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以來，人們對民國“宋氏三姐妹”的評價，往往不外乎這樣一句簡短卻耐人尋味的話：“一個愛錢，一個愛權，一個愛國”，以至于許多人將顯赫一時的宋氏家族形象的稱為“宋家皇朝”。

這其中，最令人景仰的莫過于以愛國著稱的“二姐”宋慶齡。

就個人生活而言，她與孫中山攜手走過短暫的十年婚姻，且大都是在奔波動蕩中度過，此后大半生孑然一身、無怨無悔；就革命歷程而言，她從參與孫中山“文秘”工作開始，直至為新中國成立和建設殫精竭慮，革命生涯的善始善終又讓她無愧于“20世紀最偉大女性”的贊譽。

值得一提的是，宋慶齡與孫中山的這對“革命伴侶”，在一開始是受到宋家“掌門人”宋嘉樹的強烈反對的……

宋氏家族輝煌歷史的締造者宋嘉樹，原名叫韓喬蓀，早年因家境貧寒而過繼到堂舅家中隨姓宋，而他的發跡之路，也正是由此開始。

12歲這年，宋嘉樹隨舅父前往古巴和美國闖蕩謀生。在美國威明頓第五街監理會，宋嘉樹接受基督教“洗禮”成為忠實信徒，而后又在教會的資助下進入圣三一學院和范德比爾特大學學習。

大學畢業后，宋嘉樹選擇返回國一邊傳教一邊經商，得益于早年闖蕩社會積累的人脈和創業經驗，他通過印刷《圣經》和代理進口機械積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成為上海早期買辦商人的代表。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宋嘉樹先是與同為基督教徒的倪桂珍喜結連理，而后又在時任上海電報局譯報員的同鄉好友陸皓東介紹下，認識了為民主革命奔走的孫中山。

此后，宋嘉樹以自己手創的華美印書館為掩護，表面刊印傳教所用《圣經》，實則秘密印刷《興中會章程》、《革命軍》等反清革命宣言書。同時，這里還成為革命黨人秘密集會和武器藏匿的重要據點。對此，孫中山曾不止一次的稱贊老友宋嘉樹：

從1894年夏結識并支持孫中山革命事業開始，至1912年初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宋嘉樹不僅抵押房產以資助對方起義行動，在輾轉籌資、保障革命經費方面同樣不遺余力的支持好友孫中山。

即便在民國成立后，經歷一系列革命失敗風波的孫中山被迫再次輾轉流亡海外時，老友宋嘉樹依舊動員人力、財力、物力等各種形式來支持對方繼續革命和東山再起。

不過，孫中山與宋嘉樹的關系卻也在這一時期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差點讓昔日志同道合的彼此走向分道揚鑣的對立面……

歸根結底，源于次女宋慶齡接替已出嫁的長女宋靄齡，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一段特殊經歷。

早在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留學期間，宋嘉樹就確立了“教育救國”的人生信條，用他的話講即“教育是改變命運的鑰匙”。為此，亂世之中的他毫不猶豫的將六個子女悉數送往美國接受西式教育。

1904年4月，在宋嘉樹委托范德比爾特大學同窗步惠廉牧師的照顧下，15歲的宋靄齡正式進入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入學，成為首位赴美留學的中國女性。

3年后，14歲的宋慶齡與10歲的宋美齡也相繼緊隨其后進入該校就讀。不過，異國他鄉的三姐妹雖同在一所學校就讀、畢業，但卻養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價值取向。

“大姐”宋靄齡務實精明，被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同學們形容為“能用腦袋計算每個女孩家庭的凈資產”。她將婚姻視與政治資本掛鉤，最終選擇了與商人孔祥熙聯姻，成為“四大家族”財富的核心締造者。

“二姐”宋慶齡熱衷于文學與革命理論，她時常閱讀《林肯傳》與革命剪報，在校期間便通過父親寄來的剪報關注著孫中山的革命動向，逐漸形成了“救國必先革命”的信念。以至于美國同學回憶起她時不免會給予一種最直白的評價：

“小妹”宋美齡則因任性張揚、叛逆虛榮的性格而被同學們戲稱為“校規破壞者”。在此期間，宋美齡曾對同學語出驚人：“打破規則是掌握權力的利器”。而這一性格特質，在她日后與老蔣的政治聯姻中又展露無遺。

伴隨著1912年初中華民國的成立，三姐妹的人生軌跡也隨歷史新紀元而開啟了新篇章。

1913年夏，由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討袁行動以失敗而告終，孫中山被迫流亡日本。一同前往的，還有宋嘉樹夫婦及宋靄齡、宋慶齡姐妹。

這是宋慶齡第一次以故友女兒的身份隨大姐拜訪仰慕已久的革命“偶像”孫中山，一年后，她正式接替同孔祥熙完婚的宋靄齡出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由此開啟了他與孫中山一段為世人津津樂道的革命戀情。

孫中山獨特的個人魅力和風采，讓年輕的宋美齡很快墜入愛河。盡管當時所謂的“革命工作”對年輕人而言略顯乏味枯燥，但宋慶齡卻樂此不疲的堅持下來，她在回憶錄中曾含蓄的描述這一時期二人的關系：

盡管表述的比較隱晦，但字里行間又無不透視著宋慶齡對這份工作的熱愛以及對孫中山的由衷欽慕。就這樣，一段兼具個人魅力與革命忠誠的愛情在不經意間悄然生根發芽，并迅速茁壯成長。

只是，拋開黨內同志的反對聲音與孫中山原配盧慕貞的婚約解除壓力不談，二人又必須克服來自宋嘉樹夫婦這邊的“最大阻力”。

在宋嘉樹接到孫中山的“提親”信后，驚詫之余的他在回復中直截了當的表達出自己的強烈不滿：

不過，與我們時下在影視劇中看到的宋嘉樹與倪桂珍夫婦一個怒不可遏、一個苦口婆心的態度不同，真實情況恰恰與之相反。

母親倪桂珍對宋慶齡的選擇大發雷霆，她無法接受女兒下嫁一個已經結過婚且兩倍于她的人；相比之下，宋嘉樹的態度更顯冷靜克制，他需要的是女兒經過細致考慮后有相當的把握再決定這件事。

當然，后面的結果我們就都清楚了，宋慶齡迫不及待的離家出走，在日本東京一位律師好友家中與孫中山舉行了婚禮。

事后，宋嘉樹滿懷憤慨的前往孫中山與宋慶齡住處“興師問罪”，他現在門口氣勢洶洶的叫喊著“我要見搶走我女兒的總理”，但隨著孫中山的緩緩走出，宋嘉樹卻突然跪倒在對方面前，真誠懇切的道出：

雖說態度反轉的如此之快，但結合先前他對宋慶齡與孫中山交往的態度也不難看出，宋嘉樹對女兒的最終決定是認可的，但對她不辭而別的“私奔”行動，他又一時難以釋懷，因此也就有了這次當面“興師問罪”的經歷，總歸是血濃于水。

對于自己的“私奔”行為，宋慶齡在時隔20年后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做過這樣的解釋：“我當時并不是真的愛上他，是出于少女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帶著這樣的初衷和愿望，宋慶齡便無悔于自己對孫中山的為愛執著行為，也無悔于孫中山逝世后孑然一身的抉擇，更無悔于捍衛孫中山革命思想而與反動派公然決裂的決絕……

孫中山逝世前的所有遺囑中，除了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諄諄寄語外，還有對宋慶齡略顯虧欠和無奈的一段臨別贈言：

失去了這樣一位朝夕相伴的革命伴侶，宋慶齡內心苦楚自然不言而喻。但作為最能理解和繼承孫中山革命精神遺產的她，又必然會在此后歲月里繼續站在堅定維護和平、民主的道義一面，直至最后逝世。

如今，當我們提及宋慶齡先生的“國母”稱號時，往往將她與革命先驅孫中山的共同經歷聯系在一起，殊不知，真正讓她實至名歸的，正是孫中山逝世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宋慶齡對中國革命作出的突出貢獻。

這一點，又似乎從她1926年4月寫給美國友人的信中能夠感同身受：

能夠義無反顧的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業，足以讓我們發自肺腑的道出一句：慶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