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公案》是一部借助“思想實驗”方法，深入探討中國法律文化的作品。本書的核心，是通過對一樁虛構的“華朝陳祥殺人飼父案”的模擬審判，全面展示了中國法律思想史上關于“法律”與“人情”的千年困境。這不僅僅是一本案例書，更是一部用文學方式改寫的“中華法系思想史”。

全書沿著這樣一個主線展開：在虛構的華朝，陳祥在極端環境下，為了救父而殺人喂父肉，案發后自首，引發了朝堂上十四位不同法學思想背景的古代官員的激烈辯論。辯論的背后，是法家、儒家、道家等思想傳統圍繞“法律”與“倫理”的沖突與融合展開的深刻交鋒。

這些辯士，有的主張“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堅持法律的穩定性和威懾力；有的則高舉孝道，強調“殺人救父，義無反顧”，孝道高于法律；還有人站在政治現實的立場，擔憂此案一旦“以情釋法”，將破壞法度，引發更大社會動蕩。甚至有人提出“愛有差等，人命可以排序”，用更復雜的倫理標準來重新定義法律的裁量標準。

十四份辯詞各自代表了中國古代法哲學中截然不同的思想路徑。比如法家的“律令不可移易”，儒家的“禮法并重”、道家的“權變為上”，再到現實主義者強調的“以國情為重”，這些陳詞如同一幅思想拼圖，拼湊出了一個屬于中國法律文明的思想實驗室。

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它并不急于給出一個“標準答案”，而是通過架空王朝背景下的朝堂辯論，制造出濃重的歷史真實感，逼迫讀者與這些古老思想對話，重新審視“法”與“情”的邊界，甚至反思自己內心的“法律觀”和“道德觀”。

作者以中國真實存在的“管秋陽食人案”為歷史藍本，疊加虛構案例與古典思想，在思想史層面大膽嘗試了“本土版洞穴奇案”的寫作方法。與富勒的《洞穴奇案》不同，《洞穴公案》不僅僅追問“極端情境下法與道德的抉擇”，更是直接切入中國法律史的深處，探討“禮法雙軌制”這一特有的制度結構如何制造了歷朝歷代司法困境。

在法學史定位上，《洞穴公案》是對西方法學思想實驗的一次“中國化”改寫，也是對中華法系內部禮與法、情與理、道德與制度張力的深度還原。它不僅繼承了“洞穴奇案”一案多解、思想對撞的寫作范式，更在此基礎上植入了中國古代特有的法律文化語境，將中西法哲學傳統進行了極具原創性的“對話式融合”。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復活了中華法系的內在張力，也讓現代讀者通過“朝堂辯論”的形式，身臨其境地體驗到中國古代司法系統如何在“法律”與“倫理”的拉扯中艱難行走。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仍是一場延續中的“思想實驗”：當情與法再度沖突，你會站在哪一邊？

簡而言之，《洞穴公案》不是單純的法律故事，而是一部充滿張力的思想交響，一次跨越千年的法學自省。它打通了歷史、哲學與法理的三重維度，堪稱“中國法哲學思想實驗”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