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既是中國大運河南端的出海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起碇港，得天獨厚的海洋區位優勢和源遠流長的開放文化基因共同塑造了寧波的與眾不同。憑借獨特的地理、社會與人文優勢，通過先民的人口移動、商貿來往、文化交流等方式，寧波親歷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鑒，促進了東亞文化圈的共同構建。立足于寧波作為“水鄉”和“港城”的城市特點，以及與水共生、共斗、共戲的發展歷史。

《從寧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對話》，[日]高津孝 編，謝展眉 郭永恩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從寧波到日本 : 生活世界的對話》呈現了文化影響與交流在具體的生活層面的體現，細數了寧波的濱水生活形態、建筑樣式、水利設施、茶葉種植及茶飲、民間戲劇、石刻文化，以及海上商貿往來的歷史，揭示了飲茶習慣、石刻藝術和民間信仰在日本的落地與發揚，突出了寧波作為港城在東亞海洋文化發展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凸顯了寧波在中外文明交流中的擺渡者形象。

>>內文選讀：

寧波石刻文化及其對日本的影響

位于奈良市區北部的般若寺內，兀立著一座十三重塔。其高實測有12.6米，是日本國內第二高的佛塔，僅次于京都府宇治市的宇治浮島佛塔（高約15米）。它由花崗巖制成，立于五層階梯狀的基座之上。最底部一層的塔身上，用線雕刻畫了顯教四佛的優美之姿。顯教四佛通常為浮雕，若是密教四佛，還會一并雕上諸佛的種子（梵字）。像奈良般若寺的這座石塔這樣，用線雕在塔身雕刻四佛的例子絕無僅有。現在，除石塔的第二層為后來修補的之外，相輪也是混凝土所制的復制品（原物置于石塔一側）。

奈良般若寺

根據記錄，這座石塔在延應二年（1240年）已建成第五層。后來，工程因不明原因延期，竣工的時間延遲到建長五年（1253年）左右（工匠在進行解體修理時，發現了寫有建長五年墨書款的法華經外箱）。

除這座十分惹眼的大型石塔之外，般若寺內東隅還有兩座南北并立的笠塔婆二塔皆為花崗巖制，南塔高4.6米，北塔高4.9米，是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笠塔婆。其中，南塔上雕有釋迦三尊和胎藏界五佛，北塔上用“藥研雕鏤法”（雕口截面呈V字形的雕刻方法，即尖底陰刻）雕著阿彌陀三尊和金剛界五佛的種子。

不僅如此，這兩座塔上還雕有南北二塔連續的長銘文，為后世提供了許多信息。

根據這些銘文，可知兩座笠塔婆是在正元二年（1260年，實際上該年四月已改年號為文應元年）七月，由伊行吉為亡父伊行末的一周年忌日，同時也為紀念母親（當時仍在世）而建造的。此外，銘文里還記錄了伊行末的事跡：伊行末是建造般若寺十三重塔的中心人物。東大寺在平重衡主導的“南都燒討”中化為灰燼，治承四年（1180年），東大寺即將開始修繕之際，伊行末從中國明州（寧波）來到日本，在以大佛殿石壇為始的諸堂修葺工作中功績卓著。

記錄著東大寺復興實情的史料——《東大寺造立供養記》（以下簡稱《供養記》）證實了該銘文的內容，其中記載了東大寺中門的石獅子與大佛脅侍石像，以及四大天王石像，皆是建久七年（1196年）由“宋人字六郎等四人”所造。這四位宋人石匠之中，確有年輕的伊行末。

寧波南宋石刻公園

正如本書中反復提及的，宋人石匠伊行末的故鄉——港城明州 （寧波）曾是中世紀中日貿易里中國最重要的門戶。提到寧波周邊的主要石刻，首先想到的便是位于寧波市區東郊外的東錢湖周邊的石像群。這些石像佇立于史氏家族的墓道前，史氏在寧波位高權重。以下我們稱之為“南宋墓前石像群”。

南宋墓前石像群里除有動物（羊、馬、虎）和家臣（武士、文人）像外，還有牌坊等建筑物。12世紀末，伊行末在東大寺建造石像之時，正值南宋石刻文化的全盛時期，南宋墓前石像群中隨處可見的精湛技術可謂代表了中國石刻文化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