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張申府這個名字，如果不是資深“黨史迷”的話，估計不會有什么深刻印象，甚至于很多人都沒聽說過這個名字。如果將時光倒流至上世紀20年代，張申府的名氣絲毫不亞于當下任何一位鼎鼎大名的公眾人物。

作為我黨早期主要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張申府曾一度以重要成員身份參與了我黨創立、黃埔軍?；I建以及民主同盟會成立等歷史大事，同時他又是周恩來、張國燾和朱德等人的入黨介紹人，并同周恩來一道創立法國旅歐支部，負責赴法勤工儉學和共產主義宣傳事宜。

這樣的履歷，即便放在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都是含金量滿滿的鳳毛麟角般存在。

不過，一度比肩李大釗的張申府，卻因1925年主動退出組織而使本該精彩的人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讓人一言難盡的爭議。

相比于人生后三十年的孤寂冷清，張申府有著令人羨慕的精彩開局。

張申府生于1893年，與教員、宋慶齡、梁漱溟等人同齡。富農出身的家庭環境和父輩親人的進士身份，讓他自幼在私塾教育中耳濡目染，積累了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

當然，比之基層普通家庭而言，他又更容易接觸到西方輸入的各類思想文化。1917年北大畢業后，張申府以助教身份留校任教。

也正是這份工作的緣故，讓他結識了往來于北大任教和講課的李大釗與陳獨秀二人，并在二人的影響下加入了新興的中國共產黨。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階段，充當兩位創始人“信使”并協助李大釗在北京創辦早期組織的正是張申府。

以至于一向性格孤傲的陳獨秀在致張申府本人的信件中，直言不諱的表現出對這位青年才俊的認可：

值得一提的是，張申府不僅協助李大釗積極籌備建黨事宜，同時在李大釗因事無法脫身時代理過對方的北大圖書館主任一職，而與他同齡的教員又正是當時的圖書管理員。

多年以后，當教員與湖南老友、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釗談及自己與張申府的這段短暫交集時，仍不免調侃道：“張申府曾是我的‘頂頭上司’?！?/strong>

1920年底，在協助李大釗完成北京早期黨組織的創立并一同發展張國燾入黨后，張申府旋即受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赴法勤工儉學發起人李石曾舉薦，前往法國里昂大學中國學院任教邏輯學課程。

當然，張申府的肩上，同樣擔負著陳獨秀和李大釗交待的“建立黨組織并發展黨員”重任。

在法國的四年間里，他不僅發展了劉清揚、周恩來以及隨后不遠萬里尋求救國真理的朱德、孫炳文等人入黨，同時與趙世炎、周恩來、陳公培等人發起成立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對于這位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周恩來在擔任總理后仍心懷感念：

一向心細如發的周恩來不僅在精神層面表達著對昔日革命好友的關懷，在現實生活中也曾多次出面眷顧，讓張申府得以安度晚年。

回歸到張申府的創始人和領導者身份上來。從1920年底至1924年初近四年時間里，張申府為黨組織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正是這次回國后的經歷，讓他走向了另外一條迥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縱觀我黨從成立到發展再到壯大的過程中，既有信仰堅定的革命者，也有意志動搖的變節者，當然，還有同張申府類似的中途分道揚鑣者。

回到國內的張申府正趕上國共首次合作的大革命浪潮，緊缺人手的國民革命軍隊伍自然對歐洲留學歸來的精英人才張申府虛位以待。

而張申府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以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身份配合國軍元老、政治部主任戴季陶開展軍校籌備工作。同時，得益于此前積累的外語基礎，他又兼任老蔣的德語翻譯。

戴季陶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僅一個月便匆匆辭職，作為副手的張申府則順勢被安排替補上去。雖然此后由孫中山秘書出身的邵元沖接任，但迂腐刻板的白面書生形象又實在難以讓黃埔學子們對他產生好感。

無奈，軍校黨代表廖仲愷找到了張申府，請他推薦我黨中能力突出者來擔當該職。隨后，張申府一口氣列出一份15人的推薦人名單，排在第一位的，正是自己旅歐時期的搭檔周恩來。

不得不說，周恩來的到來的確為黃埔軍校帶來了一絲不同于往日的別樣風氣。不僅在他的課堂上座無虛席，大批日后名噪一時的國軍將領李默庵、宋希濂、侯鏡如等人也都是在他的直接影響下加入的黨組織，足見其人格魅力之強。

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張申府卻在幾個月后公開宣布退出了組織。究其原因，一來是在國共合作大背景下對老蔣獨裁專制的軍閥左派充斥著不滿，這直接導致了他在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前便辭去了政治部副主任一職。

二來是在反對與國民黨結成戰略同盟的問題上與蔡和森、張太雷和趙世炎等人產生激烈的爭執與分歧，但一方面自己無法說服多數人支持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寧折不彎、倔強固執的秉性又讓他很難再與昔日同僚們繼續共事。

一氣之下，張申府便采取了極端的退出組織方式來作出了斷，用他事后回憶時的話講：

晚年的張申府曾不止一次的后悔自己當年的沖動之舉，但盡管如此，他仍舊樂此不疲的從事著教書育人和翻譯著述的工作，很少主動參與或過問政事，也再未重新回歸黨組織。

退出組織后的張申府，逐漸向著“文化健將”的方向靠攏。抗戰爆發前，除了任教于暨南、北大、清華等高等學府外，張申府先后參加了由國民黨左派代表鄧演達、章伯鈞組織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農工民主黨的前身，以及沈鈞儒、章乃器發起組織的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即民盟前身。

不過，遠離政事喧囂且受羅素“新實在論哲學”影響深刻的張申府，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栽了一次大跟頭。起因是張申府于1948年10月23日在《觀察》報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呼吁和平》的文章。

如果這篇文章放在兩年前全面內戰尚未爆發時，無疑會是一篇極具現實影響力的佳作。但放眼此刻國內戰爭已進入尾聲的明朗形勢，再發表這類文章顯然不合時宜，也難免會被公眾打上“民主個人主義”的標簽。

最終的結局走向是，張申府被民盟宣布開除盟籍，已經前往東北解放區并計劃參加新政協的張申府夫人劉清揚公開登報與其“一刀兩斷”……

因為一篇文章斷送了個人職業前途和家庭生活，實在令人有些啼笑皆非。

無論是因“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而對一日千里的形勢變化充耳不聞，還是像胡適、傅斯年等人一樣對帝國主義所謂的“和平民主”心存幻想，總之，張申府這一行為在冥冥之中已經埋下了后半生孤寂冷清的伏筆。

好在昔日旅歐支部的老友周恩來并沒有忘記自己，而是盡量以各種方式接濟照顧，令自己深感欣慰。

尤其在建國之后，周恩來不僅親自拍板敲定了張申府在北京圖書館的研究員工作，并在獲悉羅素即將再次訪華消息后主動邀請張申府參加接待工作。

盡管自己一直以來期待的“偶像”羅素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但周恩來對自己的這番掛念和眷顧，卻讓張申府頗為感動。即便是在好友章士釗追悼會所處的特殊時期，周恩來依舊委托羅青長代表自己前往問候張申府，感激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晚年的張申府幾乎沒有公開拋頭露面，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雖然平淡冷清，但好在經歷世事滄桑后，他也漸漸對所有事情釋然了，當被人問及長壽之道時，耄耋之年的他緩緩道出：

或許，“豁達”一詞又可以用另外一番通俗的語言來解釋：笑看成敗，曲終人散后，高處寒意不是誰都能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