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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廬｜五一特輯·READING BOOKS

在“金錢萬能”的法則下，還有什么是金錢買不到的？

阿爾伯特·溫格在《資本之后的世界》中提出，人類正經歷第三次文明躍遷——從工業時代邁向知識時代，核心矛盾已從“資本稀缺”轉向“注意力稀缺”。工業時代的機器依賴石油，而知識時代的“機器”（人類大腦）依賴注意力。

價格機制在注意力分配面前徹底失效——在算法推薦、短視頻和社交媒體的狂轟濫炸下，我們的注意力正被不斷切割、消耗，甚至“劫持”，市場無法為“該關注什么”標價。

葦草智酷創始合伙人、信息社會50人論壇執行主席段永朝認為《資本之后的世界》是“一本寫給清醒者的生存指南”，指引我們重建知識時代的人文主義。

溫格提出的“注意力破局之道”給我們啟示：經濟自由（擺脫“打工糊口”的束縛）、信息自由（打破知識壟斷）、心理自由（用正念訓練對抗信息過載）。

假期，或許是逃離這場“注意力爭奪戰”的最佳時機。我們至少可以實現短期的“心理自由”：關閉推送，減少刷屏，用深度閱讀、冥想或與自然相處的方式，讓大腦從“多巴胺刺激”中解脫出來。

這個五一，湛廬君將為你帶來五期「深度共讀」，與大咖共讀好書，提升認知。今天的「深度共讀」時間，我們是時候思考：真正的自由，始于對注意力的掌控——而這份自由，或許正是未來時代最珍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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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數字荒漠中的綠洲

——《資本之后的世界》推薦序

段永朝

葦草智酷創始合伙人

信息社會50人論壇執行主席

阿爾伯特·溫格的這本書，書名很樸素，但很有嚼頭。

《資本之后的世界》，無疑是一本關于時代的“預言書”。作為300年資本主義驚心動魄歷史中的主角，“資本”與一系列關鍵詞有關，比如財富、繁榮、壟斷、冒險、貪婪、剝削、骯臟，等等。或褒或貶，資本都無可避免地成為人們談論、思考、追逐和攫取的目標。

然而，時代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資本之后的世界里，何者將走向舞臺中央，成為替代資本的“文明級躍遷”的核心觀念？阿爾伯特·溫格的答案十分簡潔：注意力。

人類的第三次文明躍遷：

從工業時代邁向知識時代

阿爾伯特·溫格在《資本之后的世界》中拋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人類正經歷第三次文明躍遷——從工業時代邁向知識時代，而這場轉型的核心矛盾已從“資本稀缺”轉向“注意力稀缺”。他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說：“工業時代的機器需要石油，知識時代的‘機器’（人類大腦）需要注意力。”

溫格將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關鍵節點——這一歷史分期方法已成為眾所公認的定論，即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數字革命三個階段。在溫格的論述中，農業革命致力于解決食物稀缺問題，但催生土地爭奪；工業革命致力于解決土地稀缺問題，但轉向資源競爭、資本積累；數字革命則在經濟繁榮、資本過剩之后，將注意力爭奪變成新的戰場。

在這場被作者稱為“文明躍遷”的巨變中，從“資本”到“注意力”是數字革命驅動下的變革核心。這一躍遷的根本動力是數字技術的兩大特性：其一是零邊際成本，信息復制幾乎免費，“知識可以喂飽世界”；其二是計算普適性，AI能完成任何可計算任務，“創造力不再是人類專利”。零邊際成本的觀念，經過20多年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社交網絡、分享經濟的洗禮，廣大消費者已經耳熟能詳。相比之下，“計算普適性”這一新特征，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可能還只是個概念。

雖然我本人對“一切皆計算”中的“算法決定論”色彩表示反對，但“計算普適性”這個概念很好地柔化了這種色彩。未來算法、算力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是毫無疑問的。打個比方來說，20年前3G時代的消費者，很快接受了“流量費”的概念，并且個人支出的流量費很快就超過了通話費；6G之后，一個新的費種“算力費”可能呼之欲出，并超過流量費成為“計算普適性”的佐證。

為什么金錢買不到注意力？

溫格所提的問題，進一步下探到這一波“文明躍遷”的核心：為什么數字革命的文明躍遷，是從資本轉移到注意力？為什么在資本主義時代“金錢萬能”的法則下，金錢買不到注意力？

溫格尖銳地指出：“價格機制在注意力分配面前徹底失效。”比如，氣候危機的緊迫性遠超公眾認知，并非因為錢，而是“人類集體注意力被短視頻、熱搜和算法推薦劫持”。市場擅長為石油定價，卻無法為“該關注什么”標價——畢竟，“沒人能靠刷手機解決氣候變化”。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溫格深邃的洞察并非只是源于其敏銳的思想，還是因為他長期浸淫在硅谷，長期從事高科技風險投資、管理與科普寫作，在AI再度卷土重來，在智能科技引爆全球的重要時刻，用自己的語言作出了全新的概括。就像赫拉利在著名的全球暢銷書《人類簡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樣。

“注意力經濟學”的概念，最早由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兼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于1971年提出，當時他寫到，在信息豐富的世界中，注意力是稀缺的：（在）信息豐富的世界里，信息的豐富意味著其他東西的匱乏：信息消耗的東西的稀缺。信息消耗的東西相當明顯：它消耗了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豐富造成了注意力的匱乏，需要在可能消耗注意力的過多信息源之間有效地分配注意力（《為信息豐富的世界設計組織》，1971）。

西蒙指出，許多信息系統設計師錯誤地將他們的設計問題表示為信息稀缺而不是注意力稀缺，結果，他們構建的系統擅長向人們提供越來越多的信息，而人們真正需要的是擅長過濾不重要或不相關信息的系統。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蒙將“信息過載”問題描述為經濟問題，這一觀點在分析信息消費時越來越受歡迎，當時美國管理學家托馬斯·H.達文波特和美國粒子物理學家邁克爾·戈德哈伯等分別采用了“注意力經濟”和“注意力經濟學”等術語。

在過去30年互聯網發展的歷程中，基于注意力的交易取代傳統交易成為創新經濟體系爭論的焦點。例如，戈德哈伯在1997年發表的《注意力經濟：網絡的自然經濟》（Attention Economy: The Natural Economy of the Net）中預言：“信息過剩時代，注意力才是硬通貨。”

這一洞見在隨后的三次技術浪潮中不斷被驗證：其一是PC互聯網時代（21世紀前10年）：門戶網站爭奪“眼球”，點擊量=廣告費；其二是移動互聯網時代（21世紀第二個10年）：APP推送爭奪“碎片時間”，人均每天屏幕使用超5小時；其三是算法霸權時代（21世紀第三個10年：TikTok用“神經劫持”設計，讓用戶日均刷視頻達到10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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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知識時代的人文主義”

對“注意力”的關注，終于到了這樣一個緊要的歷史時刻，再也不能將其作為一個普通的日常術語了。順便說，1998年，我在北京舉辦的一場互聯網高峰論壇上，以“注意力經濟”為題發表演講的時候，臺下坐著雷軍、周鴻祎等后世大咖，在當時.com甚囂塵上的年代，“注意力”與“粉絲”、“明星”效應將取代傳統的營銷理論的觀點，在中國網民數量僅為210萬人的那個時期，顯然太超前了。

溫格的思想，正是對持續50年的“注意力關切”的系統性回應。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1970）中批判“符號消費”時，他或許沒想到，今天的算法已能將“符號”精準注入每個人的注意力管道——你刷到的每條視頻，都是平臺對你“人性弱點”的算法解剖。

美國傳播學家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1985）中警告：“電視讓一切公共話語以娛樂方式呈現。”而在算法時代，問題更嚴峻——不是“娛樂化”，而是“注意力永動機”。當AI能無限生成抓眼球的標題、圖片、視頻時，人類大腦就像“遇到糖果廠的老鼠”，在多巴胺刺激中走向理性癱瘓。溫格指出：“我們正在用數字技術制造一個反烏托邦——越智能的工具，越讓我們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

人們不能忘記，15年前大行其道的共享經濟，成就了“共享經濟的悖論”：時間共享，注意力壟斷。優步、愛彼迎等共享經濟先鋒，標榜著“共享閑置資源”，但溫格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人們用“共享”換來的碎片時間，最終被平臺轉化為注意力商品。外賣騎手在算法調度中爭分奪秒，用戶則在等餐間隙刷短視頻——共享經濟沒有解放人類，反而讓注意力剝削更為隱蔽。

正是基于這樣的深切體驗和深入思考，阿爾伯特·溫格提出了“注意力的破局之道”，就是擴展“三大自由”。

一是經濟自由：通過從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設計層面，大規模普及“全民基本收入”（UBI），讓人從“打工糊口”中解放出來；

二是信息自由：各國政府通力協作，制定全新的數字產權和數字治理體系，打破知識壟斷，“維基百科式共享”應成標配；

三是心理自由：用正念訓練等精神生活對抗信息過載，“別讓大腦變成算法的殖民地”。

溫格所提的“正念訓練”以保持心理自由特別富有新意。他強調：“知識時代的人文主義，不是鼓勵自私自利，而是通過批判性思維，讓80億人共同決定人類往何處去。”

非常巧合的是，最近幾年火爆異常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特別是2025年春節期間全球爆燃的DeepSeek R1，讓“注意力”這個名詞有了全新的內涵。

2017年，谷歌的一個團隊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論文，論文題目叫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結合論文的內容，中文題目可以翻譯成“無需旁騖，唯需專注——基于注意力機制的神經網絡架構研究”，正是這篇論文所提出的“注意力機制”，徹底改變了AI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軌跡，成為催生ChatGPT、DeepSeek等諸多大語言模型的重要推手。

通俗地說，AI大模型中的“注意力機制”，恰似人類學習中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這種兼顧局部與全局、貫通短期與長期的注意力機制，讓AI仿佛瞬間跨越了認知鴻溝，擁有了超凡的計算、推理、多模態內容生成，甚至惟妙惟肖的理解、會通能力。

很自然地，在機器已經越來越逼近人類擁有的能力和智慧的時代，人類原生的注意力，還有什么獨特之處嗎？這也正是我在閱讀這本書，看到溫格提到“心理自由”時，內心由衷的贊許和會意之處。

最近有一項跟蹤大學生一個學期的研究課題，內容是對比使用AI工具和不使用AI工具的學生，短期和長期學習能力和效果的變化。結果頗有意味：短期來看，使用AI工具可以大大提升獲取高分的能力；但長期來看，過度依賴AI反而弱化了學生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這或許就是溫格十分看重“正念訓練”，以保持對注意力本身的駕馭能力的關鍵。

“數字時代“清醒者”的生存指南

在我看來，這部書的推薦理由只有一個：這是一本寫給“清醒者”的生存指南。

作者對高科技呼嘯而至的數字時代作出了清醒的診斷，以深切的人文關懷戳破科技烏托邦幻覺。當硅谷大佬們高呼“元宇宙是未來”時，本書像一盆冷水：“如果連現實世界的注意力危機都解決不了，虛擬世界只會是放大鏡。”作者用AlphaGo的例子說明：“AI在圍棋中展現的‘創造力’，恰恰證明人類引以為傲的思維能力，可能成為首個被機器攻陷的堡壘。”

作者在書中沒有空談理論，而是給出可操作的三條轉型路徑，提出適合每個人的務實方案：從“打工人”到“知識創造者”。這三條方案分別是：在個人層面，用“數字斷食”對抗算法，每天留出2小時深度思考；在社會層面，推動“知識共享協議”，讓學術論文、技術專利走出高墻；在文明層面：建立“人類注意力理事會”，像管理石油儲備一樣規劃注意力分配。

縱觀全書，作者充滿人文溫度，立志在機器時代捍衛人性。在討論區塊鏈、AI時，溫格始終強調：“技術必須服務于擴展人性，而不是壓縮它。”他呼吁重建“知識時代的人文主義”——不是否定技術，而是用技術放大人類的同理心、創造力和集體智慧。令人快慰的是，在書中讀到了作者對“意義”的強調和重視。這也正是我在過去10多年里，在各個講壇、論壇上，討論“意義互聯網”的核心問題。溫格的表述是這樣的：“當我們能用AI診斷所有疾病時，最該治愈的其實是人類對意義的饑渴。”

在“意義”的角度，溫格描繪了連接經典與未來的思想坐標。讀者能在書中看到哈貝馬斯“溝通理性”的當代實踐、赫拉利“人類敘事”的技術解構，甚至《黑客帝國》的哲學隱喻。但它絕非學術縫合怪，而是用出租車司機都聽得懂的語言，講清“為什么你總想刷手機”背后的文明級變量。

這本書最震撼的啟示在于：我們不是數字時代的原住民，而是首批面對“注意力生態崩潰”的探險者。當算法用15秒視頻重塑人類神經回路時，溫格像一位現代先知，提醒我們：“你可以選擇繼續當算法的打工人，或者，成為知識時代的造物主。”

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之后的世界》不僅是一本數字時代重要的著作，更是一份關于人類如何免于精神貧困的宣言，這個宣言中的最強音就是：在注意力荒漠中尋找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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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劃：蘆丁

編輯：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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