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歷史之光：作家贈書為歷史展館繪就文化長卷

作者/孫樹恒

一

5月2日上午，呼和浩特的天空飄著細潤的小雨，綏遠城歷史展館門前的樹枝在風中輕輕搖曳。今天在這里舉行著名作家、呼和浩特地方歷史文化學者、萬里茶道協作體（中國）副主席、內蒙古文史館研究員、呼和浩特市歷史學會顧問鄧九剛先生與呼和浩特市原二級巡視員，呼和浩特市歷史學會學術委員，歷史文化學者代林先生的贈書儀式，兩個人都對茶葉之路有研究，對駝道有研究，當鄧九剛將《茶葉之路》、《大盛魁商號》《走西口》以及《駝道》系列，講述《我的故鄉我的城》的視頻，代林主編的《大盛魁聞見錄》、《回族駝運》和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系列等著作鄭重交予展館時，這場看似尋常的贈書儀式，實則掀開了在現代化浪潮中重構歷史記憶的重要一頁。這些承載著地方知識的文獻，不僅是對一座城市歷史的深度探索，更折射出文史展館在文明傳承中不可替代的時代價值。

二

一是超越“軍事孤城”，重新闡述綏遠城的文明基因。長期以來，綏遠城被簡化為“清代北方三大軍區之一”的軍事符號，其作為多元文明交匯樞紐的本質被深深遮蔽。鄧九剛先生的《茶葉之路》以百萬字篇幅重構了這條橫跨亞歐的商貿動脈如何塑造了呼和浩特的城市性格：當晉商駝隊從大盛魁出發，將磚茶、絲綢運往恰克圖時，駝鈴聲中裹挾的不僅是貨物，更是中原農耕文明、蒙古游牧文明與俄羅斯草原文明的持續對話。在歸化城與綏遠城的雙城結構中，官方記載的“滿漢分城”背后，實則是《大盛魁商號》中記錄的“蒙漢互市”“回商居間”的共生生態，滿族駐軍帶來的八旗制度與蒙古族的盟旗制度在此形成制度性銜接。回族駝隊的商貿網絡則編織起跨族群的經濟紐帶。這種超越單一民族敘事的“文明混血”，在代林先生主編的《回族駝運》中得到微觀呈現：回族商隊發明的“駝隊契約制”，將伊斯蘭商業倫理與草原習慣法熔鑄為獨特的商業文明基因，至今仍在呼和浩特的老字號中留有印記。

這些文獻的價值，在于打破了“國家-民族”二元對立的歷史觀。鄧九剛先生在《我的故鄉我的城》揭示出清代綏遠城“民族融合”的歷史存在，代林先生在《大盛魁聞見錄》還原出“漢商學習蒙古語、滿官研習晉商賬房術”的日常圖景，我們得以看見：這座曾被視為“滿族聚居區”的城市，實則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最鮮活的微觀樣本。正如鄧九剛先生在贈書后感言：“真正的城市歷史，從不在官方文書的標題里，而在茶磚的紋路中，在駝掌的老繭里，在不同語言交織的叫賣聲里。”

二是解構城市，在地理與行政的錯位中重建歷史坐標系。

城市發展的深層危機，往往始于歷史坐標系的紊亂。呼和浩特在“現代化”進程中遭遇的“建成時間爭議”“區域范圍模糊”等問題，本質上是地理時間與行政時間的劇烈碰撞。鄧九剛先生敏銳指出，當現代行政區劃將清代“綏遠城”轄區切割為新城區、回民區等板塊，當“歸化城”的百年商道被高速公路覆蓋，城市的歷史肌理便淪為碎片化的記憶殘片。這種切割在馬神廟的命運中尤為刺眼，官建馬神廟的禮制規格（按八旗方位布局）與民間馬王廟的世俗祭祀，本是城市文化生態多樣性的象征，卻在“統一改造”中被異化為旅游景觀的復制品。著名篆刻家、書畫家、音樂人、導演，西泠印社社員、內蒙古文史館館員、呼和浩特市歷史學會榮譽會員廉信先生所說，正如北京大柵欄改造中消失的“前店后廠”商業生態，呼和浩特的舊城更新正面臨著“拆毀活態歷史，重建文化贗品”的風險。

作家學者們的文獻捐贈，為破解這一困境提供了“歷史比例尺”。鄧九剛先生說明了清代綏遠城與歸化城的不同功能與衙署和都統的地理疊合關系。講述了綏遠城作為“大軍區”時的輻射范圍。這些具象的歷史坐標，讓城市規劃者在老建筑拆除后將不復存在，正如呼和浩特市歷史學會會長、綏遠城歷史文化展館名譽館長趙一兵博士所說：“沒有這些文獻，我們可能在保護‘文物孤島’的同時，毀掉了整個歷史生態系統。”

三

廉信先生題寫的“呼和浩特文獻室”匾額，標志著地方知識生產的范式轉換，當作家學者案頭的孤本著作進入展館，當私人收藏的老照片、賬本成為公共展品，個體記憶便升華為集體記憶的基石。鄧九剛先生的《大盛魁商號》初版于1998年，這些文獻與大盛魁文化博物館的文物，形成“實物-文本-場景”的多維敘事。代林先生主編的《回族駝運》附錄中，收錄了27位老駝工的口述史，這些帶著方言口音的記憶碎片，化作可觸摸的歷史質感，耳畔會響起駝隊穿越戈壁的真實具象。

這種文獻豐富的核心，是將“學術深度”轉化為“情感溫度”。當中鄧九剛先生講述著“甜甜窩窩”，當“慈禧曾經“落鳳”于此，歷史便不再是教科書上的冰冷年份，而是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因。正如.新城區文體廣電局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馬永樂先生所說：“真正的城市記憶，藏在老奶奶烙餅的香氣里，在爺爺哼唱的爬山調中，而展館的使命，就是讓這些飄散的記憶有了安身的容器。”

四

贈書儀式上的參與者構成，本身就是一場微型的跨學科盛宴：作家鄧九剛先生的文學想象、文史專家趙一兵博士、代林先生和楊勁先生的嚴謹考證、藝術家廉信先生的符號解讀、文物保護者馬永樂先生的技術實踐在此碰撞。廉信先生以篆刻家的視角，解析綏遠城匾額中的滿漢蒙三語合璧現象和各地方言的民俗表達，揭示出“文字共生背后的文化平等”；

中國紅樓夢學會會員，內蒙古師范大學原雕塑院黨委書記王瑞昌先生則從八旗和鎧甲的紋飾差異，還原出不同族群在軍事制度中的文化融合。呼和浩特市歷史學會常務理事楊勁先生認為這種多元視角的交織，讓綏遠城的歷史敘事超越了“宏大敘事”與“微觀史學”的二元對立，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史”與“自下而上的生活史”的立體拼圖。

這種闡釋體系的構建，恰是應對“歷史空心化”危機的關鍵。當短視頻時代的“碎片化歷史”導致認知自由化，當商業開發不斷制造“偽歷史景觀”，文史展館通過跨學科整合，為公眾提供了深度理解歷史的“知識腳手架”。歷史學會副秘書長楊春女士要借鑒鄧九剛先生和代林先生的口述史做法，采訪當代名人。這樣的氛圍給綏遠城歷史文化展館工作人員李曉艷、范俊玲、付毓三位女士構建起多維認知機會，使她們理解“綏遠城，不僅僅是駐防城”。正如呼和浩特市歷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克勇教授所言：“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拒絕改變，而是知道自己從何處來，才能決定向何處去。”

五

一是文史展館承擔著“重新錨定”的神圣使命。《我的故鄉我的城》中關于綏遠城全方位的深度反思，與文史展館這種展陳設計，讓年輕一代觸摸到城市發展的陣痛，理解“甜甜窩窩”不僅是味覺記憶，更是一代人在工業化進程中對故鄉的復雜情感。更深層的精神契約，體現在對“集體記憶”的療愈功能。展館便成為跨越代際、彌合分歧的精神紐帶。這種功能，在全球化導致的身份認同危機中尤為珍貴，正如人類學家項飆所言，“附近的消失”正在摧毀人的存在根基，而文史展館通過重建“地方的神圣性”，讓人們在觸摸歷史細節時，重新建立對土地的情感歸屬。

二是文史展館早已超越“文物倉庫”的初級階段。綏遠城展館接收的不僅是書籍，更是一個完整的“地方知識系統”：鄧九剛先生的著作構成“商貿文明模塊”，代林先生的編纂搭建“族群互動框架”，廉信的題字注入“藝術符號編碼”，而文物保護者的實踐則提供“活態傳承方案”。這種系統化的知識儲備，使展館在面對未來挑戰時具備無限轉化可能，《茶葉之路》的研究成果可轉化為文化IP，《大盛魁商號》的管理智慧可啟迪現代企業，《呼和浩特回族史料》構建“過去-現在-未來”的對話機制。當游客將展館中的知識帶回遠方，本地居民在講解中重新發現故鄉，地域文化便在傳播中實現自我更新。這種永續性，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言的“軸心時代”精神傳承，文史展館成為文明的“蓄電池”，既能儲存歷史的能量，又能在現實中釋放光芒。

三是文史展館的意義早已超越物理空間。當作家將筆端的心血交付展館，他們其實在書寫更宏大的著作，那是關于一座城市如何在時光中保持清醒，關于人類如何在現代化浪潮中守護精神根系的永恒之書。真正的歷史，從不是對歷史的刪除與覆蓋，而是像駝隊穿越沙漠那樣，讓每一步都踏在文明的年輪上，讓每個腳印都成為未來的坐標。是集體記憶，更是歷史對話，讓不同語言、不同族群的歷史敘事點亮文化星河，奏響文化弦歌，繪就文化長卷，注入文化新活力。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