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投資是一份理性主導的工作嗎？理論上，答案顯然是肯定的，畢竟本質上風險投資誕生于成熟的市場經濟，建立在復雜的交易上，擁有大量的數學模型做支撐。

咱再說的實際點，風險投資的社會分工就是幫助人們實現“財富增值”。因此無論是基于自身欲望也好，還是基于對LP義務也罷，完成一次風險投資，就是要學會看三張表、學會CFA、學會精確地洞察到潛在的會計異常，必須要有堅實的理性判斷打底。

不過放在風險投資史的角度上，這個答案似乎就變得不置可否了。似乎很少有其他行業，會像風險投資這樣，有大量“意外”“失誤”促成的投資案例。也很少有其他行業會像風險投資這樣，頭部的標桿人物，鮮有所謂的“科班”出身，他們學天文、學物理、做媒體、學音樂，談論“看人”的哲學，這些似乎都不妨礙他們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

這是我自從加入投中以來的最大疑惑，也是我決定和王京對談的原因。

王京是投資人，工作了十五六年——當然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從3年前開始，他決定做一個小課堂，把風險投資變成一門系統性的學科，幫助年輕的投資人成長。如今，每個周末都會有超過150名一級市場的從業者們前往他的課堂，根據我（潛伏）在群里圍觀到的報名情況，學員從頭部VC/PE、企業戰投一直覆蓋到了互聯網大廠。

我覺得他很適合回答這幾個問題：風險投資，到底能量化到什么程度？一名合格的風險投資人，到底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技能？風險投資行業存在“傳幫帶”嗎？如果存在，哪一部分是可以教的，又有哪一部分只能靠自己悟呢？

本期對談嘉賓：資深投資人&知為小課堂發起人王京

風險投資，可以成為一門課嗎？

蒲凡：我之所以想和京哥聊聊，是因為他命中了我長期以來的一個疑問，也是我們編輯部長期以來的一個偏見，那就是投資到底是不是一個理性的結果？他最近正在忙活的一攤事，就是把投資一套系統的理性工具，用課堂的形式傳授給其他年輕的投資人。

王京：這個話題確實很有意思。我從2009年開始做風險投資，最早在一個人民幣早期天使機構，中間又經歷了美元VC，2016年我們又成立了自己的機構，到今天已經十五六年了。在做這么多年的工作當中，實際上我一直在思考剛才提到這個問題，風險投資到底是什么？它的底層邏輯有哪些？它有哪些可被量化，哪些不可被量化？哪些可被結構化，哪些不可被結構化？也包括，它是感性還是理性的？

其實很簡單，我可以先提一個問題。你認為藝術、美術、繪畫、音樂、文學創作、雕塑等等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

蒲凡：我認為它就是感性的。

王京：是感性的，那它能否被理性地去學習？

蒲凡：可以。

王京：可以，但是……

蒲凡：有但是嗎？

小野醬：京哥的意思是，所有的基礎的技法都是可以被學習的，但成為大師的那部分可能就要看每個人的造化。

王京：我覺得說得非常好，藝術就是這樣子的，沒有一個藝術大師是沒有經過基礎學習的。我們從小就聽到過畫雞蛋的故事，對吧？你一定要有基礎學習，但是基礎學習不能保證你成為大師。成為大師的必要條件，一是基礎學習，基本功；第二個你的靈感，你對世界的感受和感悟。風險投資就是這么一個東西，風險投資是個標準的藝術。

蒲凡：可藝術完成的過程有時候甚至是病態的。很多藝術家要么就是精神分裂癥，要么患有神經性梅毒。比如莫扎特就有這個病，這個病發作帶來了更多的靈感，理性下來之后他自己都不知道這個創意是怎么來的。

王京：那你覺得投資人呢？創業者呢？偏執、極端，對某些事情極度執著。

蒲凡：是。

王京：膽大，會選擇去冒險。

蒲凡：天使投資里面更常見。

王京：對，所以我的觀點是風險投資是一門藝術，同樣的商業模式、同樣的錢、同樣的人，投你你能做成了一家巨大的公司，投我一個億，一年后燒沒了。

風險投資的底層邏輯可以用藝術的眼光去看待它。那么這其中哪些部分是可被量化的，哪些部分是理性的，就可以試著分離出來，進行一個系統化的總結沉淀，去做論證，和大家去討論，再不停地迭代，最后打磨出一套基本上所謂的放之四海皆準的東西，作為風險投資這門學科的底層邏輯，跟大家分享。

在掌握這些基礎之后，你才有機會考慮所謂的感性的一部分，展現你對世界的理解。但是即便涉及到你對世界的理解，它的背后仍然蘊含了大量的基礎性學科的學習，這樣你才能有對世界的理解。所以這就是我對這門學科、對這個事情認知的邏輯總結。

這是一個20年沒有變化的行業？

蒲凡：還是從時間線聊起吧，你是學什么專業的？

王京：我是學計算機的，一個標準的理工男。

蒲凡：那為什么跨行到金融了呢？

王京：簡單的邏輯就是因為我比較喜歡去看事情的底層邏輯，去分析一個事情的存在。

小野醬：就是好奇心。

王京：好奇心。2009年的時候，是一位前輩把我拉到這個行業里來，他認為我思考問題的方式、做事的方式比較適合投資人的思路。而且那個時候，投資行業很少有通過專業學習或者專業的招聘的路徑進來的，大家基本上都是發掘出來的。

蒲凡：沒錯，都是半路轉行的。我們最近在寫風險投資史，剛好寫到了2010年。最大的感受是，那個時候很少有科班出身的投資人，其次投資行業內部也沒有一條比較清晰的上升路徑，要么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加入，要么一開始一開始做到一定程度之后，獨立出去成立一只新基金。

王京：其實今天也一樣。這個行業你用過去二十年的時間去看，其實沒有任何變化。

蒲凡：是嗎？進化速度這么慢？

王京：底層邏輯是沒有任何變化，變化的是一些表象。比如說我們分配機制、具體工作的流程，VC內部的結構等等一系列，包括法律條款其實整體都沒變化——但是，現在是正在變了，將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可能是我們下一次對談里。

總之，我也經歷了很多，做了十幾年，然后經歷了起起伏伏，隨著這個行業的發展積累了一些成績，但可能更多是教訓。當我看到今天投資人們、年輕一代投資人們的生存現狀——不管是工作狀態還是對財富的追求——我認為需要把我過去知道、了解的那些東西，用某種方式沉淀下來跟大家進行分享。

所以其實我不把自己定位成老師，我不是教書的，只是分享而已。我是把過去的經驗分享給大家，把一些話題帶出來和大家一起討論。

蒲凡：就相當于一個研討會。

王京：研討會太……

蒲凡：太學術了，是吧？

王京：太淺了，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研討會，更多是一種所謂的思想碰撞。我們課堂上交流很少去交流一件事情最終的觀點。比如“人工智能該不該投”這種話題在我們這兒沒有結論，我們會討論人工智能該投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人工智能不該投的原因是什么？

蒲凡：有點像思維訓練課？

王京：類似，我不敢用這種詞。我的課堂就是經歷了三年，其中有一條是我一直堅持的，那就是做青訓，做基礎、做啟蒙、做通識。我不會希望在課堂上去教如何找到一個獨角獸，我覺得這是偽命題，這個是扯淡的。誰要是告訴你說我教你怎么成功，這件事兒就胡說八道了。能教這個的人說明自己不成功，所以我們教的不是怎么成功。

像我們上節課來了150人，最多一次來了170人，這其中有很多三年全程參與的投資人。而且我們的課堂根據有一套體系，目前已經做了兩輪完整的輪次，現在準備開始第三輪。即便這樣，也仍然有從第一節課就開始參與的人。不少同學跟我講，他的職業生涯正好伴隨著這三年。他的方法論，甚至他看案子獲得的成績、投的案子都從這個課堂上來的。

當然也有不少人覺得不適合或者覺得不認可，但是大部分人還是非常認可的。

為什么覺得自己適合“講課”？

蒲凡：有沒有一個什么具體的事件觸動了你，讓你必須去做這件事情。還是那句老話“人教人教不會，事教人一遍就會”——別人勸你說，京哥，你有經驗，你應該把你的經驗分享出去，我覺得你不會聽。你一定是某遇到某件事情，覺得我有必要去幫誰誰。

王京：這不是我從一開始就想好的東西。最開始的時候，就是同行幾個比我小10歲的小朋友來跟我聊項目。聊項目的過程當中，我覺得這個項目聊的不是那么到位，總覺得聊不清楚，沒講到重點。然后對方就問，你覺得什么是重點？我說，那這樣，我給你稍微捋一下框架，捋一下作為一個投資人，我們在看項目做決策的時候，有哪幾個因素最重要，列出一二三四。

聊了幾句之后，對方就說“這樣咱們找個時間單獨聊一聊，我叫幾個朋友跟我一樣”。然后在那個冬天，我在辦公室里，和5位90后的新一代投資人，講了講心得。

當然，當時還不是課堂，什么教學都沒有，就是講了一下心得，講我怎么看待投資的、我怎么看項目的、我們怎么做決策的，五個人一個小時。大家聊完之后想問的問題就更多，我說咱們下周再來一次，所以第二周又來了一次，大家又叫了幾個朋友來。

蒲凡：已經出現了人傳人的現象。

王京：對，大家覺得很好，幾次之后大家覺得你應該聊得更多，有很多我們想挖的內容，我說行，那我準備一下。于是我租了一個小的共享會議室，我自己又準備了一個小的PPT，三五頁做了一個梳理，我就給大家開始分享了。

從那開始，我覺得我的這些東西似乎可以沉淀下來，大家也很認可。同時，在沉淀的過程當中，我也得到了提升。因為風險投資在今天，幾乎每個人都是靠經驗（在投），甭管什么樣的投資人都很少用邏輯，沒有把更深的學術性的、邏輯性的、體系性的東西沉淀下來。

我可以利用這個契機，去嘗試在理論層面為什么這么做？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這么思考的原因是什么？它背后有什么道理在？我就開始慢慢思考這個話題，所以絕對不是一開始設計出來的。

即使工作了七八年，大家也還是工匠

蒲凡：你的學員出現什么樣的變化是你高興的，又有什么樣的變化是你在預期之外的？

王京：很多人都會跟我單獨講，我們課堂上某一節課的某一些觀點、某一些內容讓他突然之間有一種頓悟的感覺，這是我得到最多的反饋，也是我意料之外的反饋，因為他們產生頓悟的點，比我原來預料的要豐富的多得多。

原先我設計1、2、3、4，結果引發他頓悟的是你設計在3這個點中間的某一個觀點、某一個分析展示出的方法論。這種多點開花是我意料之外的。這其中包括一些做了七八年投資的人，甚至十年投資的人。

蒲凡：這些人也會來上課嗎？

王京：也會來我的課堂上，因為還是那句話，風險投資在中國這么多年，至今為止我把它的工作內容理解為一個工匠，做得好的人只是熟練工種。你很難聽到這個行業，誰能夠教出多么好的徒弟去取得多好的成績。再牛的投資人，他的失敗案例都非常多。

蒲凡：七八年已經是一個基金的生命長度了，算是老手了，你覺得他們遇到的困難是什么？工匠的煩惱？

王京：大家都是，我也是工匠。

蒲凡：為什么會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呢？

王京：這是一個更好的話題，這個行業怎么來的？

蒲凡：在昨天我們的年會上，有位嘉賓分享過一句話，他說風險投資最初就是有錢人拿閑錢玩的一場游戲。

最近我們經常提到一個詞，叫“異化”。簡單理解，就是我做這件事情，最初是奔著某個意義去的，但是久而久之我把過程當成整件事的主體了，把最初的那個意義擺在了后面——在我的理解里，風險投資也一樣，他的出現原本對應著馬斯洛需求層次最高那一層，是有錢人用來自我實現的。比如早期的投資，就出現在荷蘭、西歐，富商們資助畫廊、資助藝術家。

可發展到現在，大量的投資經理，哪怕到了合伙人級別，大家更多是把它當做一個工作，用來維持生活質量，而不是追求自我實現。這就是這種異化，所以大家會感受到痛苦，所以大家會一直停留在一個工匠，這是我的理解。

王京：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理解，非常到位。我說另外一個維度，今天市場化的風險投資，其實某種程度上這套游戲規則、組織架構、內部的溝通方式，包括LP和GP的關系，從大到小的每一個環節，實際上都是從西方、從華爾街、從硅谷引進過來的一套模式。

這套模式是怎么誕生的？是在它的土壤下，從創業——投資——創業——投資，一步一步逐步發展起來的，和它的創業的生態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我們對這套東西是直接拿來的、搬過來的。我們之前也有創業，但我們之前的創業和我們拿來的這套風險投資是匹配不到一起的。

這套東西拿來的時候，就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論，一套完整的工具，我們只需要去用就好了，所以才導致我們所有從業者，最好的人是用的最好的，而不是去研究它為什么存在。

一道例題：為什么項目回報總是“二八分布”？

蒲凡：而且人的肉體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求大家去從頭思考一個人家走了五十年、四十年的工具箱從何而來，是否適用，我覺得是難的。所以需要一個組織來完成這件事，特別像羅馬百人會議。

王京：你說得對，我就是希望有這樣的一種定位。我們的課堂是把“堂”這個字突出來的，logo是一個屋檐，底下是一個塔，就是一個“堂”字。

蒲凡：你可以叫高瓴（笑）。

王京：對（笑），我可以跟你說一個具象的例子，也是我們課堂討論過的例子。今天你去看風險投資機構，一個基金的portfolio組合是怎么產生的？遵循哪些規律？你會發現，當把20個項目列在這兒的時候，大家遵循的規律是正態分布。我們會尋找，最大程度能滿足我們投資方法論的那部分項目。

這種正態分布的思路貫穿了投資人的工作。你看一個項目，絕對不會因為一個點就投，也不會因為一個點就pass。通常，我們會考慮幾個點，綜合起來最后再討論決策。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會有極端情況，但大部分基金都是這樣的，無非是我們的點不一樣。

但是你發現沒有，結果是什么？一個基金最終的結果卻不是正態分布，結果是個冪律分布，“二八”甚至“一九”。頭部的幾個項目組成了這個基金的大部分回報，其它的項目都是平庸的，這就是現狀。那么這個現狀本該如此，還是這個現狀是一個畸形的現狀？

我不知道，我們再討論。

蒲凡：假如讓我討論的話，或許就是一個猴子扔飛鏢的問題。你找一個猴子扔飛鏢可能都有50%的命中率，為什么人一進去可能就變成25%呢？大概就是因為人受到干擾因素太多了，且你無法分辨哪些是干擾因素、哪些是必要的關鍵因素。

呼吸頻率、站姿、站位，這些會被我考慮到的東西，是大量外部的榜樣、教訓帶給我的思考。我帶著這些思考去甩飛鏢，很容易干擾我的命中率了，把50變成20了。所以人為什么要追求“無我”，就像《倚天屠龍記：魔教教主》里面張三豐教張無忌太平劍法，最后問的問題就是你忘了多少。你忘完了，你就會了。

王京：但你還是有一套基本功，還是得先學強身健體，還是先練馬步，先得有一些基本肌肉才能到那個階段。但我們這個行業目前還沒有那些東西。

學習風險投資，其實是訓練世界觀的過程

蒲凡：對于什么東西能教，什么東西不能教，我覺得當時剛做的時候，你其實是心里也沒譜。

王京：對

蒲凡：所以過程中間，你有沒有一些不好的回憶？

王京：先往回退一步，參加我們這個課堂不是讓你投出好項目，而是第一訓練基本功，第二讓你去理解很多行為，理解為什么要這么去做？從而對自己產生一種新認知。

我在課堂上會經常跟大家交流的一個觀點，剛才我們提到風險投資是一門藝術，對吧？進一步，風險投資實際上就是你的世界觀。你如何看待世界，就會投出什么樣的項目。這個是我的邏輯。

所以并不是說上完我的課，你就能投出什么好項目來，而是上完課之后，你對世界的理解提升了一步，對這個行業的理解、對這個工作理解提升了一步。獲得這個基礎，再加上你個人的一些東西，才能投出好項目。

所以回到你的問題上，準確來說沒有什么不能教、什么能教，而是什么能分享什么不能分享。我的經驗是，觀點不分享、結論不分享，怎么開槍不重要。而是讓你理解開你槍的時候，你應該有哪些參考因素在，哪些參考因素怎么去控制它，它的變量又是什么？

舉個例子，我們上節課聊的就是DeepSeek為什么橫空出世？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分析這個問題，我覺得很好，分析得都很對。那我們課堂上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我們會討論，是我們其實絕大部分搞金融的、絕大部分搞投資的，都忽視了DeepSeek背后所謂的工程化思維，以及中國技術、中國的科技到今天的蓬勃發展、爆發式發展背后所沉淀出來的工程化思維，這條路是我們獨特的路。

那什么是工程化？我們理解一個事物的發展不僅僅是先有科學再有技術，最后有產品。我們有的時候是可以逆向，先有產品、先有工程，通過工程的堆積去衍生出技術，最后再去研發出理論，這也是一條路徑。

我們大多數人忽視了這條路徑，我們大多數人會習慣性的是從科學到技術到工程，于是我們就會認為工程的創新不是創新，工程的成功不是成功，認為中國的大模型、DeepSeek是抄襲，是在別人的基礎上去做縫縫補補，從而導致我們看問題的視角變得很窄。

我們在課堂上同時會提醒，這個觀點不重要。這個案例，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是否看到慣性之外的其它東西。當你理解了這條路徑，你才能理解很多現象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才不用糾結說DeepSeek到底有沒有技術突破，到底有哪些創新。而且不光是DeepSeek，中國很多重大項目的突破上都有這樣的影子在。

所以你聊完這個話題，你頭腦當中就會意識到，我在看項目的時候不僅僅是要盯著一個技術創新去看，我們可以更擴大一點，看它的整個的發展路徑是什么？我們的課堂更多是跟大家去分享更廣闊的思維，更廣的思維方式。

我們還經常拿湖南邵東打火機基地的事情作為案例。為什么中國的打火機能夠始終1塊錢，并且還能夠有利潤？我們需要系統性思維去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從這個產業基地，從這個縣它的生態開始，看看打火機工業化都有哪些的組成部分，它的上下游什么樣子，它們之間什么關系，以及這個地方如何處理這個關系開始，去從宏觀層面上去理解這個話題。

為了理解這個例子，我直接把《新聞聯播》的片段扒下來，跟大家在現場看了一遍三分鐘的視頻。所有人看得特別認真，這是很多人第一次這么認真看新聞聯播。

再插一句，我們課堂有一節專門講如何看政策。那節課特有意思，同學們是周六上課，我會把周五晚上的新聞聯播全部扒下來，一條一條給大家過，來跟大家講我們怎么看新聞聯播，為什么我們看不懂，為什么覺得新聞聯播都是廢話，但我們一條條的過讓大家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總之，大家就知道了，去看項目的時候去理解，我要看它的上下游背后的邏輯，以及這個行業的成長路徑是什么，它背后有哪些更深層次的經濟學原理、社會學原理去看這些東西，我覺得我們的課堂能學能教的是這套東西。

0基礎的人，會被“課程”禁錮嗎？

蒲凡：你剛才其實沒說痛苦沒說。

王京：痛苦是越來越難。

蒲凡：難在？

王京：難在每節課都會觸及我的盲區，因為我不是天然先有的理論，再有的實踐，我也是跟大家一樣的工匠。

蒲凡：我再次帶入一下學員的角色，來說一個難點。假設我是個菜鳥，即使你告訴我課堂討論不帶有任何的觀點，只是在示范一種思維方式，但你就是一位經驗比我豐富，投出來的結果就是比我好的前輩。我就會下意識覺得，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應該遵循你剛才提到的例子。比如你剛才提到的工程化問題，我很有可能會陷入另一個誤區。從此以后，我就會很青睞工程化。

對于你，你的難點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分享不帶有鮮明的觀點？

王京：其實我想到了。所以我們的課堂上不僅僅會講思路，還會講左右互搏之術，怎么樣能夠讓自己在學到某些東西的同時，又不能陷到里面去。我一直以來有個觀點就是，當你理解這個東西的時候，那一刻就是你容易故步自封的時候，容易經驗主義的時候，而投資創業最需要的是開放。所以你需要頭腦一直突破，既學習知識又要在學習得到知識那一刻學會去突破知識、放棄知識、不要被知識局限。

比如一瓶水，我們用投資方法論去觀察它，最后得出一個比較不錯的結論、正向的結論。得完之后我們會同時間告訴大家，我們再去同樣考察這盆水，請大家找出1、2、3、4絕對不投的原因，去左右互搏它，要正面、反面兩個維度同時間去思考它。

剛才說工程化這個問題，我們上節課聊到了工程化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下節課，我就會跟大家去講工程化的負面是什么？如果我們只去搞工程化，我們忽略的是什么？所以我們其實課堂就是非常注重這一點，包括我自己更多是希望大家去觀察一個事物的時候，不帶入自己的這種所謂的主觀。

投資其實是門哲學課，不是金融課

王京：我們第一節課，講如何看項目的時候，還提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作為一個投資人，你盡量不要用你投的那個產品。你想去投這瓶水，你盡量不要去喝它，不要嘗試買它，不要去用你個人的體驗去體驗它。因為你體驗的好不好不重要，反而如果你一旦去體驗它了，你就很容易得出一個觀點，而你接下來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去證明這個觀點。

蒲凡：這是人性。

王京：正常的，所有人都是這樣的。你喜歡一位姑娘的時候，她干什么事都是好的，你不喜歡她的時候干什么都是壞的。投資也是一樣的，一旦你去通過分析得出一些傾向性答案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再在一刻跳出來，不要拿自身的感受去評價它。這是一個訓練方法。

還有第二個訓練方法，那就是任何一個現象我們都要嘗試去問為什么，然后不停地問為什么。

蒲凡：抬杠訓練。

王京：對，抬杠訓練，一直問到你回答起來特難受的時候，就合適了

蒲凡：如何區分抬杠和追問？

王京：沒事你就抬杠，沒關系。

蒲凡：一直抬杠抬到難受？

王京：抬杠抬到這個答案讓你難受，深度差不多就到了。如果你回答一個答案讓你覺得好舒服、好自洽、邏輯好清晰，那么抱歉，有問題，繼續抬杠。

蒲凡：讓我想起武志紅老師在《圓桌派》上說過，心理咨詢成功的標志，并不是滿1000小時，而是到了你崩潰額那一刻。

你剛才說“不要用產品”這一點我也深有感觸。前天我做了另外一場對談，我問那位投資人，這么多年來你做投資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是說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我跟這個公司產生了感情，我覺得我投的那么早、那么好，中間有很多次退出機會都沒有退，總覺得應該繼續在一個戰壕里戰斗，結果IPO停滯了。

再抽象一點，就是當你用完一款產品之后，你就和它產生了一種感性的紐帶，這時候你需要對它陌生化。我們寫作也是，如果你想寫出點不一樣的東西，就是要主動對它進行陌生化，你不要站在任何的使用者立場或者是親歷者立場替它解釋一切。

王京：是的。

蒲凡：覺得這就是特別的人性，所以我覺得你這個課到后面是一門哲學課。

王京：你這個問題說的非常好，我試圖嘗試著去構建風險投資學科，我去理解是否有這門學科，這門學科存在會是什么樣子。目前的結論是，風險投資不是一門金融課、它不是一門經濟課，它是一門社會課、它是一門交叉學科，里邊有歷史、有社會、有人文、有技術、有金融、有經濟、有心理。

所以我始終認為一個優秀的投資人，你不管是做早期、中期、后期，他不是一個在金融、經濟和技術方面的牛人，他一定是社會層面，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有足夠的深刻的人，因為它是一個人文學科。

可年輕人有這份從容嗎？

蒲凡：所以現在想起來，早期我們奉為那種標桿的投資人，像熊曉鴿就很典型，最開始是湖南大學學汽車的，后來他去當了記者，留學期間接觸IDG。這個跨度特別像符合交叉學科的標準。

王京：所以我覺得年輕人想入行，應該把自身的關注度放在對這個世界寬度的認知上。

蒲凡：但這個對他們很殘酷，因為現在整個行業容器變小了，沒機會如此從容了。

王京：所以我們的課堂在主序列之外，還有一門特色的番外篇，叫抗焦慮番外篇，已經講了三節課了，就是解決年輕的投資人如何抗焦慮。就像你說的，行業容器變小怎么辦？我沒有那么多的時間怎么辦？我如何去卷自己，我如何在這個時代獲得成功？我的未來在哪？我們的課堂大概半年會開一次抗焦慮課，目前已經講了三次了。

蒲凡：他們可能會經常一句話，京哥你說的都對，但是我沒辦法？

王京：這種情況有，但不多。因為很簡單，我們在這個層面上聊了很多，然后你也去理解了很多，你也覺得很好，可是你仍然在工作當中沒有辦法去應對的時候，我認為你所面臨的問題可能反而更容易解決。

蒲凡：相當于問題集中化了、就表象了，無非就是你的工作那個職位不太適合實現你的抱負。

王京：是的，就像雖然有很多會困在高考上，但是如何解決高考問題，其實答案也很簡單，只是你是不是適合，你是不是容易做得到。但如果在學術上取得突破，如何去探索，如何去投出獨角獸，如何去發掘這個世界下一個什么在哪，這個問題難度要大得多得多。

蒲凡：那你覺得你這個課適合零經驗的人去嗎？

王京：適合。

蒲凡：為什么呢？

王京：零經驗我得加一個限定，零經驗但是對這東西感興趣。

蒲凡：但如果我沒有經驗，我怎么挑戰你？就是我覺得你的課堂應該是鼓勵挑戰的，鼓勵逆向思維的，我零經驗我就容易束手就擒。

王京：我也會在大學里邊給研究生，大一的研究生都會做一些分享，給大家去介紹風險投資，這些人其實毫無疑問是零經驗，對吧？

蒲凡：對。

王京：大家上課很開心，因為我們在課堂上不是去講一個具體的東西，而是我們會拋出一個的問題。比如你覺得中國的外賣行業為什么這么發達？

這個問題，大家是可以理解的，最后的目的也是讓大家知道，當我們去看待這個現象的時候，我可以去一直在問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不停地由結果說原因，由原因說結果，不停地循環論證。對于零基礎的人來說，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做的，我也認為這是風險投資從業者要具備的基本技能。

這一代投資人，和上一代其實沒有差異？

蒲凡：最后兩個問題。剛才京哥無意間透露自己年齡，2009年入行，對吧？

王京：對。

蒲凡：也就是說其實你經歷了前后兩代人。你的學員都是90后、00后了，而你工作的同事會有大量的70后、80后，甚至60后可能都有，對吧？你覺得這兩撥人的氣質上最核心的一個差別是什么？

我先說我的觀點。你剛才提到“青訓”，我覺得這個詞特別好。拿體育圈來做比喻，現在的投資人更像是體制內訓練出來的球員，而以前的投資人更像是巴西足球文化里篩選出來的，誰在街頭閃光了，踢石頭踢得好，那誰就是投資人。所以這帶來的差別是，90后、00后這些新一代反而會板正一些，沒有那么包容、活躍。

王京：對，但我覺得是要分兩個層面說，如果把今天新一代00后和70后、80后的年齡拉平、大家都25歲的話，其實大家差別不大。

蒲凡：對。

王京：其實大家大差不差，有差別但大差不差，也是追求個性化，追求與眾不同，有自己的觀點。不同的是一些時代的烙印。比如今天是AI時代也好，我們當時是互聯網時代。年齡所帶來的差距沒那么大。

蒲凡：但是人就是他所有的經歷的總和，60后、70后經歷的事情跟90后、00后的事情不一樣，一定會導致差異。

王京：這點我是非常認同，但是我們回到人的性格、人的優點缺點、人的底層的底色上很多都一樣，每個時代到25歲的年輕人都差不多。

蒲凡：人總以為自己是多樣性的那一個。

王京：對。對我們當年也追求個性。比如說消費，大家說我們今天的年輕人消費是追求個性化，不追求性價比，我說我們當年也一樣，你之所以追求性價比是因為你沒錢，等你特有錢的時候你就追求奢侈品了，你就追求品牌了，這是人年齡的問題。但是對事物的結論上肯定是有時代的烙印的。

但如果靜態地來看，此時此刻00后和上一代70、80后進行對比，所謂的體制內與巴西足球的差異，我是這么理解的：任何一個行業的發展，都遵循著這樣的客觀規律，大家一開始的發展都是無序的，都是亂世出英雄的，都是誰街頭踢得好，誰最有特色誰就可以起來。

我們舉例的足球行業就是這樣。我從小踢足球，我很喜歡足球。上一代球星里面每一個都是有特色的，但是今天的球星都差不多。

蒲凡：對，你無法區分薩卡和斯特林。

王京：今天甚至球隊風格都差不多，對吧？歐洲和美國的風格沒什么區別，德甲、意甲沒什么本質區別，但過去是鮮明的區別。你很難說這樣的趨勢是進化還是退化，但他就是客觀規律，就一個事物的發展必然經歷這么一個過程。

最開始，大家靠自發，靠你的靈感、靠你的經驗、靠你的先機、靠你認知差去發展取得成績。當這一波過去之后，必然會到所謂的靠體系、靠科學、靠沉淀，初步完成這個行業的一些基礎理論的沉淀，基礎框架的沉淀。當這一步都完成之后，再下一步又是一個循環，去尋找個性化，尋找突破。

所以我認為今天的年輕人們去接受體系化的培訓這件事，也是這個行業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今天已經不存在這種土壤，今天不會有貝克漢姆這種靠一招鮮就立足的球員了，沒有了。

今天的邊后衛必須學會主攻，必須學會突破。今天的中后衛必須學會出球，必須學會組織進攻，今天的前鋒必須會回防，會搶斷。你如果只做一個站樁，前者往那一站在前鋒，不可能沒有你的位置，這就是客觀發展規律。等這一步都完成之后，才會橫空出現幾個天才來打破平衡，然后讓這個行業再進入到新的循環。

所以回答你這個問題，新一代年輕人在這個時代下，就只能接受先自己學習，把各個東西補齊，然后再把自己的特點再發揮出來。靠一個領域的突破，靠自己認知的不同過去了。

蒲凡：最后一個問題，你的目標是什么？尤其是在未來12個月里面你會做的目標。我再加個修飾詞，你完成這個目標會覺得自己特別牛逼，而不是那種不得不這么做、做完了以后終于松口氣的那種目標。

王京：自豪的目標。第一，加大我上課的頻率，我目前是一個月一次大課150人，每次4個小時都是我講，我希望是一周或兩周有一些小課，不光是大課了，有些小課這是一個目標。第二個目標就是我要引入就是嚴肅學科、學校、高校相關的一些內容，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其他的專家們在自己領域里邊的一些成果跟大家分享。還是那句話它是一個交叉學科。

再補充一句，我們課堂始終是公益性的。

這個是宣誓效應，每個人都在講這個話題，最后他就必須做到了。我們至今為止也沒有收過任何一分錢，而且我的個人理想，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公益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