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薛蟠是呆霸王，紙老虎，妻子夏金桂是真老虎，實打實的悍婦。 二人結婚后，迅速上演了悍婦馴夫，悍婦攪家現象。

夏金桂如此強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夏金桂的價值觀顛覆了傳統束縛。

封建禮教對婦女的要求集中體現在"三從四德"的行為規范中，尤其是對婆婆、對丈夫、對小姑子的恭敬，被視為媳婦最基本的美德。

縱觀《紅樓夢》，即便是王熙鳳這樣的潑辣人物，在婆婆邢夫人面前也要謹小慎微，恪守做媳婦的本分。即便婆婆刁難，也不敢出聲。

不僅是婆婆，即使對小姑子，王熙鳳也不敢得罪。抄檢大觀園時，探春對王熙鳳一頓輸出，王熙鳳一直陪著笑臉，然后伺候探春睡下，才敢離開。

王熙鳳對丈夫賈璉也一樣，賈璉偷情，在背后，王熙鳳敢叉腰大罵賈璉，打第三者。一旦有人來了，王熙鳳就示弱，不再霸道。賈璉見人來了，反而來了本事，假裝要殺王熙鳳。王熙鳳要給賈璉留面子，這是做妻子的本分。

這就是劉姥姥說的禮出大家。

王熙鳳畢竟是伯爵府出來的姑娘，接受了嚴格的婦德培養，總是自覺地遵照古代賢妻的標準行事。

夏金桂卻徹底顛覆了婦德。夏金桂心中沒有那些條條框框，沒有所謂的婦德，因此她對婆婆薛姨媽也敢大呼小叫。這種對封建禮教的公然蔑視，使她成為紅樓女性中的一個異類，也造成了與薛家成員的持續沖突。

夏金桂的價值觀念，本質上是一種極端自我中心主義。她"愛自己尊若菩薩，窺他人穢如糞土"，這種世界觀使她完全無視傳統的社會角色期待。

在她眼中，媳婦對婆婆的恭敬、妻子對丈夫的服從都是無謂的束縛，唯我獨尊，才是最高準則。她可以毫無顧忌地想啃雞骨頭，就啃雞骨頭；想喝酒，就喝酒；想罵人，就罵人；想鬧騰一頓，就大鬧一場。這種價值取向與薛家乃至整個賈府所標榜的禮教規范形成尖銳對立。

耐人尋味的是，夏金桂的自我中心主義有其產生的社會土壤。作為壟斷皇商——桂花夏家的獨女，她從小生活在商業環境中，而商業文化本就比農耕文化更強調個人，而非集體；更強調獨出心裁，而非循規蹈矩；更強調爾虞我詐，而非老實本分。

同時，夏家"寡母獨守此女"的家庭結構，使她無需像傳統家庭中的女兒那樣學會妥協與服從。這種商業背景與家庭結構共同塑造了她獨特的價值觀，使她成為封建禮教社會的叛逆者和掘墓人。

薛蟠的價值觀念則呈現出矛盾性。

一方面，作為封建家族的繼承人，他理應維護傳統禮教秩序；另一方面，他的實際行為卻常常違背這些規范——好色、暴力、不負責任。

這種言行不一，使他既無法以道德權威壓制夏金桂，又缺乏真正的現代意識，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當夏金桂挑戰家庭禮法時，薛蟠既不能像傳統丈夫那樣維護家庭秩序，又不愿完全接受新的價值觀念，這種矛盾立場注定他在價值觀沖突中處于下風。

薛寶釵作為小姑子，也是封建禮教的堅定維護者，她一方面看不慣夏金桂，一方面要維護自己和母親的利益，她在對付夏金桂時，卻不像夏金桂那樣無所顧忌。她不想和夏金桂針尖對麥芒地失去了分寸和體統。寶釵"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試圖用智慧和禮法來約束夏金桂。

寶釵的做法，警醒了夏金桂，在如今的家庭里，也不能太無所顧忌，失了大格，因此夏金桂暫時"曲意附就"。

薛寶釵對夏金桂的彈壓，只是暫時壓制，無法真正改變她的行為。

寶釵代表的是封建禮教——通過內在修養而非外在強制來維持秩序；而夏金桂則完全拒絕這種秩序。這種對抗預示了封建禮教在面對新興價值觀念時多么有心無力。

夏金桂價值觀沖突在香菱事件上表現得尤為激烈。

按照封建家庭的常規，丈夫納妾是正當權利，妻子應當接受。但夏金桂卻視香菱為眼中釘，"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之心"。她不惜用各種手段折磨香菱，甚至"蠻橫地將香菱的名字改為秋菱"。

這種行為在封建視角看是悍妒，在現代視角看則是極端自我中心的表現。而薛蟠對此事的處理——先縱容后逃避——再次顯示他在價值觀沖突中的無能。

夏金桂的價值觀念雖然極端，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變遷。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個人意識逐漸覺醒，傳統禮教的束縛開始松動。夏金桂不被規矩管制約束，成了書中活得最肆意妄為的兒媳婦。

從這一角度看，薛蟠無法"搞定"夏金桂不僅是個人的失敗，更是舊價值體系無法適應新社會現實的體現。

《紅樓夢》通過薛蟠與夏金桂的價值觀沖突，揭示了封建社會晚期文化秩序的深刻危機。當禮教規范只剩下空洞的形式，當個人欲望沖破一切約束，家庭乃至社會的穩定都將面臨挑戰。

薛蟠在這一沖突中的無力，象征著傳統男性權威在面對價值觀念變革時的困境，這也是整個封建制度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

以現代人的視角來看，夏金桂的價值觀比王熙鳳先進，她敢于挑戰夫權，敢于挑戰婆婆，敢于做自我，絕對不委屈自己，她比王熙鳳活得自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