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依次為：峪頭村的“堠”、南磚井村的“堠” 、西莊村的“堠”

　　在榆次城東北方向的烏金山鎮境內，有十多處古老的土臺，分布在要羅、地王梁、瓦子坪、福元溝、什貼、小寨、要店、峪頭、南磚井、西莊等村的農田、山梁或路旁。這些土臺高四五米，底部周長10余米，總體呈覆斗形，四角上狹下闊。多數土臺歷經風霜后已殘損不全。
　　經由此處的人們對這些土臺時有疑惑。長久以來，當地的一些村民以及部分專家學者認為這些土臺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烽火臺。眾所周知，烽火臺是古人為了防止敵方入侵而修建的預警設施。遇有敵情發生，白天施煙，夜間點火，臺臺相連，傳遞消息。然而，烽火臺一般設置在國家的邊境之處。從地理位置上看，位于山西腹地的榆次在古代從未成為哪個朝代、哪個時期的邊境城市，設置烽火臺的可能性不大。
　　更為重要的是，無論從建筑形制還是體量上看，榆次現存的土臺都與古代長城沿線的烽火臺存在相當的差異。古代烽火臺的臺面上常常建有房屋及燃煙放火的設備，臺下有羊馬圈、倉庫甚至兵營等建筑，體量較大，多為空心。而榆次現存土臺是實心的，且臺頂面積僅有幾平方米，不具備士兵駐扎守望或是施放煙火作業的空間條件。查閱榆次古代地方文獻，也并無一處將這些土臺明確稱為烽火臺的記載，因此烽火臺的說法或許是一種誤解。
　　所幸，清代乾隆、同治兩部《榆次縣志》為研究這些土臺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圖像資料。在兩部縣志所繪制的《榆次縣境圖》內，都繪有這些土臺的圖像，位置與現存的土臺遺跡高度吻合。據古地圖顯示，這些土臺是沿著古代京省官道和川陜官道而建的。官道從壽陽入榆次至三岔口分為兩路，一路向西南入榆次城，一路向西北至省城太原。官道旁每隔幾公里便有一座土臺，而且在臺頂豎有旗桿，掛有旗幟。遺憾的是，縣志中沒有說明這些土臺的名稱及作用。
　　筆者通過實地考察、走訪相關人士、查閱相關史料及研究文章后終于發現，這些土臺是古代交通道路上分程記里的工具——“堠”，古人也稱之為“堠子”“堠程”“路堠”“里堠”“土堠”“里隔柱”“土墩”等。
　　據古書記載，“堠”是古代記錄里程的土堆或土墩。明代字典《正字通》云：“堠，封土為臺，以記里也，十里雙堠，五里單堠。”清代《康熙字典》中也說：“堠，土堡也。又封土為壇，以記里也。五里單堠，十里雙堠。”從這些解釋可以得知，“堠”類似今天公路上常見的路標，一是記錄里程；二是指示方向。“堠”的建造工藝雖然簡單，但為古人出行時記錄里程、辨別方向、防止誤入歧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學者認為黃帝游幸天下時，“道路有記里堆”，因而以為“封堠”之制始于黃帝時代。當然，這只是傳說而已。“堠”的始源已難究其詳。據《后漢書·和帝紀》記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意思是從廣州到洛陽的路上，每隔5公里路程要設置一個驛站，每隔2.5公里路程就要設置一個土臺作為標記，也就是“堠”。這是史書中現存關于“堠”的最早記載，說明古人用“堠”記錄里程，最晚在距今約2000年前的東漢時期就開始了。古代還曾設有專門的官員來管理和維護這些土臺，稱之為“堠吏”。
　　“堠”設在路旁，因而常常成為古代詩人記錄離別情緒的象征物。柳宗元《詔追赴都回寄零陵親故》：“岸傍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范成大《楓橋》：“墻上浮圖路旁堠，送人南北管離愁。”韓愈《路傍堠》：“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只，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陸游《絕句》：“山遮水隔重重堠，雨練風柔處處花。一病半年能不死，又將此恨醉天涯。”這些旅途中常見的“堆堆路傍堠”，寄托了古代行旅詩人無盡的憂思和惆悵。
　　榆次烏金山鎮境內的這條古官道，自京城一路南下后，向西穿越巍巍太行山，至要羅村入榆次境，繼續向前即可抵達省城太原乃至川陜各省，在歷史上發揮過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廳退休干部、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悅克憐稱之為“太行山晉冀通衢，三千年中華古道。”伴隨當代交通建設的推進，古官道的路面大多已被216省道榆盂線和青銀高速公路太舊段覆蓋，僅有東面要羅村至壽陽西嶺鋪之間3.5公里長的路段和西面晉中豐潤澤科技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園內2.5公里長的路段保存完好，成為研究這條古官道的寶貴實證。
　　土聚于中央，既中且正，散于四維，厚載萬物。封土為壇，便利行旅，以記里程，導引方向。土臺雖小，內涵卻大。“堠”在技術層面上促進了傳統時期道路交通系統的構建，有力強化了王朝在地方空間的控制力，對研究中國古代交通史、歷史地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佇立于榆次田野上的“堠”，與千年古道相生相伴，傳承著悠久厚重的古代官道文化，也見證了先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直至今天交通發展的滄桑巨變，是榆次這方土地上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外地的“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