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在強奸罪辯護實務中，無罪辯護的關鍵在于精準把握證據鏈條的完整性、程序合法性及被害人意志的真實性。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系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包頭市首席法律咨詢專家，包頭市檢察院第二期“1帶N提素能補短板共成長”導師。張博士擅長于刑事辯護，本文結合典型案例及學界理論，系統歸納無罪辯護要點，并融入實務評析，為辯護策略提供法學理論支撐。

一、證據不足類：核心事實無法排除合理懷疑

（一）僅有被害人陳述，缺乏客觀證據印證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5條明確“孤證不能定案”。若僅有被害人陳述而無其他證據佐證，如物證、DNA鑒定、現場痕跡等，則無法形成完整證據鏈。

典型案例：

朱某強奸案（2018）冀0322刑初324號：僅憑被害人陳述且多次矛盾，未提取精斑等生物證據，最終無罪。

劉某強奸案（2018）冀0408刑初196號：案發七年后物證缺失，僅有被害人陳述，無法還原現場。

張萬軍教授法理評析：

在“一對一”強奸案中，印證證明模式常因直接證據匱乏而難以適用。“一對一”強奸案一般發生在隱蔽場所，除了雙方當事人外，很少有第三人在場，這導致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外，很難獲得其他直接證據。一些案件中，即使獲得了DNA等證據，也只能證明發生過性行為，對于判斷被害人主觀意志內容作用不大。

而對于公訴機關來說，間接證據的體系化運用是破解“一對一”困境的核心路徑。例如，在醉酒型強奸案中，可通過被害人案發前后的行為異常、雙方關系親疏、現場環境等間接證據，輔以“常識、常情、常理”法則，推斷被害人是否處于意志受限狀態。

二、被害人陳述矛盾類：真實性存疑的典型情形

（一）多次陳述內容不一致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刑訴法解釋》第87條要求審查陳述的穩定性與合理性。

典型案例：

盧某強奸案（2018）津02刑終397號：被害人四次陳述對案發時間、報案動機等關鍵情節矛盾，真實性無法確認。

趙某強奸案（2018）遼14刑終14號：被害人陳述與證人證言存在時間矛盾，且缺乏客觀證據支持。

張萬軍教授法理評析：

被害人陳述是關鍵證據之一，被害人陳述的穩定性是認定違背意志的核心。需結合聊天記錄、報警時間等輔助證據判斷其合理性。例如，若被害人在案發后未及時報警，反而因其他矛盾報案，如經濟糾紛，則可能屬于“事后反悔型”誣告。

三、程序違法類：證據排除與強奸迷思

（一）物證提取程序不規范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要求排除非法物證。

典型案例：

張輝、張高平案（2013）浙刑再字第2號：指認錄像不完整、見證人未實際參與，物證因程序違法被排除。

王某強奸案（2017）皖刑再2號：毛巾被由被害人自行提取，未及時移交，存在污染風險。

張萬軍教授法理評析：

程序合法性是證據效力的生命線。實務中常見問題包括：物證未密封保存、提取筆錄無見證人簽名、DNA鑒定未排除混合樣本等。辯護時需重點審查證據保管鏈條的完整性，必要時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同時，需結合個案細節，如案發環境、物證提取規范性，來判斷證據充分性。若偵查機關未及時固定關鍵物證，或檢材來源存疑，如由被害人自行提取，應堅決質疑證據真實性。

辯護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要破除強奸迷思并進行證據規則重構。例如，以“未激烈反抗”“事后索賠”等反向推定同意，或將被害人性經歷作為品格證據質疑陳述可信性，均屬典型迷思。對此，需通過證據規則的雙重限縮予以糾偏：明確禁止從被害人衣著、性史、延遲報案等事實中直接推導同意，除非該事實與案發情境存在直接邏輯關聯。同時，要將生物學與心理學研究成果納入司法認知，承認“僵硬、順從”等非對抗反應是被害人在極端情境下的常見應激狀態，否定“合理反抗”的單一敘事模板。

四、被害人意志類：同意有效性的實質判斷

（一）欺騙手段與法益關系錯誤

典型案例：

馮某案（2017）晉04刑終28號：以“網戀”誘騙發生關系，但聊天記錄顯示被害人自愿赴約，不構成強奸。

黎某某案（2015）汕城法刑初字第58號：被害人謊報年齡，被告人無法明知其為幼女，無罪。

張萬軍教授法理評析：

欺騙型強奸的定性需結合“法益關系錯誤說”。虛構職業、婚戀承諾或經濟利益等，僅影響被害人對性行為附加條件的期待，屬于交換價值層面的動機錯誤。此類行為雖具道德可責性，但因未動搖性自主權的核心，應通過民事救濟或行政規制處理，避免刑法過度介入私人自治領域；反之，若行為人對性行為性質，如冒充治療實施性侵，進行虛構，直接導致被害人對其處分法益的內容與后果產生根本誤認，此類欺騙因侵犯性自主權的存續價值而構成強奸。實務中需嚴格區分二者，避免混淆道德瑕疵與刑事違法。

五、特殊場景類：半推半就與熟人關系

（一）半推半就的同意推定

典型案例：

陳某案（2018）川0116刑初599號：表姐夫與表妹發生關系，被害人未呼救且無反抗痕跡，認定為“半推半就”。

殷某、何某案（2019）川0108刑初466號：性行為中有言語交流并使用情趣用品，無法證明違背意愿。

張萬軍教授法理評析：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強奸罪的核心在于“違背婦女意志”與“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對于“半推半就”案件，需綜合審查雙方關系、行為手段、被害人反抗能力及事后表現等客觀證據，避免僅憑被害人陳述或嫌疑人供述定案。關鍵判斷標準包括“推”與“就”的主次關系，需區分“推”是真實拒絕還是羞怯表現，“就”是主動同意還是被迫妥協。其次，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壓制反抗的暴力、脅迫或利用特殊關系，如監護、從屬地位。并分析案發地點、雙方交往歷史、體表傷痕、報警時間等。缺乏暴力痕跡且存在自愿互動證據時，法院可能認定“推”為形式，實質未違背意志。

（二）熟人關系之間強奸

典型案例：

刑事審判參考第1339號：本案案發不及時、不自然，不能排除郭某某出于顧慮或者其他考慮才報案的可能性，應當結合雙方感情進行全面分析，不能截取部分性行為認定強奸犯罪。

張萬軍教授法理評析：

在熟人關系性侵案件中，司法機關需著重考察以下核心要素：其一，被害人的即時性反應，如是否存在明確的肢體反抗、呼救行為或利用環境條件實施自救的可能性。若案發場景具有開放性特征（如公共場所、白天等），且被害人客觀上具備求救條件卻未采取合理自救措施，需結合情境分析是否構成"默示同意"，但應注意避免將環境因素作為單一判斷依據，須與被害人認知能力、加害人控制程度等要素聯動審查。其二，案發后雙方態度具有重要補證價值，如被害人的情緒狀態、就醫記錄、通訊記錄等客觀表現，特別是延時報案的原因需結合社會心理因素進行合理化解釋。對于性行為后提出經濟訴求的情形，應區分補償性索要與敲詐勒索的本質差異，避免將事后協商簡單等同于事前自愿。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對存在情感基礎或既往性關系的案件，如戀人、前配偶等，應遵循整體性審查原則：首先，需縱向考察雙方關系演變歷程，重點分析案發時情感狀態是否足以支撐自愿推定；其次，對于多發性行為中個別指控的情形，須嚴格審查該次行為與既往行為的差異性，包括情境突變、暴力升級等異常節點；最后，禁止以"通奸關系"或"既往自愿"作為否定本次違背意志的當然依據，而應著重審查本次性行為中是否存在強制性要素的實質性突破。

結語

強奸罪的無罪辯護需以證據審查為基石，以被害人意志為核心，兼顧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實務中應避免機械適用“違背婦女意志”的抽象標準，而應結合具體場景、證據鏈條及學界理論，如法益關系錯誤說、印證證明模式，進行動態分析。唯有如此，方能實現刑法保障人權與懲罰犯罪的平衡。

（本文系張萬軍教授結合司法實務案例及刑法理論前沿所作評述，轉載請注明出處）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