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雙相情感障礙又叫天才病”在微博引發(fā)廣泛討論。不論是心理疾病的污名化還是過度美化，實則都在不同維度上忽略了患者面臨的真實處境。二者的危害甚至遠超過疾病本身，堪稱另一種形式的“瘋狂”。

在最近出版的新書《另一種瘋狂》中，作者斯蒂芬·欣肖坦言父親曾長期遭受雙相障礙的折磨，但由于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誤解，這個秘密被深深地埋藏于其家庭中，成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痛苦。欣肖從小就生活在這種沉默的陰影下，直到大學時期才得知父親的真實病史。這段經(jīng)歷不僅成為他投身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動力，也讓他深刻地認識到污名對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人造成的巨大傷害，并立志改變它。

欣肖以第一人稱寫作了這本書，從一個在這種環(huán)境中長大的孩子的視角描繪了自己的成長歷程，更記述了自己家族三代人的經(jīng)歷，并以此為基礎(chǔ)，生動展現(xiàn)了精神疾病污名對一個家庭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4月10日，新京報書評周刊聯(lián)合北京新曲線出版，邀請該書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教授、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病學教授斯蒂芬·欣肖，譯者之一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藺秀云，大儒心理創(chuàng)始人徐凱文，共同分享該書背后的故事。活動現(xiàn)場，欣肖講述了這項研究的私人緣起，并由此挖掘了心理疾病污名化背后的社會動因。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出現(xiàn)偏離正常的狀態(tài)。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更應消除污名化，秉持科學精神去探索這種現(xiàn)象或疾病。

以下是本次活動的對談整理，有刪減。

《另一種瘋狂：精神疾病的污名與希望之旅》，[美]斯蒂芬·欣肖 著，藺秀云、殷錦繡、唐瑩瑩 譯，2025年1月，新曲線丨人民郵電出版社。

整理 | 申璐

雙相情感障礙：

被誤診的與被污名的

斯蒂芬·欣肖：我是一名臨床與發(fā)展心理學家。我研究過有各種心理和發(fā)展問題的兒童，以及他們的家庭、學校、大腦和所在社區(qū)。

大約 30 年前，我意識到我的研究中缺失了一些東西。缺失的那個因素，正是我最初投身心理學、研究以及臨床服務的原因。那就是我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家中成長的經(jīng)歷。我的父親很棒，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哲學教授，我的母親也很出色，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英語講師。在很多方面，我的成長環(huán)境都非常好。但成長過程中也有一些深刻、神秘且可怕的事情。我的父親會忽然毫無蹤跡地消失，每次消失長達6個月甚至 1 年。我的母親不被允許說（他去了哪里）。

直到我18歲，已經(jīng)不再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才知道父親不在家是因為他患有非常嚴重的精神疾病，最初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我正確地診斷出他患的是躁郁癥，也就是雙相情感障礙。

我18歲的時候，他第一次給我講了他的故事。

在我和父親那次重要的談話之前，我并不知道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學醫(yī)學中心他的主治醫(yī)生曾明確地告訴過他和我母親，永遠不要告訴你們的孩子你患有嚴重精神疾病這件事。如果他們知道了，他們將永遠被毀了。你和你的妻子不能提及你不在家的原因。也是那次在家中他的書房里的首次談話中，他告訴我，他16歲時和父親、繼母以及四個兄弟住在加利福尼亞，第一次出現(xiàn)了癥狀，當時所有人都認為他患的是慢性精神分裂癥。

他開始有了非常強烈的想法。

那是什么想法呢？我的祖父，也就是我父親的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我父親還是個青少年的時候，曾是國內(nèi)和國際禁酒運動的領(lǐng)導者，他會邀請世界禁酒運動的領(lǐng)導者到家里來吃晚餐，然后所有人都會談論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法西斯主義者。

我的父親很聰明，對歷史也很了解。他非常擔心那些訪客對法西斯主義即將到來的警告。在7天的時間里，他無法入睡，整晚都在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的街頭徘徊，直到他有了一個新想法。他腦海里有聲音在對他唱歌，拯救自由世界。在他在街頭徘徊的第7個晚上，他不知道該如何拯救自由世界，而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這個新想法就是，如果他張開雙臂，它們就會變成翅膀，他就能飛起來，自由世界的領(lǐng)導人會目睹他的飛行，然后阻止法西斯主義。

1936年9月6日，太陽升起的時候，他回到了家，爬上了長著花的棚架，然后到了屋頂，脫下衣服，張開雙臂飛了出去，只不過他的飛行只持續(xù)了1 秒鐘，就摔到了下面的人行道上。他的三個哥哥和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們從房子里沖出來，看到小維吉爾，也就是我的父親，失去了意識，在屋頂下面的人行道上流血，他們叫了急救隊。他先是被送到了一家綜合醫(yī)院，然后又被送到了一家成人精神病院。

那家醫(yī)院是一家成人公立醫(yī)院，他是那里最年輕的病人。他認為法西斯主義者在醫(yī)院的食物里下了毒。我父親是個高大強壯的運動員。他剛?cè)朐旱臅r候體重 180 磅。他不再吃東西，只喝水，最后體重降到了115磅，院長甚至叫來了我的祖父幫忙進行臨終圣禮。

他在那家我們現(xiàn)在會稱之為“蛇窟”的醫(yī)院里呆了6個月。奇跡的是，第二年春天，他在幾天內(nèi)就康復了，然后出院了。自從那次臨終圣禮后，他就和家人沒有聯(lián)系了，腦海里的聲音也停止了，他變得更加理智。最后他出院回家完成了高中最后一年的學業(yè)。但家里人決定不談論這件事，因為這會很丟人，而且可能會破壞他的康復。

他有一段時間康復了。他去了斯坦福大學。他獲得了獎學金，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他和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一對一地學習了一年。他結(jié)識了偉大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還就愛因斯坦的道德哲學對他進行了采訪。

就這樣，我父親輝煌成就與嚴重精神疾病并存的人生開始了。當他完成了關(guān)于科學哲學的博士論文時，他認為自己可以通過心靈感應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jié)束。他又一次精神錯亂，被送進了費城州立醫(yī)院。費城州立醫(yī)院真的是個“蛇窟”。男性病房里有近7000名男性病人，而病房只能容納大約1500 人。而且那里還有淺墳。我父親每周都會被工作人員和同病房的病人毆打，而且同樣沒有得到任何治療。他開始認為自己被關(guān)在德國或波蘭的集中營里。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叔叔去探望他，想帶他出去透透氣。但我父親說：“不，我在集中營里，我們倆都會被槍斃的。”這是妄想，他其實在費城郊外，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他所在的醫(yī)院和集中營非常相似。

我父親又奇跡般地康復了，成為了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哲學助理教授，在一次相親中認識了我的母親，我母親當時是英語專業(yè)的研究生，然后他們結(jié)婚了。然而，在他們訂婚后，我父親對自己的精神疾病和住院經(jīng)歷只字未提，因為這太丟人了。所以在我出生、我妹妹出生時，在我們出生期間，他又因為躁狂和抑郁的復發(fā)住進了其他醫(yī)院。

當時有治療精神分裂癥的全新藥物。因為誤診，他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還接受了很多次電休克治療。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不在家，我認為這是我的錯。如果我是個更好的兒子，也許他就會留下來。如果我敢問他是去了哪里，也許他又會離開。

在經(jīng)歷了多年的神秘、沉默和父親的缺席后，我的母親照顧著這個家，但沒有告訴任何人（父親的情況），因為她不被允許說。最終，在我上了大學后，我父親向我敞開了心扉。那次初次談話不僅激勵我投身心理學，與孩子們一起工作，最終還讓我研究污名化的問題。但這也讓我感到恐懼，因為我覺得自己可能就是下一個要被送進可怕的精神病院的人，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告訴任何人（父親的情況）。

在接下來的 25 年里，我完成了大學學業(yè)，管理過針對神經(jīng)發(fā)育障礙兒童的夏令營和學校，還獲得了自己的博士學位。在這期間，我和父親每年會進行三四次長談，更深入地探討他的精神疾病。

在大學畢業(yè)前，我說：“不，這不是精神分裂癥，這是雙相情感障礙。” 我通過伯伯 （他是一位心理學家） 說服了父親的醫(yī)生，給他作出了正確的診斷。我父親最終開始服用鋰鹽，有一段時間沒有了癥狀。

他發(fā)表研究論文和書籍，教過成千上萬的學生，在國內(nèi)和國際上進行演講，而我自己也經(jīng)歷過抑郁，有時還很嚴重。在職業(yè)生涯中期，我意識到……現(xiàn)在我需要研究我們家所遭受的污名、羞恥和沉默。

我父親有五個兄弟，其中兩個患上了物質(zhì)濫用和成癮障礙。還有一個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癥。為什么我父親會患上雙相情感障礙呢？我認為有三個原因。首先，他的生母在他三歲時去世了，死于癌癥手術(shù)。3到4歲失去父母的孩子，日后很容易患上情緒障礙。

其次，在我祖父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我父親的母親去世后，他再婚了，娶了一位非常嚴厲的傳教士，就像我祖母曾經(jīng)一樣，她曾去過南美洲傳教。她覺得維吉爾是個非常聰明且虔誠的男孩，可以被培養(yǎng)成一名牧師。所以她會因為一些小過錯就殘酷地懲罰他。他遭受了身體上甚至是性方面的虐待。這是人們患上精神疾病的另一個原因。

第三，他無疑攜帶了那些高度預示著會患上雙相情感障礙的基因組合。雙相情感障礙可能會受到早期經(jīng)歷和創(chuàng)傷的影響，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遺傳疾病。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后幾年里，我開始談論他，并撰寫關(guān)于他的這本書的草稿，這花了我很多年時間。我父親患上了一種類似帕金森癥的疾病，我認為部分原因是誤診，他接受了錯誤的藥物治療和錯誤的電休克治療。

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和父親在游泳池邊交談。他說：“兒子，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希望自己得的是癌癥。”我說：“你怎么會這么想呢？”“想想‘精神疾病’這個詞對一個哲學家意味著什么。這是一種疾病，是精神方面的，是想象出來的。如果我得的是癌癥，也許我就能原諒自己了。但我知道我所有的發(fā)病都是我的錯。”即使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對污名化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

這本書是為了把我父親、母親和妹妹的經(jīng)歷記錄下來。它是為所有經(jīng)歷過精神疾病的家庭而寫的，實際上幾乎所有家庭都有這樣的經(jīng)歷，因為精神疾病并不罕見。這本書也是為了傳遞一個希望的信息，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打破沉默，展開對話，治療方法就會被研發(fā)出來。

家庭不必再默默忍受痛苦，整個人類都可以進步。

最后，我們應該來討論一下。“污名” 是一個強大而丑惡的詞。我們形成刻板印象，我們有偏見，我們進行歧視，但污名化的影響還不止于此，因為它會將人非人化。在我父親十幾歲、年輕的時候以及中年的時候，他在住過的那些醫(yī)院里，受到的待遇都不像個人。一旦我們認為，比如，某個精神錯亂的人不像個人，我們就會疏遠他們，甚至消滅他們。

來自國內(nèi)一線觀察：

心理疾病污名化的變遷

劉冰云：這本書對于我們從整個層面抵抗改變污名化會帶來哪些改變？

藺秀云：欣肖教授在祛除精神疾病污名化方面貢獻卓越，而我也希望能將他的這份心愿傳遞到中國。在我從事家庭治療工作的過程中，遇到過不少患有抽動障礙或抑郁癥的孩子，他們的家長大多抗拒前往精神類專科醫(yī)院。面對這種情況，我通常會建議家長帶孩子去兒童醫(yī)院，因為兒童醫(yī)院相關(guān)科室的主任來自安定醫(yī)院，這樣更容易讓家長接受。

往前追溯，在我小時候，身邊也有一些被大家稱為 “瘋子” 的人，實際上他們是未得到妥善精神治療的患者，當時大家也不知如何提供幫助。就像我的伯母，多次前往精神病醫(yī)院住院，周圍人都對她避之不及。這足以說明，過去人們對于精神疾病的認知、治療手段以及相關(guān)知識的傳播都極為有限。

劉冰云：徐凱文老師，您長期扎根國內(nèi)，始終奮戰(zhàn)在一線心理治療工作崗位上，而且還是我們這本書的首批讀者。請您講講國內(nèi)心理疾病的現(xiàn)狀，尤其是在污名化方面的情況，以及這些年來這方面是否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徐凱文：我是一名精神科醫(yī)生，1997 年從醫(yī)學院畢業(yè)后就開始從事精神科工作，至今也快 30 年了。在這期間，我察覺到一個變化：以往，各地的精神病院往往都有外號，很難想象綜合性醫(yī)院會有這樣的情況，但精神科醫(yī)院卻普遍如此。例如，我曾就職的蘇州廣濟醫(yī)院，其所在地原來有個別稱叫“四擺渡” ，它本是一個地名，卻被用來罵人，比如說 “你這人該去四擺渡” 。還有，大家都知道上海宛平南路600號，以前這也是個不太好聽的說法，現(xiàn)在已經(jīng)時尚化了，這就是非常成功的去污名化的一個例子。

然而，從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來看，情況并不樂觀。2009 年發(fā)布的一項全國性流調(diào)顯示，中國人精神障礙患病率為 17.5%。但在這 17.5% 的患者中，僅有 8% 的人尋求過幫助，真正得到幫助的更是只有 5%。需要說明的是，這項調(diào)查是 2005 年開展的，2009 年發(fā)表的文章，這就是多年前我們所面臨的狀況。

然后，我想舉一個例子，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欣肖教授主要介紹的是重型精神病的相關(guān)情況，然而實際上，人們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并非僅局限于重型精神病范疇。事實上，我們似乎普遍對心理疾病存在恐懼心理。我有一個印象極為深刻的小例子，大概在 10年前，我還在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系統(tǒng)做秘書長，我們收到一起嚴重投訴：一位來訪者與咨詢師發(fā)生了性關(guān)系，這嚴重違反了咨詢倫理。

在調(diào)查處理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前輩咨詢師，其道德人品和專業(yè)能力都無可挑剔，但他當時的反應——后來我發(fā)現(xiàn)很多資深心理學家以及不少精神科醫(yī)生都持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一個年輕女孩與比自己大幾十歲的咨詢師發(fā)生性關(guān)系，是因為女孩屬于邊緣人格障礙，無法控制自身情緒和行為，才會做出這種草率且自我傷害的行為，仿佛錯都在女孩身上。

當時，作為咨詢師或精神科醫(yī)生，竟然也會對病人存在這樣的歧視，這讓我大為震驚。無論來訪者是否 “瘋癲”，是否有情緒障礙，這都絕不是侵犯她的理由，然而這樣的觀點卻公然被拿出來討論，所以我開始關(guān)注這背后的問題。

再比如，在大學研究生錄取過程中，我留意到很多導師一旦聽聞學生有精神疾病病史，他們就會有一種回避的傾向。我覺得，實際上這并不是歧視，而是一種恐懼，他們害怕學生因心理問題出現(xiàn)狀況而連累到自己。

所以我認為，這背后反映出人們對精神問題存在深深的恐懼與歧視，患病的人似乎被當作異類遭到排斥。從精神病學的歷史來看，這是一個極為顯著的現(xiàn)象。甚至在中世紀，人們會用火刑、水刑等殘酷方式對待精神病人。所以，文明在不斷地進步。

污名化背后：

恥感與歧視的根源

劉冰云：如今，心理疾病在當今社會已為大眾所熟知，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然而，心理疾病的污名化現(xiàn)象卻依舊頑固地存在著。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心理疾病被污名化？在流行文化中，又存在哪些對心理疾病的典型誤解呢？

斯蒂芬·欣肖：自從我們成為一個物種以來，精神疾病就一直伴隨著我們。它并非罕見之事，也不是令人憎惡的東西。大多數(sh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如果能得到治療，如果能得到同情和理解，如果能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也許可以康復。

不過，讓我們回到人類物種歷史的早期，那時人類生存難度非常大。我們的捕食者比我們體型更大、速度更快，除非人們相互合作、具備很強的社交性，并且花費大量時間養(yǎng)育后代——畢竟我們生來就是社會性的動物。

但如果我們?nèi)祟惪偸欠e極親近社會且總是輕易信任他人，我們可能會成為存在以下三類問題的人的受害者。

其一，你是否患有傳染性疾病？我們最好離你遠些。

其二，你會不會欺騙我？在生意往來或者私人關(guān)系中，你會不會不給我應得的回報？

其三，你的外貌、行為舉止以及宗教信仰與我差異巨大，以至于你可能屬于另一個不同的部落？

所以，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我認為你有可能有傳染性疾病，或者我認為你在與我打交道時不會恪守道德規(guī)范，又或者我認為你與我差異太大，你的部落可能會壓倒我的部落，那么我就會傾向于將你推開，認為你與眾不同，認為你不值得交往。

而有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看起來似乎沒有相同的“道德標準”。他們說話不講道理，也許還會騙走我應得的東西。如果我認為你有精神疾病，不只是因為你品行惡劣，而是因為你的大腦有問題呢？是你糟糕的基因?qū)е碌模铱赡芫蜁_始覺得你不太像個人，你不太算是我們這個物種的一員。

所以在歷史的長河中，在各種文化里，對那些行為不理智、看起來不聰明或者可能有反社會傾向的人的污名化無處不在。

在不同的文化中，它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但我們?nèi)匀恢溃瑳]有哪個社會是不存在這種污名化現(xiàn)象的。如果公眾因為你的宗教信仰、膚色、行為，也可能是因為你的精神疾病而對你和你所屬的群體抱有污名化的態(tài)度，那么作為當事人，你很清楚社會的看法。在過去，這種看法可能是通過篝火旁講述的故事傳播，而如今則是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很可能發(fā)生的情況是，你會將這種污名內(nèi)化。

（你會覺得） 我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我不如那些心理健康的人。一旦你將這種羞恥感和自我貶低內(nèi)化，會產(chǎn)生什么后果呢？其中一個后果就是，你會認為自己不配接受治療。難以獲得治療還有其他原因。我們沒有足夠的醫(yī)生，但即便是精神病醫(yī)生和心理學家也會受到污名化，因為我們是和“瘋子”打交道的。

最后，如今的一些政策加劇了這種污名化現(xiàn)象。你找不到工作，無法完成學業(yè)，你被認為毫無價值。無論是媒體，包括傳統(tǒng)媒體和社交媒體，一旦你行為不理智，濫用藥物，或者看起來與常人相差甚遠，你就會被視為異類。在美國，你甚至會被以不同的方式來刻畫，尤其是當你無家可歸時。由于這種污名化，你會被排斥，像我父親那樣被送進糟糕的醫(yī)院， 或者被送進那些與常規(guī)教育體系脫節(jié)、處于社會主流之外的特殊學校。 缺乏社交聯(lián)系會讓人感到孤獨、孤立，進而加重精神疾病。

要消除這種污名化，就意味著要改變政策，樹立不同的媒體形象，促進人們與外界的接觸，讓他們有機會獲得工作和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讓那些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患有多動癥的人以及患有孤獨癥的人恢復人性尊嚴。 他們并非全是缺陷， 有些人有很多優(yōu)點，只要我們能給予他們基于可靠證據(jù)的良好治療，他們是能夠有所成就的。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藺秀云：為什么大家會對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存在病恥感與歧視呢？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大眾對這類疾病缺乏了解。以變態(tài)心理學的歷史為例，早期有頭蓋骨鉆洞術(shù)，人們試圖通過這種方式讓瘋狂的想法從腦袋里 “跑出去”；后來還有諸如毆打患者、強迫其吃污穢物等荒唐做法，認為疾病是附體所致，想通過讓患者難受來驅(qū)趕。直至現(xiàn)在，很多人對心理疾病依然一知半解。比如抑郁癥，我們常說它類似 “情緒感冒”，身體感冒時，大家都清楚發(fā)燒等癥狀，也會積極治療。但對于抑郁癥，尤其是四五十歲的人群，很多人出現(xiàn)軀體化癥狀，身體疼痛不適，去檢查卻查不出問題，實際上可能是抑郁、焦慮或者神經(jīng)衰弱 （神經(jīng)衰弱屬于焦慮障礙的一種） 。可大家并不清楚這背后的原因。像更為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和雙相障礙，雙相障礙在躁狂期，患者會出現(xiàn)失控、失去自制力的癥狀，甚至打人，這讓大眾覺得十分可怕。而且這些患者若得不到良好治療，往往難以正常工作，抑郁和精神分裂癥對人的社會功能、工作能力損傷極大，即便病情好轉(zhuǎn)，大眾仍覺得他們會受影響。

還有一個例子，我們的“變態(tài)心理學”課，每年會帶學生去醫(yī)院里見習。學生們?nèi)ブ埃傉J為精神病患者狀況糟 糕。但回來后，學生們經(jīng)常會說：他們好像都挺正常的，除了會有一些妄想或幻覺的癥狀，其他方面還好。很多 人覺得精神分裂癥患者會打人，卻不知道往往是患者受到言語攻擊或歧視后才反擊，大家誤以為他們天生具有攻擊性。這都體現(xiàn)出大眾對疾病本身缺乏認知。

其二，因為不了解，所以容易產(chǎn)生恐懼。精神分裂癥患者會打人，躁狂患者會在微信群瘋狂罵人，甚至有大小便失禁等失控行為，人們不清楚這是什么病癥，也不知道會對自己產(chǎn)生何種影響，未來又會怎樣發(fā)展，出于恐懼便選擇遠離。大眾隱隱約約覺得這些是 “精神病”“瘋子”，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遠離。

還有一點，Stigma （污名） 這個詞，它意味著身體表面的文字標記或烙印。最初來源是在奴隸身上給他打一個標記，標志著特定的身份，但凡某一個群體有這樣一個標記，就特別容易被歧視。

徐凱文：對于污名化問題，我深有感觸。醫(yī)學院畢業(yè)時，我本可以選擇任何科室，卻選了精神科，結(jié)果我父親的反應是要和我斷絕父子關(guān)系，因為他覺得這太丟人了。我之前在蘇州廣濟醫(yī)院工作，這家醫(yī)院至今已建院100周年，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三座精神病院，當時的老院長告訴我，我是醫(yī)院歷史上第一個自愿做精神病科大夫的人，這在當時顯得十分瘋狂。由此可見，大約 30 年前，精神科所遭受的污名化極為嚴重，人們對精神病人的歧視甚至延伸到了精神科醫(yī)生層面。

聽欣肖教授講述他父親的經(jīng)歷，我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不確定能否算作問題，想與教授探討。關(guān)于污名化，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視角來看。以他父親的病情為例，最初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后來又被診斷為雙相障礙，我非常理解這種情況。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可能連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都尚未確立。我曾查閱我國第一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分類標準，上面僅有寥寥幾行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連疾病名稱都未統(tǒng)一。在那個年代，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認知極為膚淺，恐懼正源于此。

另一方面，欣肖教授的父親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那時沒有藥物治療，他長期住院，甚至有時會消失長達一年。然而，他身為哲學教授，能與羅素對話，還能采訪愛因斯坦。盡管他的癥狀會間歇性發(fā)作，但可以想象，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里，以精神疾病的標準衡量，他是正常的。

這讓我想起我遇到的一個特殊病人。我在醫(yī)院當實習生的時候，曾有過一個帶教老師，她是科主任，是這個領(lǐng)域非常厲害的醫(yī)生，醫(yī)術(shù)非常精湛，是一位平時非常嚴肅的專家。兩年后，她卻成了我的病人，而且病情嚴重，她患的是雙相情感障礙，還是快速循環(huán)型。所謂快速循環(huán)型，就是早上我查房時她還處于抑郁狀態(tài)，跟我說想自殺，丈夫在一旁監(jiān)護；到了中午，她就興奮得滿病房跑，需要有人時刻看著，以免她跑掉，那時她自我感覺特別好，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你可以看到，這看起來真的非常生物性，但是其實，在她一生中大部分時候，她都是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醫(yī)生。

我還接觸過一位如今80多歲的美國精神科醫(yī)生，他說在20世紀50年代精神分裂癥藥物出現(xiàn)之前，有些病人能夠自愈。欣肖教授父親的那個年代，既沒有治療精神分裂癥的藥物，也沒有治療雙相障礙的藥物，但他父親的病情也有自然緩解期，且持續(xù)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需要對人類精神疾病有更深入、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而不是簡單地給病人貼上標簽，將他們視為異類。說實話，有些情況令人擔憂，因為我們并不清楚精神疾病的病因究竟是什么。雖說我們常認為精神疾病與遺傳有關(guān)，可能存在基因因素，但至今沒有任何一種精神疾病能夠通過明確的基因診斷出來。這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出現(xiàn)偏離正常的狀態(tài)。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更應消除污名化，秉持科學精神去探索人類的這種現(xiàn)象或疾病。

愛和工作是治愈的良藥

劉冰云：對于患者及其家人來說，他們身處污名化影響的中心，外界異樣的眼光時刻都刺痛著他們，不光是患者，也包括患者的家人。那么在這樣的艱難的處境下，患者和家人應該怎樣去調(diào)整心態(tài)，積極應對？當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又可以通過什么樣的渠道去求助？

斯蒂芬·欣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減少污名化需要在多個層面進行改變，比如制定允許公開透明而不是歧視的政策，改變媒體形象，創(chuàng)造接觸和人性化的機會，但在對抗污名化的斗爭中，最有力的武器或許是提供良好的治療。

一旦治療方法變得可用且可及，帶來的改變將是巨大的。比如，研究艾滋病患者是否接受了治療，結(jié)果是，如果患者接受了治療，污名化的比例會降至15%。因為這是一條雙向的道路，社會在情感和行為方面需要有更廣泛的可接受范圍，只要這些情感和行為對他人沒有威脅。所以，污名化的惡性循環(huán)就是指責、排斥、孤立，這會導致患者內(nèi)心抗拒治療并且無法獲得治療。

我就再快速說一點，我們大多數(shù)人，至少在美國人的觀念里，向別人承認自己狀態(tài)不好、情緒低落、缺乏動力，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xiàn)。你必須保持高效，你必須保持積極。但實際上，承認這些是一種堅強的表現(xiàn)。我們會保養(yǎng)汽車，但我們卻不太會保養(yǎng)自己。美國的運動員和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運動員一樣，都必須有高水平的表現(xiàn)。

據(jù)我所知，為職業(yè)球隊工作的運動心理學家們面臨一個問題。運動員們會去檢查膝蓋、跟腱和肩膀，但他們卻不進行心理方面的檢查。用新的說法來講，現(xiàn)在很多職業(yè)球隊都有他們所謂的 “頭部以上的檢查”，并將其視為常規(guī)檢查。

現(xiàn)在這已經(jīng)是大家都會做的事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最佳表現(xiàn)。我們必須改變社會規(guī)范，這樣一來，關(guān)注自身的健康不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對自身健康也是最有幫助的。

徐凱文：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我想通過兩個案例來說明。

我接過一個案例，有個學生要退學，輔導員不知道如何應對。后來，我就請輔導員把這個學生帶過來。這個學生精神分裂癥發(fā)作的時候會在社交媒體上說了一些胡話，因為他當時有被害妄想。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得了這個病，不正常。后來，他經(jīng)過治療已經(jīng)痊愈，并回到了學校。但是，因為用藥以及病恥感的緣故，他覺得自己跟不上課程，覺得待在學校里特別難受，所以他就想放棄學業(yè)。然后，我評估了他的情況。他回來以后第一個學期的成績沒有原來好，但是都是70多分，也就是說他是可以完成學業(yè)的，他并不是考試考得一塌糊涂。我就想勸他繼續(xù)學習，不要輕易放棄。

我送給這個學生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應該是欣肖教授的好友，因為她給《另一種瘋狂》寫了書評。她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法律學和精神病學教授，叫埃林·薩克斯。她寫了一本書叫作《我穿越瘋狂的旅程》，這本書的內(nèi)容就是記錄她自己。作為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她有幻覺、妄想、思維破裂，情感倒錯等等癥狀，都太典型了，可以說是教科書級的精神分裂癥。但是她經(jīng)過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和長期的心理治療，不僅保持了病情的穩(wěn)定，還能夠擔任大學教授，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在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的英文縮寫，即技術(shù)、娛樂、設(shè)計，是美國的一家私有非營利機構(gòu)）演講的最后，用了弗洛伊德的話：愛和工作是治愈的良藥。這句話很不精神分析，但是非常有道理，這是她自身經(jīng)歷的總結(jié)，她得到丈夫的愛、朋友的愛以及她一直在從事的工作。我把這本書送給那個學生，請他好好讀一下，告訴他其實她的病比你更嚴重，也跟你一樣在名校，似乎一下子從神壇上跌落，但實際上是完全可以康復的。

后來，這個學生就開始接受我的心理咨詢，一直到畢業(yè)。他現(xiàn)在很健康，在做很好的工作，我們現(xiàn)在還有聯(lián)系。所以我要說的是，事實上，這類疾病沒有那么可怕，哪怕是最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也是如此。

另外一個層面是我們怎么看待精神疾病的問題。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把它看得太神秘，可怕或者賦予它特殊的文化意味在里頭。

我的一位來訪者，她是很漂亮的一個女孩，有一次在地鐵上被猥褻，不是最嚴重的程度。當時她受到了極大的驚嚇，逃離了地鐵，給家里人打電話，讓父親來接她。她父親趕來后的做法，我覺得非常好。實際上，對性侵受害者心理治療的最困難之處，并不是創(chuàng)傷本身，更不是身體創(chuàng)傷，而是他們會認為“我被侵犯了”“我不干凈了”“我的一生會被這次性侵毀掉，所以我沒有辦法更好地生活了”。這個觀念并不是完全不合理，因為確實會有這種歧視，文化上的這種stigma。那位父親是這樣跟女兒說的：女兒，你今天受到的傷害真的是很嚴重的傷害，但是這個傷害跟你今天遇到流氓把你打了一頓是一樣的，你受到了傷害是真實的，你經(jīng)受的痛苦是真實的，這就是一切，不要賦予它更多不恰當?shù)摹⑦h遠超出傷害本身的負面意義。

所以，就如剛剛欣肖教授最后講的，他父親的感受，我覺得是非常關(guān)鍵的——他寧可得癌癥失去生命，也不想得精神疾病。這是因為我們對精神疾病本身的恐懼，以及賦予它太多疾病以外的內(nèi)涵。如果我們能夠改變這一點，那這個問題就會得到更好地解決。

本文經(jīng)合作方授權(quán)刊發(fā)。分享嘉賓：斯蒂芬·欣肖、藺秀云、徐凱文；整理：申璐；編輯：張瑤；校對：趙琳。未經(jīng)新京報書面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歡迎轉(zhuǎn)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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