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曉紅 魏韜

原文刊載于《全球傳媒學刊》2025年第1期“新聞傳播理論與前沿”專欄

王曉紅：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魏韜：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博士研究生。

【摘 要】隨著技術革新與產業變遷，傳統廣播電視學正面臨深刻的結構性轉型和學科重構的需求。本文回顧了視聽傳播的歷史源流，分析了以電視為核心的視聽媒介在西方和中國語境下的研究發展脈絡。研究指出，面對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帶來的底層邏輯變革，自電視時代以來形成的經典研究正日益面臨“解釋危機”。通過引入“隱性知識”的概念，本文強調一種從本土實踐中形成原創性理論的研究取向，并以此推動中國視聽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本文還進一步提出了“廣播電視學”向“視聽傳播學”轉型的必要性，以及超越媒介工具的技術迭代邏輯，重建視聽傳播研究價值的四重面向，即：面向人類傳播活動的內在規律、面向社會發展創新的現實需求、面向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向和面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時代命題。本文旨在探討中國視聽傳播學科何以在新的全球化語境中實現從“被解釋”到“能解釋”的角色轉變，進而構建具有普遍解釋力和影響力的原創理論。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視聽傳播；學科建設；范式轉型；自主知識體系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以“視聽傳播”為主題的學術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越來越多高等院校選擇將“廣播電視系”更名為“視聽傳播系”，并在廣播電視相關課程中增添數字視聽內容，用“視聽傳播”來取代傳統的“廣播電視”正在成為一種趨勢。根據教育部歷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2018—2022這五年間，被高校撤銷的專業排名前20位中，廣播電視學專業赫然在列（新京報傳媒研究院，2024）；中國知網總庫的檢索結果顯示，以“廣播電視”為主題的相關研究數量從2018年起逐漸減少下滑①。《廣播電視與視聽傳播概論》②被列為第一批新時代教育部馬工程教材“中國特色新聞學”系列9種教材之一，這證明了廣播電視與視聽傳播在構建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中的極端重要性，同時，教材的命名也透露出過渡階段的特征，一方面強調了廣播電視作為主流媒體主力軍的現實地位，另一方面以涵蓋更廣的“視聽傳播”為后綴，囊括網絡視聽，這不僅指涉廣播電視的發展走向和時代脈動，而且在學理上躍出媒介工具屬性，使廣播電視與視聽傳播作為一種以視聽活動為主導的社會實踐，整體性進入更為廣闊的知識生產場域中。

廣播電視向視聽傳播的轉型是視聽媒介數字化的必然，也孕育著理論創新的必需。廣播、電視同屬于電子媒介，其技術研發可追溯至19世紀末。隨著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廣播電臺、1936年第一家電視臺的誕生，廣播、電視先后成為繼報紙之后的強勢媒體進入千家萬戶，形塑了幾代人的集體記憶。直至網絡社會的崛起和數字時代的到來，以2005年分享視頻的出現為分水嶺，短短二十年間，短視頻、網絡直播、互動視頻、智能視聽、沉浸式體驗等視聽新形態紛至沓來，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觀看經驗。借用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說法，這是歷史上首度將人類溝通的書寫、口語和視聽模態整合到一個互動式的網絡系統中（卡斯特，1996/2001）。一方面，這種由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和更多樣化乃至“人機共生”（陳昌鳳，2022）的內容創作方式所共同構筑的新型視聽文化， 已溢出了依托于傳統廣電生產與傳播而構建起來的經驗范疇和知識體系，傳統視聽研究遭遇“解釋危機”，難以應付“‘看的方式的擴散’之景象”（黃旦，2018）。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看，我國作為視聽新媒體最活躍的場域，所展開的視聽活動及其與社會互動的豐富性、廣泛性、深入性遠超于西方社會，西方理論對此同樣解釋乏力。正如眾多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新聞傳播學面臨著基本理論創新和西方理論在地化的雙重困境（周勇，2022），新聞傳播學知識生產“正在逼近結構性重塑的節點時刻”（張濤甫、翁之顥，2024），學科設置有待革新，學科體系亟待優化（周慶安、許涌斌，2024）。廣播電視學作為我國新聞傳播學的重要分支和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也不例外。鑒于上述背景，本文認為，在這個“節點時刻”，有必要立足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視聽傳播實踐，通過問題域研究，重新審視、挖掘、提煉新命題、新概念、新框架，推動以視聽傳播活動及其學理化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創新，發展視聽傳播學，以豐富和深化我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

視聽傳播能否以及如何建構為“學”，這是要討論的問題。“學”通常有兩層含義，以廣播電視學為例，一是指研究者將廣播電視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學問；二是指作為一門學科建制的系統學問，強調成“學”須有一定的標準和規范。后者是在前者的實踐基礎上逐步積累完善起來的（謝鼎新、王文利，2015）。由于視聽傳播作為正在發展的研究領域，基礎性、系統性研究還有待展開，學科分野、專業建制還需探索，知識體系尚在構建，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視聽傳播“學”取前者之義，重在從視聽傳播研究的學術源流、現實問題、發展面向，探討中國視聽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問題。

二、何以可能：視聽傳播研究的源流

學科知識系統的建構是由淺入深的探索、發現和積累的過程，須以建構標識性概念為出發點。概念是知識的基本單元，也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反映了事物的獨特屬性。要回答視聽傳播獨立成“學”何以可能這個問題，需要從學術史的立場，在歷史坐標中，審視“視聽傳播”這一核心概念的興與替、理論發展的源與流和知識生產的舊與新。

（一）視聽傳播的概念源起

從現有文獻看，視聽傳播（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作為明確概念的提出時間，晚于廣播電視（broadcasting）。此前，研究者們圍繞活動影像（motionpictures）、廣播電視（broadcasting）等不同術語，展開對視聽媒介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電視開始走進千家萬戶。出于普及教育與支持二戰退伍軍人重新融入社會的目的，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政府和聯邦通信委員會對教育電視投入了大量支持，包括分配頻率建立用于教學用途的公共廣播（Levin & Hines，2003），這使得教育領域開始關注視聽材料（audiovisual materials）輔助教學的研究（Hoban，1969），并從中洞悉“視聽”作為傳播手段的巨大價值。1953年，由教育學者發起的學術期刊《視聽傳播研究》（Audio Visual Communication Review）在美國創立，標志著“視聽傳播”作為學術概念的確立。諸如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施拉姆（Wilbur Schramm）、格伯納（George Gerbner）、達拉斯·斯邁茲（Dallas W. Smythe）等著名學者都曾在這份刊物上探討何為傳播研究（Lasswell，1958）、傳播媒介究竟如何對人產生影響（Peterson & Schramm，1954），以及應該以何種方法和視角研究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媒介（Smythe，1954；Gerbner，1958）。

《視聽傳播研究》的主要創始人詹姆斯·費恩（James D. Finn）撰文指出，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視聽媒介將帶來“令人難以置信的知識過載的景象”“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模式”以及“公共溝通的必然”（Finn，1955），因而他呼吁建立視聽傳播研究的系統理論，以理解一個“由人與機器環環相扣組成的復雜系統”（Finn，1956）。即使在今天的語境下，費恩的這段論述依然極具張力。他洞見了視聽溝通系統的全新功能及其技術本質，還有伴隨而生的全新知識景象。遺憾的是，以費恩為代表的學者雖然看到了“視聽”作為工具之于公共溝通、社會組織的嶄新意義，卻未能體系化地持續研究“視聽”作為表達要素的復雜傳播形態的獨特性及其內在發展規律，以至于他本人及同行者所努力建構的“視聽傳播研究”始終處于松散狀態，《視聽傳播研究》這份期刊也在1978年更名，放棄了“視聽傳播”這一概念。

（二）視聽傳播的概念隱沒

與上述歷史相似的是，我國視聽研究也是從視聽教育開始的。據戴公亮考證，在1936年，我國就有了以“電化教育”命名的課程。當時，中國學者通過英文資料獲悉視聽教育（audio visual education）和電化教育（electrifying education）這兩個概念。之所以選擇以“電化教育”而非“視聽教育”作為課程名稱，是因為命名者認為視聽教育的主要手段諸如幻燈片、電影、廣播等，皆與“電”密切相關（戴公亮，1983）。在艱難的抗戰時期，上海大廈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燕京大學等高校還開辦了電化教育專修班（科），培養了中國最一批視聽傳播人才（孫明經，1983）。

隨著廣播業、電視業的蓬勃發展，“廣播”和“電視”先后成為眾所周知的概念，而“視聽傳播”這一概念幾近隱沒，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艾倫（Robert C. Allen）所說，為什么要研究電視？因為電視是一個無法否定、不可回避的存在物（Allen，1992）。從20世紀50年代到互聯網崛起之前，廣播電視始終作為“強勢媒介”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由此也影響著學界的研究視角。國內外學者圍繞廣播電視的技術手段、媒介特征、表意系統、組織制度、傳播方式、社會功能、人才培養等各個方面展開了大量研究，西方的電視研究（television studies）、中國的廣播電視學（broadcasting journalism，又稱“廣播電視新聞學”）均發展為深受關注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在這一進程中，“視聽傳播”一詞鮮被使用，“視聽工具”“視聽交流”“視聽藝術”等相關概念雖有出現，卻根本不能反映“視聽”之于“傳播”的深刻內涵。1987年，北京廣播學院組織編寫了一套“廣播電視研究”叢書，其中一本名為《視聽交流》，其英文名即是“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視聽傳播）（中國視聽研究中心，1987）。“交流”與“傳播”之別，有翻譯原因，但也反映出當時學界僅將“視聽”作為一種交流方式。1991年，傳播學者郭鎮之在與宋小衛合著的一篇文章中，明確將“視聽傳播”視為內涵豐富的研究領域（宋小衛、郭鎮之，1991），不過，這一觀點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

（三）視聽傳播的概念重建

作為一個與技術深度交融的領域，如何使視聽傳播的理論研究經得起技術迭代的考驗，始終困擾著研究學者。這一困擾也反映在“視聽媒介”“視聽傳播”及其相關概念的變遷上。

20世紀80年代，“視聽新媒介”一度被用作形容電視的概念（周憲，1994），直至數字化技術以“元技術”之姿帶來信息傳播的結構性變化（姜華、張濤甫，2021），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數字平臺相繼涌現，全球視聽行業迎來巨變，不同于電視時代的視聽敘事與審美模式、視聽生產與傳播機制形塑了全新的視聽文化形態，“視聽”作為一種傳播活動及其對人與世界的影響被重新審視。在此背景下，西方學者提出了“后電視”（post-broadcast或post-network）的概念，以描述受數字化、網絡化沖擊的電視業從內容、生產到消費的根本性變革（Turner & Tay，2009）。也有學者提出，應該用“視頻文化”（video cultures）來替代“電視社會學”（television sociology），因為海量的音視頻文本、視聽信息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電視研究的研究范疇（Grindstaff & Turow，2006）。無論是“后電視”還是“視頻文化”的提出，都反映了經典電視研究對于數字時代視聽傳播實踐的“解釋危機”。

近年來，為了闡述正在發生的深刻的視聽變革，中國學者或引入“后電視”概念（朱婧雯，2021；顧博涵，2022），或提出“視頻文本化”“視頻化生存”等新解釋（王曉紅，2013；彭蘭，2020），或試圖重新建構“視聽傳播”這個消失已久的概念（何天平，2021）。顯然，當全感官傳播重新進入人類社會交往場景（廖祥忠，2022），推動視聽傳播研究從單一媒介視角轉向更廣泛的人類傳播實踐，進而形成兼具獨特性和實踐規范的學科體系，其意義不僅在于應對全球行業的劇烈變化或延續學科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更在于深刻變革中的視聽傳播實踐能夠為知識生產的原創性貢獻帶來豐富的可能。

三、如何可能：視聽傳播實踐的學理化

隨著廣播業、電視業及其專業教育的成長，廣播電視學在知識體系探索上經歷了從學術化、學科化到體系化的發展之路（涂凌波、邊歌，2023），為視聽傳播學奠定了學科基礎和學術積累。盡管如此，廣播電視研究一直被認為重“術”輕“學”，即“重應用、輕理論”。一方面，這與廣播電視學術化、學科化發展的實踐面向有關。廣播電視研究重視學以致用，強調與廣電實踐緊密關聯，偏重將經驗事實理論化，以解決廣電生產與傳播中的實際問題為目標開展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因而學科建設有著鮮明的應用性特點，廣播電視學研究也由此形成了根植于實踐的優良的研究傳統。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廣播電視研究也的確存在著詮釋研究多、學科知識可轉移性弱等問題。無論是研究的訴求，還是從業的需求，繁花般的廣播電視內容都是最顯在的觀察對象，加上視聽媒介與新技術之間的強互動關系，這使得國內外廣電研究“都是‘快照式’研究（snapshot studies），也就是只考察媒介某個方面的情況，而且是某段時間的某個點……那種在幾年的時間內重復研究同一現象的有系統的研究是很少的”（沃克、弗格森，1998/2005）。反映在廣電研究的整體知識生產面貌上，即表現為碎片化傾向明顯，學理化不夠強。

（一）廣電知識生產的三種路徑

總體來看，既往中國廣播電視的理論研究與知識生產經歷了三種主要路徑。

其一，廣泛借鑒與吸收歐美以及蘇聯等海外學界學術理論，用中國實踐和經驗案例驗證這些理論，比如視聽語言理論、大眾傳播學等。這樣的研究道路并沒有錯，因為同一學科的知識具有其專門性和邏輯體系，但問題在于這一路徑抑制了自主發展理論的潛能，導致基礎研究的原創力弱，致使“主體性、自主性不強的問題日漸突出”（周慶安、許涌斌，2024）。

其二，以中國的具體實踐為研究素材，填補和拓展西方理論的遺漏與不足，重在檢驗現有西方主要理論的有效性，擴展其理論的使用邊界。這一研究路徑依然是以西方視角看中國實踐，因而時常無法準確解釋或揭示在中國情境下真正重要的問題，甚至會得出有失公允的結論。正如歷史學者陳利所述，西方知識體系形成的背后有著復雜的政治因素、經濟利益和權力關系，在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中，西方世界所建構的“普世價值”和宏大話語（grand narratives），正是通過將中國等國家視為“半文明化”國家而正當化的（Chen，2015）。

其三，基于中國實踐的本土案例，嘗試從經驗現象中總結具有原創價值的理論，卻忽略了從經驗性研究中提煉理論研究的“通約性”意義，因而也無力實現學術思想的世界貢獻。區域性的實踐經驗固然有其歷史文化、社會環境、時空情境的特殊性，但是，超越本土實踐和地方性知識，建立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知識體系（黃典林、安柯宣，2023）應是學術研究的價值所在，也是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目標。

視聽傳播是一個與技術和實踐緊密關聯的研究領域，其研究如何“超越對技術與現象的描述”，改變“與現實問題表面性的弱連接”（張濤甫、翁之顥，2024），實現基于實踐的知識創新和理論創新，對于視聽傳播何以成“學”，是一個現實而緊迫的問題。

（二）隱性知識：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深化

現代科學哲學領域關于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討論或許可以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方法啟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這組概念最是由英國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eal Polanyi）提出的。他認為，“我們的所知遠多于我們所能言明”（Polanyi，1959），他將知識分為顯性和隱性兩種類型，顯性知識是那些可以明確表達、用文字或符號記錄下來的知識，比如用書面文字、數學公式、圖標等；而隱性知識則是“難以被表達的知識”，包括人們知道但難以清晰表達的體驗、經驗、直覺、意會等，這些知識需要通過實踐、觀察、長期積累、真實情境、面對面互動等方式來獲得（Polanyi，1959，1962）。因此，易表達、易傳播、可量化的顯性知識更容易被關注，而隱性知識由于依賴實踐情景或者個人經驗且難以量化，使得研究者常常將注意力放到顯性知識與顯性推理上，而忽視了復雜活動條件下的隱性知識的價值（余菁，2023）。

可以說，隱性知識涉及人類認知的深層結構，包含了大量在實踐中尚未被理論化的“知道如何”（know-how）的經驗，而這些經驗正是顯性理論的基礎，這為解決“如何認知”“如何創新”等根本問題提供了新視角。有研究者發現，作為隱性知識的文化因素在技術和實踐領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阿瑟，2009/2018）。在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轉換關系問題上，波蘭尼認為，顯性知識的發展離不開隱性知識（Polanyi，1962），隱性經驗通過提煉轉化為新的顯性理論。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Ikujio Nonaka）基于波蘭尼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在對日本企業管理互動實踐經驗的考察中發現，組織知識創新即新知識、新概念的產生可以通過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持續對話來創造，由此進一步提出了組織知識創造的動態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就是“顯性—隱性知識轉化模型（SECI）”（Nonaka，2009），強調顯性知識為隱性知識提供認知框架，隱性知識推動了顯性知識的深化，從而實現組織知識創新。

受上述觀點和研究啟發，本文認為，中國廣播電視和視聽傳播的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根植于實踐，需要重視“對學科實體性基礎的探索和追尋”（田毅鵬，2023），從中考察并發掘具有理論轉化意義的隱性知識。隱性知識具有經驗性、情境性，其形成與特定文化、歷史和實踐場域密不可分，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正是源于對鄉土中國人際關系的長期觀察，將隱性社會規則顯化為社會理論。因此，基于中國本土語境的隱性知識理論化，有可能突破西方知識體系和學術理論帶來的“思想固化”，也是形成“在世界范圍內展開理性對話與思想交鋒”的基礎和前提（李友梅，2017）。

中國廣播電視事業以及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網絡視聽實踐，沉淀著大量基于中國國情的，與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密切相關的隱性知識。研究者需要打破對西方知識體系的路徑依賴，深入到知識生產的實踐本源中；需要突破對顯性知識的片面把握，尤其是脫離具體實踐情境或者“快照式”解讀，以免陷入簡單化、碎片化的認知誤區。以中國廣播電視公共服務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為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人口眾多、區域發展差異大是現實國情，這決定了中國廣播電視建設必須走不同于西方的獨特道路。從1983年全國第十一次廣播電視工作會議所提出的“20世紀末在全國實現家家戶戶人人聽上廣播看上電視”的目標、“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傳輸覆蓋”的總體規劃，20世紀90年代為重點解決農村農民聽廣播看電視難問題的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及“戶戶通”工程、為解決少數民族語言“節目薄弱、覆蓋薄弱”問題的西新工程、為解決農村地區“經費困難、無線轉播困難”的無線覆蓋工程，到廣播電視數字化整體轉換、數字化服務體系建設，如果我們深入其中，考察中國廣電基層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具體情境、矛盾調適等隱性互動邏輯，可以發現一以貫之的整體治理觀，以及“以人為主體”的傳統文化理念（許倬云，2018）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的有機統一。這些隱性經驗顯然難以通過西方理論得到直接解釋，但它們卻為自主性理論的生長提供了條件。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政策實踐也是一種生發真實的知識的建構路徑（田毅鵬，2024）。與一般學術形態不同，政策實踐必須納入具體場域，其間充滿了隱性的社會互動經驗。當然，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淺層次的政策解讀、數據論證等顯性知識維度，而是要努力深入政策實踐的具體情境中去提煉隱性的決策智慧，并將其轉化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方法論。

基于本土實踐語境下的隱性觀念、經驗和方法，要顯化為有價值的理論，還需要從中學與西學的復雜互動中加以理解和展開，從而實現與國際學界的理論對話和觀點交融。比如，基于多年對中國西南鄉村和少數民族地區電視觀看、滇川藏“大三角”地區流動電影的田野研究，郭建斌提出了“國家在場”的概念，形成了與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麥奎爾（Denis McQuail）等學者的理論對話（郭建斌，2019）。中國大地上展開的獨特的、波瀾壯闊的視聽傳播實踐，諸如“視頻+”鄉村振興、非遺傳承、社會治理，為自主知識生產與創新提供了豐厚滋養和探索空間。類似的研究和探索還包括“視頻作為社會活動形態”（王曉紅，2013）、“無名者的出場”（潘祥輝，2020）、“我拍故我在”（孫瑋，2020）等，這些有對話價值的概念的提出無不源于長期的經驗觀察和省思。

總之，深化實踐自覺，不是對隱性知識的簡單經驗總結，而是強調要充分重視實踐中的隱性經驗并持續研究，形成更多以問題式、過程化、復雜性為導向的案例研究（王曉紅等，2020），從而建立起視聽傳播學科自主知識生產的堅實基礎，將視聽傳播學理論創新推向新的高度。

四、視聽傳播學的價值定位再認識

從“廣播電視學”向“視聽傳播學”轉向，不僅是學科名稱的更新，更是觀念發展和實踐深化的必然，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學科的產生和變化，蘊含著現實變遷及其對于現實的認識，因此學科不只是一種知識生產，更是一種以知識生產為方式的社會實踐（黃旦，2014）。唯有重新認識和定位視聽傳播在社會實踐中的獨特價值和深遠影響，實現研究的范式突破，才能真正建構起有影響力的視聽傳播自主知識體系。

（一）面向人類傳播活動的內在規律

在所有的人類感官中，視覺與聽覺是最直觀的感覺，這也決定了視聽傳播是最古老也最現代的人類傳播方式。從電影、廣播、電視、網絡視聽、互動視頻、沉浸式視聽到正在迅猛發展的智能視聽，視聽媒介的演進折射了人類傳播在兩個層面上的追求：一是不斷追求身體感覺豐富性的還原，不斷還原“面對面”的交往情境；二是不斷追求交往互動的深化。今天，當視頻與每個終端和界面互聯互通，人的感官和情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視聽場景所調動，人類傳播進入到全方位的全感官傳播環境中。

可以說，可看可用、虛實相生的視頻不僅是新的傳播形態，更是人類全新的活動形態。借助移動互聯網，視頻以其立體化、直觀形象的特質，打通了人的現實活動空間和虛擬活動空間，使人類的所有活動得以在視頻內外展開，并且在廣度上匯聚所有人的活動，在深度上展現所有活動的細節。隨著5G技術、AR/VR/MA技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深度進入視聽領域，視頻活動已然呈現出全時空、全領域、全息化的發展態勢，甚至人的想象也成為“可見”的活動，視聽傳播的邊界被進一步拓展。

在數字時代，以某個特定時期興起的媒介工具為核心概念架構起來的學科終將面臨因媒介工具的影響力式微而被追問自身合理性的窘境，因此當下最緊要的事情，是從學科建設的頂層設計上跳出媒介工具的線性發展邏輯，回到基于媒介發展的歷史規律和新的社會現實需求，以傳播活動所指向的內在需求，進行整體全局的省思，重塑視聽傳播的研究范式。

（二）面向社會創新的現實需求

站在學術傳承與實踐創新的視角，與“廣播電視學”不同，“視聽傳播學”不僅要培養職業化、機構化、專業化的廣電系統所需人才，更應考慮數字化視聽對整個社會的全方位影響。從機構化的廣播電視到人人得以參與的網絡視聽，視頻嵌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每個人的日常語言。盡管這并不意味著視聽傳播將從此徹底地去中心化，事實上，新興平臺及其用于降低內容分發成本的人工智能算法正在帶來新的“中心化”問題，但是歷史地來看，數字時代的視聽傳播是對“影像代議制”的極大突破，是對大眾傳播媒介時代以來人類社會交往傳播關系的全新構型。作為新社會語言的視頻，其直觀性、情感性、場景性、非邏輯性、多義性、共享性、智能化等，正在深刻影響社會交往系統，與此同時，通過內容、技術與場景的多元整合，“視頻+”向文旅、公共服務、教育、醫療、商業等領域全面拓展，形成了跨行業、跨平臺的“大視聽”格局，為更廣泛的應用場景提供了創新動力。

從這個角度而言，視聽傳播研究所要考慮的不再只是承載了某種社會分工的機構媒體的具體實踐，而是要敏銳地捕捉社會各行各業對于傳播活動的整體需求，思考與探索視聽傳播如何作為一種要素深度參與其中，這也意味著，視聽傳播的知識生產需要進一步整合跨學科的資源力量。

（三）面向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向

在學術研究層面，“視聽傳播”超越了“廣播電視”的傳統視角，為前沿交叉的跨學科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回望歷史，從電影的誕生到廣播電視的興起，再到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充斥著視聽影像的“意義網絡”，視聽媒介全面且深入地嵌入到社會實踐之中，視聽傳播的研究對象從單一的廣電機構擴展到由平臺、機構、用戶、技術、智能體等多主體共構的生態體系，由此與各個領域碰撞出的新問題、新現象亟待研究，理論工具也需要持續更新。

僅以短視頻為例，近年研究數量猛增、研究者的學術背景越來越多樣化，從傳播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法律、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到人類學、文化研究、電影等藝術與人文學科，以及醫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等，呈現出遠勝以往的交叉性（Wei & Wang，2022）。視聽傳播超越了“觀看”，視聽研究也超越了經典電視研究、廣播電視學、大眾傳播學的傳統范式，與認知神經科學、計算科學、空間理論等交叉融合，呈現出鮮明且復雜的跨學科研究特色，促進了跨學科的知識流動。然而，圍繞視聽多模態語言的多義性、視聽輿論的復雜性、智能敘事的審美性、生成式視頻對人類心智的影響等領域的相關研究，還遠遠沒有展開。

（四）面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時代命題

在理論創新的現實性上，中國高速發展的行業實踐和社會治理實踐正在不斷為學術界提供新的命題（周慶安、許涌斌，2024）。如前所述，中國社會繁榮的視聽傳播實踐積淀著前所未有的豐富的隱性經驗與智慧，為原創性知識生產和自主性理論生成奠定了深厚的實踐根基。在全球視聽傳播領域，中國視聽行業實踐和前沿發展正在吸引全球研究者的關注，圍繞TikTok、抖音、快手等視聽平臺及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國際學界正在形成新的研究路徑和研究范式，而來自中國學者和以中國實踐為對象的學術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形塑力量（Wei & Wang，2022）。因此，我們認為，與實踐和技術緊密關聯的視聽傳播研究應深化實踐自覺，重視對實踐中的經驗智慧的理論化闡釋，以此推進形成具有文化主體性和解釋力的視聽傳播學原創理論，進而與全球社會共享新知，以視聽力量促進“人類文明和文化的理解與融合”（周勇，2022）。

總之，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為理論創造提供了廣闊空間。實踐無止境，理論創新也無止境。發展視聽傳播學，其意義不僅在于闡釋正在發生的一切，更在于以文化自覺、理論自覺為統攝，把握從經驗到理論的深層邏輯，為建設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促進人類溝通貢獻獨特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新聞傳播業人工智能應用現狀與發展趨向研究”（項目編號：19ZDA327）的研究成果，同時受北京高校高精尖學科建設項目中國傳媒大學互聯網信息學科建設經費資助。

注釋

①數據來自中國知網檢索總庫，檢索方式為“主題=廣播電視”，顯示全部時間范圍（1957—2025年）。檢索結果：2018年為6720篇，2024年下滑到3082篇，低于2006年的3341篇。

②已經立項，目前全國有三個團隊在寫，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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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文格式：王曉紅、魏韜：《中國視聽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全球傳媒學刊，2025年第1期，3-17頁。

排版：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