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雨飄搖的民國，國家命運如風中殘燭。胡適等知識分子于危局中創辦《獨立評論》，發出振聾發聵之聲。他們為陳獨秀案奔走，為李大釗正名，拒絕國民黨高官邀約，堅守獨立立場。
刊物里，有對國民黨D裁統治的批判，有對GCD主張的同情，還有對國家前途的理性思考。即便面臨查封危機，也毫不退縮，三個月后便強勢復刊。
《獨立評論》匯聚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智慧與勇氣，成為獨立發表見解的平臺、表達理性思考的陣地。
在黑暗如磐的時代，它如一道璀璨光芒，穿透重重迷霧，照亮了國家前行的道路。

“爭自由的方法在于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國事日蹙，胡適創辦《獨立評論》

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第二十四號上，專門發表了傅斯年的《陳獨秀案》，為陳氏辯解。指出陳獨秀“背后無疑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當局“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被魯迅多次抨擊的傅斯年，在文中還為共產黨領袖李大釗的犧牲正名，說“他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然則他雖為共產黨而死，也為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適、傅斯年等人的積極營救和褒獎，令獄中的陳獨秀深為感動，是年的12月1日，他給胡適寫了一封感謝信，最后說：

先生著述之才遠優于從政，“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近聞有一種傳言，故為先生誦之，以報故人垂念之誼。

信中借“不廢江河萬古流”句，贊揚了胡適的學識和人格操守，感慨自己的歷盡沉浮滄桑、政治坎坷的命運，表達了對老友人生道路選擇的由衷企慕。

胡適在當“王者師”的立場上，一直堅持在“山野”不參加政府的清流姿態。比如，1933年春，國民政府的汪精衛曾多次力邀胡適“出山”，參加政府工作，其言辭懇切，態度謙恭。胡適不為所動，恪守諾言，予以回絕。表現了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堅持做“王者師”的思想領袖，意識到對國家民族肩負的歷史責任。他在4月8日致汪精衛的信函中說：

與先生一同為國家服勞出力，無論誰人都應該感覺這是最榮幸的事。但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胡適此函，符合他的為人處世態度，話語間混有謙沖客氣，也并不掩飾自己發自肺腑的真話，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愿意做國家政府的“諍臣”“諍友”。有人借此攻擊胡適骨子里與國民黨站在同一政治立場，而忽略了胡適與國民黨政府的心理距離和思想哲學上的深刻歧異。不要忘記，沒過去多久的那場胡適發動的人權運動中，胡適與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激烈對抗的風波。胡適不信任國民黨政府也是事實。但悲劇是，(公眾號：哲思妙想)正如《胡適傳論》的作者胡明所說，“胡適所扮演的‘諍臣諍友’角色，無疑也是最典型、最純正、最有風骨氣節的（胡適常批評‘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無氣節，無肩膀’）”。胡明在書中“舉了一個實例”，說1934年2月5日，胡適與孫科有一次談話。

胡適對國民黨政府、領袖與群臣進行了批判和勸諫。其中說蔣介石一人專政，操縱一切，雖“人人皆認為不當，而無法可以使抗議發生效力……蔣介石趕來開中政會，他主席，精衛報告，全會無一人敢發言討論，亦無一人敢反對”。胡適問道：“你們一班文治派何這樣不中用？何不造作一種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張？”可見，胡適對國民黨內的文人是鄙視的，對國民黨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適的日記載有：“近幾個月來，《獨立》全是我一個人負責，每星期一總是終日為《獨立》工作，夜間總是寫文章到次晨三點鐘。(公眾號：哲思妙想)冬秀常常怪我，勸我早早停刊。我對她說：‘我們到這個時候，每星期犧牲一天做國家的事，算得什么？不過盡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過一點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適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復了日記的內容，他對日漸消沉的老朋友說，自己所以努力工作于《獨立》，“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獨立》者，《獨立評論》之謂也。創刊時，正值淞滬戰事結束，“上海停戰協定”簽訂。

胡適重返北平。九一八事變爆發，一·二八淞滬戰起，偽滿洲國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著，1933年春，長城決戰，熱河淪陷，“塘沽協定”簽訂……

胡適悲憤地嘆喟：“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這些‘亂世的飯桶’，在這烘烘熱焰里能夠干些什么呢？”

胡適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當“飯桶”，他們能為國家出力的，唯有利用文學藝術，進行輿論動員。他們決定創辦《獨立評論》。后來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中寫了創辦《獨立評論》的經過：

《獨立評論》是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里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歐美同學會里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其實，在議論辦《獨立評論》時，胡適和丁文江并不主動，甚或有些猶豫。《新月》的黯然隕落，辦《努力》周報的艱難，他們有太多的體會。(公眾號：哲思妙想)當然，這辦刊物的種種苦處，并未澆滅他們心中要為民眾發聲的火種，于是在蔣廷黻、翁文灝、任叔永、傅斯年等一干老朋友的推動和堅持下，胡適和丁文江為民眾說話的良知、責任之火，又熊熊燃燒起來。接著，按辦《努力》周報的舊例，每位社員每月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出資，共籌集四千二百零五元，足以保證《獨立評論》面世。

一直在胡適家擔任《獨立評論》編務、發行及校對的章希呂，在1936年3月23日日記中記有一詳細基金總表。其中，出資最多的是顧湛然五百二十元，依次是胡適、任叔永各三百六十元，吳陶民三百四十元，最少的周眉生一百八十元。其中還有張奚若從《努力》借的五百七十五元，也劃入《獨立評論》。

在胡適等人悉心的籌備下，《獨立評論》終于在1932年5月22日出版。

胡適為刊物寫了《引言》，闡明其宗旨和方針：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果然有人根據自己的觀點，發表自己思考的結果了，而且是批駁胡適的。有位叫申壽生的，在《獨立評論》發表一篇挑戰胡適的文章。一字不漏發表此文的編輯，正是被批評者胡適。胡適非但不介意申壽生出言尖刻不遜，還稱他為“可愛的純潔的青年”。過了一年，又是這位申壽生，再次寫文章批評胡適關于學生運動的觀點，說胡適這些觀點，是“為奸人作前驅的‘理論’”。此文又經胡適之手，發在《獨立評論》上，并在“后記”中，寫下這樣一段令人感動的文字：

壽生先生是北大一個偷聽生，他兩次投考北大，(公眾號：哲思妙想)都不曾被取，但他從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愛護北大，也愛護學生運動。

《獨立評論》“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越辦越好，胡適的“敬慎無所茍”的言論態度與辦刊方針，深受讀者喜愛。發行量“增加了一萬”，這在當時算是極暢銷的明星期刊了。

當時，同人刊物不少，魯迅等人辦的《莽原》諸雜志，大都是同人合辦。而《獨立評論》同人撰稿，不收稿費，在自己園地里說自己要說的話，既不肯遷就低級趣味，不肯濫用名詞，又無麻醉性、刺激性和消遣性，這樣的期刊為數不多，甚或獨樹一幟。

《獨立評論》自創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盧溝橋事變、北平戰事吃緊而停刊。據胡適自己統計，該刊共出二百四十四期，發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發表政見，自如批評政治、政府為內容的檄文，社會反響很大，有口碑。胡適自稱“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

因為《獨立評論》對政府當局有激烈尖銳的批評，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將軍主政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查封。胡適旋即利用新聞界表示抗議。以胡適的人望和社會影響，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幫助，三個月后，《獨立評論》復刊。

1952年，胡適在《新聞獨立與言論自由》中說：

宋哲元在北方的時候，那時是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我新從國外歸來，一到上海就看見報紙上說“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把《獨立評論》封了”。這是因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給我一個下馬威。那時我也抗議，結果三個月后又恢復出版……為什么那時我們的報還有一點言論自由呢？因為我們天天在那里鬧的。假使說胡適之在二十年當中比較有言論自由，并沒有秘訣，還是我們自己去爭取得來的。

《獨立評論》所發表的文章中，第十一號丁文江的《中國政治的出路》一文，值得特別重視。這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第一個在國民黨大肆“圍剿”GCD的政治背景下，提出讓GCD“有對于人民宣傳他們信仰的機會，使他們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的可能”，“GCD應該享受同等的自由”等政治主張。(公眾號：哲思妙想)文中，丁文江還寫道：“平心而論，假如我今年是二十歲，我也要做共產黨，也要鬧風潮。”

《獨立評論》發表丁文江這樣的政治主張，無異于公開挑戰國民黨的D裁統治，可看到丁文江們對共產黨潛在的同情與景仰。但史家們一直遮蔽這些歷史。

丁文江這篇鴻文，引來了一個叫季廉的人的痛斥，此公反對“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而主張國民黨式的“嚴刑峻法”。胡適參與了討論，旗幟鮮明地站在丁文江一邊，并提出要建設一個“有計劃、有力量的政治大組合”，“監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指出國民黨的一些狹窄的小算計，很難負擔起真正建國的大責任。

早在《獨立評論》第六期，有胡適與丁文江合寫的《所謂剿匪問題》，就表達了他們對國民黨“剿共”政策的態度。文章說：

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于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后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產黨并沒有因為國民黨對于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為由“清”而“討”而“剿”，減少了武裝的勢力……事實上是長江流域產生了第二個政府……共產黨是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稅而不行一絲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內亂造成的，是政府軍隊“赍寇兵，資盜糧”造成的……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政黨……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計劃和行動。

在《獨立評論》第十一號，還有蔣廷黻的文章《對共產黨必須的政治策略》，建議承認共產黨占領區現狀，但在國民黨控制區“實行和平土改，實行耕者有其田的黨綱”。

從上面的文章中，我們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并沒有像當時魯迅所痛斥的，是一群“資本家之乏走狗”，也不是后來大部分文學史家定性的，是“反動的知識分子”。(公眾號：哲思妙想)事實是，起碼在那個國民黨大肆“剿共”的年代，胡適們是同情共產黨的，并站出來仗義說話的。

這里還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當時的共產黨領導們，非但沒有視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敵人，還把他們當作可以信賴的朋友。1937年4月7日，中 共 中 央政 治 局會議上，鄭重討論了《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一文，要求國民黨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使國民大會建立起民主統一的政治基礎。

《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一文，由西安投稿到北平《獨立評論》。雖然因此文已在1937年5月1日在邊區《解放》雜志的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不便再在《獨立評論》上登載，但胡適卻發表了陶希圣之《論開放黨禁》一文。該文提的三條意見：一、國家不可以反，國民黨可以反；二、國民黨放棄一D專制；三、“是黨就可以合法，是黨就可以當選”。《獨立評論》有力地配合了GCD的政治主張，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是的，《獨立評論》在黑暗如磐的時代，是社會精英、民國清流獨立發表見解的平臺，是知識分子表達理性思考的陣地。因為他們獨立的聲音，使昏暗罪惡的王朝天幕下，閃現出瑰麗輝煌的光與色。

這也是胡適生命長河中，最具生命力、戰斗力和深刻理性精神的最為澎湃壯麗的時段。

（來源：《民國清流.大師們的中興時代》，作者：汪兆騫。標題為本公眾號轉載時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