說：“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nèi)人。”張佑的詩說：“內(nèi)人已唱春鶯囀，柳枝磋磋（單人旁，醉后起舞貌）輕舞來。”都特指妓女。可見從“家妓”觀點看，妓女倒真正是內(nèi)人，老婆反真正不內(nèi)。要內(nèi)，至多也該叫“內(nèi)子”。內(nèi)子照《禮記》、《左傳》等解釋，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書言故事》、《頻羅庵（廣改為草頭）遺集》等解釋，卻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卻又明明該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于是老婆又變成丈夫，女的變成男的，又勢難成立。這種的內(nèi)外難分，使人感到：現(xiàn)代人向人介紹自己老婆是“內(nèi)人”的時候，無異同時告訴人自己是“龜公”，是“大茶壺”。兩位男士互相介紹自己內(nèi)人的時候，就同時是兩只“龜公”，兩把“大茶壺”。三人四人，五人六人，自然依此類推，不在話下。這些謔畫，都因為古人將妓女“以充家用”，引為內(nèi)援。以致自外入內(nèi)，將內(nèi)見外，鬧到安內(nèi)為難，攘外亦不大易，俯仰一世，龜壺而后已，悲夫！

以上所舉中國娼妓“以充國用”、“以充文用”、“以充家用”三種特色，都和后代有微妙的脈絡(luò)關(guān)系，有不可思議的“手足之情”：不論是一種制度，不論是一種民俗，不論是一個名詞或一條禁令，都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意想不到的關(guān)口，被古人“含情脈脈”。

中國民族太古老了，從青史看青樓，雖然紅袖香銷，可是卻殘顏難褪，一段青樓的青史，使我們看到幾番血色，多少蒼白！真令人掩卷。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李敖:《且從青史看青樓》，

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