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撰寫作為漢人傳統(tǒng)習(xí)俗，于隋唐時期漸趨完備，金代雖為女真族政權(quán)，但在攻打遼宋之后，多將其民眾納入自己的治下人們，原有習(xí)俗不會因政權(quán)的更迭立刻改變，因而為死者撰寫墓志的行為，得以延續(xù)下來。

金太祖建國即收國元年（1115），到金朝滅亡天興三年（1234）之間所撰寫的金代漢文墓志，多載撰者姓名及其社會身份。

不僅是為死者歌功頌德，寄托喪家哀思的應(yīng)用文體，還是喪家以死者名義與撰者進行聯(lián)系與社會交往的橋梁。

奉敕撰銘：功勛與血胤

在金代，有些墓志是由皇帝親自下詔，指定撰者為墓主所作的。皇帝往往通過敕令撰銘來表達對墓主的尊敬與哀悼，以這種方式嘉獎有功之人，不僅可以起到教化社會，激勵臣民的作用，還可以樹立自己開明仁君的形象，鞏固皇權(quán)，穩(wěn)定統(tǒng)治。

皇統(tǒng)三年（1143）的《時立愛墓志銘》由宇文虛中奉敕撰銘。時立愛，金朝故相，先仕于遼，于遼大康九年（1083）登進士第，由于其所治清明，頗受遼主賞識。

天輔七年（1123），時立愛因?qū)ζ鋾r遼朝政治情狀失望，轉(zhuǎn)而率部歸金。金朝初定，“萬里耕稼，民物熙阜”的太平景象，皆有時立愛之功。

皇統(tǒng)三年八月，時立愛薨，金熙宗令趙慶襲監(jiān)護喪事，并命宇文虛中為其撰銘。宇文虛中是由宋投金之臣，其降金后，熙宗言：“得汴梁時歡喜猶不如得相公時歡喜”，后虛中又奉命為金太祖撰寫《太祖睿德神功碑》，并因此進官階為金紫光祿大夫，可見其頗受重用。

據(jù)《三朝北盟會編》載，金朝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類，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學(xué)并本朝十?dāng)?shù)人相與評議”，可見宇文虛中在金朝初期的制度建設(shè)中舉足輕重，金人稱其為“國師”，政治地位極高。

至于宇文虛中的文化素養(yǎng)更是不容小覷，趙秉文曾書：“本朝百余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tǒng)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黨公”。宇文虛中無論是在政治還是文學(xué)上都聲望頗高，金熙宗命其為時立愛撰銘，反映了熙宗對時立愛的重視。

除上述為新亡者敕詔撰銘外，世宗統(tǒng)治時期，還詔令史臣為先前已逝女真功將補撰墓志。大定十七年（1177）的《完顏希尹神道碑》是“翰林直學(xué)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秘書少監(jiān)王彥潛奉敕”所撰。

完顏希尹家族多出武將功臣，其本人亦跟隨金太祖四處征戰(zhàn)，是為開國名將。天眷三年（1140），金熙宗因疑希尹“奸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下詔將其賜死。

直至皇統(tǒng)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才為其平反，《完顏希尹神道碑》正是在完顏希尹逝世37年后，金世宗念其遭遇與功績，為延功臣之賞以安定基緒而特敕王彥潛所撰。

同年的《完顏婁室神道碑》，亦是金世宗命王彥潛補撰而成。完顏婁室與完顏希尹同屬完顏家族，祖、父皆軍功卓著，幼年時便“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手之所及，無不超越”。

完顏婁室父知婁室軍事才能，將其獻予穆宗，穆宗寄之軍族重任。完顏婁室少年時便追隨穆宗討伐蕭海里，后又隨太祖滅遼伐宋，一生都馳騁于南北疆場，“數(shù)千百戰(zhàn)未嘗不捷”堪稱“常勝將軍”，威名震懾南北。

完顏婁室軍功之高“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其右者”。因此，在其死后屢獲殊榮，世宗詔王彥潛作《完顏婁室神道碑》表彰其功，亦有以其作為榜樣垂教女真后世之意。

為皇親貴胄撰銘

除朝廷重臣之外，皇帝亦曾下詔為其親族撰銘，以示墓主地位及功績，這些志主不僅包括皇帝的同姓血親，還包含外戚，墓主因皇室親族身份的加持，往往更易得到敕撰的賞譽。

泰和二年（1202）的《蒲察胡沙墓志銘》由墓主孫“塔失不立石”。據(jù)墓志與《金史·窨宗欽慈皇后傳》可知，蒲察胡沙生于外戚世家，其祖父蒲察按不娶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妹妹，也即韓國大長公主為妻；其長姐為世宗皇帝興陵崇妃。

蒲察胡沙本人亦娶世宗皇帝第三女兗國大長公主為妻，是為駙馬，地位較高。與上文所記《時立愛墓志銘》《完顏希尹神道碑》《完顏婁室神道碑》不同。

《蒲察胡沙墓志銘》的題署中沒有“奉敕撰”等明確表示撰者承皇帝旨意撰銘的字眼，然銘文所記“哲人其萎，上聞?wù)鸬俊亩骱窕荨Ｌ孛爻迹詾橹录馈！?/p>

表明章宗對蒲察胡沙的逝世深感痛惜，命重臣祭悼，并詔令塔失不撰其豐功于墓碑之上。除了上述奉敕撰銘的墓志外，金代還有兩方特殊的漢文墓志，屬于金朝統(tǒng)治下的偽齊政權(quán)。

金天會八年（1130）七月，金太宗冊立劉豫為大齊皇帝，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九月，劉豫在大名府正式受金冊命稱帝。

此兩方墓志的主人正是劉豫的妹妹劉氏與妹夫傅諒。《齊故衛(wèi)國長公主墓志銘》《齊故通侍大夫駙馬都尉傅公墓志銘》二志撰者皆為羅誘，傅諒及傅諒妻墓志中，未記羅誘與二人關(guān)系及其撰銘原因。

然銘文中載“以阜昌五年二月十六日敕葬于濟南府長清縣和平鄉(xiāng)”，由敕葬行為推測此墓志為奉敕所撰的可能性較大。

又考羅誘任官經(jīng)歷，其于偽齊阜昌四年（1133）癸丑進士及第，劉豫認(rèn)為他“碩謀遠略，灼見敵情，輿論僉從皆所毗倚”。

可見羅誘系偽齊政權(quán)的重要謀臣，是劉豫的左膀右臂，墓主劉氏又為劉豫妹妹，所以筆者頗疑劉豫命羅誘為傅諒夫婦作銘亦是有可能的。

功勛與血胤：以鞏固皇權(quán)為中心

在“奉敕撰寫”的墓志中，撰者往往未表明自己與墓主的關(guān)系，皇帝作為聯(lián)結(jié)二者關(guān)系的橋梁，在撰寫墓志這一社會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

在古代，由皇帝下詔為死者撰銘，是死者家族至高的榮譽，肯定了死者對朝廷的貢獻及其家族在社會上的地位，而此殊榮必非常人可得，死者要么有功勛加身，深受皇帝尊敬，要么與皇帝有血胤關(guān)系，親情加持。

而對皇帝來說，敕撰除具有賞譽功用外，還是他拉攏功臣貴族，鞏固政權(quán)的有力手段。

時立愛逝世后之所以得到敕撰的待遇，或與其下原因密不可分。首先，時立愛于戰(zhàn)亂時獻忠于金，且面對宋朝的威逼利誘不為所動，對金的忠誠可見一斑。時立愛原為遼朝舊臣，因其“剛正敢言，忤權(quán)貴”而備受重視，累遷至高官。

天輔七年，金太祖占領(lǐng)遼燕京，派遣平州人韓詢持詔招降時，時立愛審時度勢，率眾歸降。

金朝占領(lǐng)平州之初，未攏民心，民間多傳金朝存恤百姓只是緩兵之策，時立愛因此勸諫太祖應(yīng)以招撫降民為重，建議金帝“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義”，太祖對其嘉嘆不己，并納其上言“約束兵士”，若“秋豪有犯，必刑無赦”，命時立愛率眾安撫百姓。

時立愛的安撫之策減少了漢人抵抗，使女真得以迅速征服漢地，利于女真統(tǒng)治的安穩(wěn)。未幾，時立愛歸還家鄉(xiāng)新城，恰逢金“以燕、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慕時立愛名甚久，屢召其入朝做官，因見“宋政日壞”，時立愛拒不應(yīng)詔。

待金兵伐宋之時，時立愛率子孫欣然往之，拜于金師麾下，追隨完顏宗望。其次，時立愛軍功卓著，吏治清明。

時立愛仕金多年，征戰(zhàn)四方，多次出謀劃策，立下大功。除軍事功業(yè)外，他還治民政，“以清凈安民為先”，使得戰(zhàn)亂之后，民眾得以安寧，社會經(jīng)濟得到恢復(fù)與發(fā)展，太祖即位之時“天下大定，歲屢豐稔”。

因此在時立愛逝世后，熙宗親自下詔令宇文虛中為他撰寫墓志銘，鼓勵其為金效忠、建功立業(yè)的行為，以教化時人，穩(wěn)定政權(quán)。

金世宗完顏雍是趁海陵王伐宋失利之際即位的，雖官方將其稱帝曰為天命所歸，實質(zhì)卻是篡位奪權(quán)。

世宗即位初，貴族矛盾與人民叛亂頻仍，因此他迫切需要塑造自己的政權(quán)合法性，并拉攏世家大族，鞏固皇權(quán)，下詔為完顏希尹等開國大將補撰，是其達到此政治目的的方式之一。

完顏希尹，官至大金左丞相。初，隨金太祖完顏阿骨打起兵抗遼“常在行陣”為金朝的開國立下卓越功勛。

金太祖去世后，希尹跟隨金太宗，獲遼主，執(zhí)宋主，在滅遼伐宋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建國后，由于女真民族沒有文字，故“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隨著抗遼進程的加快，金朝政治地位急劇上升，從遼朝附庸一躍成為可與遼分庭抗禮的政權(quán)，迫切需要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文字。

希尹擔(dān)此重任，奉敕“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創(chuàng)制女真文字，為日漸勢強的金朝打下文化基礎(chǔ)，對提高女真民族的整體文化素養(yǎng)和道德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除此之外，金熙宗即位后，希尹任左丞相，“有大政皆身先執(zhí)咎”積極輔助熙宗進行政治改革，促使女真迅速向封建社會轉(zhuǎn)變。

雖然完顏希尹在金朝初年取得不朽勛績，但最終被金熙宗賜死。金世宗為希尹補撰不僅是對他生前所作貢獻的肯定，也是借為其平反一事塑造自己的仁君形象，更加強化海陵王喜殺戮的負(fù)面印象，讓人們在心理上對世宗即位有所認(rèn)同。

除此之外，據(jù)《完顏希尹神道碑》《完顏婁室神道碑》等載，完顏希尹家族在女真完顏部興起、統(tǒng)一各部落、滅遼立金到建國后政治、經(jīng)濟、軍事建設(shè)中都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且多擔(dān)宰職，在朝廷上具有著很大的話語權(quán)。

金世宗敕詔補撰，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完顏家族地位和聲望的進一步抬高，完顏家族必定對世宗心懷感激，從而擁護世宗，達到其鞏固皇權(quán)的目的。

如時立愛、完顏希尹、蒲察胡沙等，由皇帝親自下詔撰銘的墓主，皆為金朝開國功臣或皇親貴胄，他們多隨金主征戰(zhàn)遼宋，建國后又在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樹，深受皇帝的重視。

且皇帝下詔為功臣、親族撰銘的先例自遼宋即有，如宋李清臣《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宋歐陽修《觀文殿大學(xué)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遼王曉《耿崇美墓志》、遼王師儒《蕭袍魯墓志》等皆奉皇帝敕詔所撰，志主也多功勛等身。

金隨前朝及漢王朝遺制，亦對功臣施詔敕撰銘之賞。而對皇帝來說，其命重臣護葬、撰銘不僅是對功臣的賞譽，更欲借此彰顯自己仁愛君主形象，拉攏墓主背后的世家大族以鞏固皇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