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一個名叫愛德華?斯諾登的年輕人，以一己之力攪亂了美國政府的 “局”，成為了全球矚目的焦點人物。

他本是美國國安局的天才特工，卻因曝光 “棱鏡計劃”，成為了美國政府眼中的 “最大泄密者”。

面對全球追捕，斯諾登的逃亡之路堪比好萊塢大片，曲折離奇到讓人瞠目結舌。

那么，斯諾登到底是怎么從彈丸之地香港，逃到俄羅斯的？這背后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他現在的生活又過得如何呢？

從高薪技術員到"叛國者"

在做出泄密決定前，斯諾登的日子過得相當滋潤。

他出生于 1983 年，家庭背景相當出色，爺爺是海岸警衛隊少將，父親是海岸警衛隊軍官，母親是地方法院法官，姐姐是華盛頓司法中心律師。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熏陶下，斯諾登從小就對國家事務充滿熱情，渴望為國家效力。2004 年，他加入了美國陸軍，卻因訓練時跌斷雙腿，無奈退役。

之后，他憑借扎實的網絡知識和出色的電腦技能，順利進入國安局，從一個小保安逐步晉升，并最終成為了能接觸到核心機密的技術分析員。

那么，這個引發軒然大波的 “棱鏡計劃” 究竟是什么呢？

簡單來說，它是美國國家安全局自 2007 年起實施的一項絕密電子監聽計劃，主要通過接入微軟、谷歌、蘋果等 9 家國際網絡巨頭的服務器，對全球范圍內的個人通信進行深度監控。

美國政府借此獲取大量用戶數據，包括電子郵件、通話、照片、文件傳輸等各種信息，簡直是無孔不入。

美國政府打著 “反恐” 的旗號，肆意踐踏民眾的隱私和自由，這一行為無疑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2013 年，斯諾登在香港向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了 “棱鏡計劃” 的相關文件，瞬間引爆了全球輿論。

各國紛紛對美國的行為表示譴責，美國政府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斯諾登深知自己的舉動會讓美國政府對他恨之入骨，一場驚心動魄的逃亡之旅就此拉開帷幕。

2013 年 5 月 20 日，斯諾登以治療癲癇病為由請假，放棄了年薪 20 萬美元的高薪工作，帶著 4 臺存有大量機密文件的筆記本電腦，從夏威夷檀香山國際機場悄然飛往中國香港 。

他選擇香港，有著多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有著相對自由的輿論環境和獨立的司法體系，這能為他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另一方面，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氛圍，也便于他與國際媒體取得聯系，從而將 “棱鏡計劃” 的秘密公之于眾。

到了香港，斯諾登先住進了九龍的美利亞酒店。

在這里，他通過加密通訊方式，聯系上了英國《衛報》的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以及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在港記者。

幾天密集會面后，斯諾登向他們交出了上千份NSA機密文件，詳細揭露了美國政府是如何通過"棱鏡計劃"等秘密項目，監控全球網絡和通信活動的。

據斯諾登爆料，美國在全球進行了多達 6.1 萬次的滲透行動，監控目標不僅有南非、土耳其等盟國，還包括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中國的數百個個人及機構也未能幸免。

消息一經發出，舉世震撼。

美國政府立馬急了，2013年6月21日就以違反《間諜法》和竊取政府財產的罪名對斯諾登提出正式指控，還撤銷了他的護照。

一時間，斯諾登成了全球"通緝犯"，處境十萬火急。

在香港的驚險日子

隨著美國政府對斯諾登追捕力度的不斷加大，香港的街頭仿佛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獵場，每一個角落都隱藏著危險。

為了躲避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和可能的跟蹤者，斯諾登喬裝打扮，頻繁更換住所。

有時，他會突然改變行走路線，走進一家擁擠的商場，在人群中迅速消失，然后從另一個出口離開；

有時，他會混入地鐵站的人群中，在列車即將關門的那一刻，迅速跳上車，讓跟蹤者措手不及。

在香港的日子里，斯諾登不敢使用任何可能暴露自己身份的物品，他甚至不敢使用信用卡，只能用現金支付一切費用。

他與外界的聯系也極為謹慎，只通過加密通訊方式與信任的人溝通。

為了確保安全，他還經常更換住所，有時一天之內要換好幾次。在律師羅伯特·蒂博的建議下，他還在難民區里居住過一段時間。

有一次，斯諾登正在與律師會面，商討下一步的計劃。突然，他接到消息，美國特工已經得知他們的會面地點，正在趕來的路上。

斯諾登和律師立刻起身，迅速離開了房間。

他們沒有乘坐電梯，而是沿著樓梯飛奔而下。在樓梯間里，他們聽到了特工們急促的腳步聲從上面傳來。斯諾登和律師加快了腳步，終于在特工們到達之前，從大樓的側門逃脫。

這些驚險的經歷，只是斯諾登在香港躲避追捕的冰山一角。

在那段日子里，他時刻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與危險擦肩而過。

在香港的日子，雖然驚險，但斯諾登至少還有些許自由和希望。

然而，隨著美國政府不斷向香港施壓，要求引渡他，斯諾登意識到香港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

他必須盡快找到一個新的庇護所，否則一旦落入美國政府手中，等待他的將是漫長的牢獄之災，甚至可能是死亡。

斯諾登開始向多個國家尋求政治庇護，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敢于挑戰美國權威的國家身上。

他向冰島、厄瓜多爾、法國、德國、意大利等 21 個國家發出了避難請求 ，言辭懇切地闡述了自己的處境以及美國政府的惡劣行徑，希望這些國家能夠給予他一個容身之所。

他在申請信中寫道：“我揭露美國政府的監控行為，是為了捍衛人類的隱私和自由，我相信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希望貴國能夠伸出援手，幫助我擺脫美國政府的迫害。”

然而，現實卻給了他沉重一擊。

波蘭直接拒絕，說申請不符合法律程序；巴西外交部壓根兒就不回應；德國和印度干脆一口回絕；奧地利、厄瓜多爾、芬蘭、挪威等國則表示，必須人在當地才能申請。

這些國家為啥這么慫？怕得罪美國唄！

美國政府放話，誰敢收留斯諾登，美國就跟誰急。

全球外交施壓，經濟制裁，情報共享停止，這些招數足以讓大多數國家望而卻步。

格林沃爾德后來爆料說，德國副總理西格瑪·加布里爾透露，美國政府威脅說，如果德國給斯諾登庇護或安排他前往德國，就停止共享情報。這壓力確實夠大的！

一時間，斯諾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全球幾乎所有大國都不敢公開站出來幫他，一時間，斯諾登陷入了絕望之中：“我本以為會有更多的國家站出來，支持正義，反對美國政府的霸權行徑，但現實卻讓我失望透頂。難道在強大的美國面前，正義就如此不堪一擊嗎？”

然而，就在這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物伸出了援手——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轉機出現

阿桑奇與斯諾登有著相似的經歷，他創辦的維基解密網站，曾曝光過大量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包括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內幕，以及美國外交電報等，這些曝光行動讓美國政府顏面掃地，對他恨之入骨。

阿桑奇也因此遭到美國政府的追殺，被迫在厄瓜多爾駐英國大使館尋求庇護，一躲就是數年。

當阿桑奇得知斯諾登的遭遇后，他仿佛看到了另一個自己。

他深知斯諾登所面臨的危險，也明白他為了揭露真相所付出的代價。

出于對正義的共同追求和對美國政府的不滿，阿桑奇決定向斯諾登伸出援手。

6月初，當全球媒體和情報機構都在滿世界找斯諾登時，阿桑奇通過加密通訊與他取得了聯系，之后立馬派出得力助手薩拉·哈里森前往香港，協助斯諾登逃亡。

哈里森是阿桑奇的親密同事，也是維基解密的法律和編輯團隊核心成員。

阿桑奇對斯諾登不僅提供了資金支持（后來他公開承認維基解密支付了斯諾登在香港的住宿費和離境機票），還搭建了一整套逃亡網絡。

他通過自己的人脈關系，為斯諾登弄到了一份緊急旅行證件。

此外，他還給斯諾登出謀劃策，建議他先去俄羅斯，再轉機到南美。

為啥選擇俄羅斯？因為俄羅斯足夠強大，能抵抗美國的壓力，而且沒有和美國簽署引渡條約。

在阿桑奇的協調下，維基解密團隊設計了一條復雜的逃亡路線：香港—莫斯科—哈瓦那—基多（厄瓜多爾首都）。

阿桑奇甚至還考慮過讓斯諾登搭乘某個南美國家總統的專機離開俄羅斯。

正是有了維基解密的幫助，斯諾登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有了繼續逃亡的勇氣和資源。

驚險轉機，成功飛往俄羅斯

2013 年 6 月 23 日，這是一個讓斯諾登終生難忘的日子。他喬裝打扮，戴著帽子、墨鏡和口罩，將自己的面容隱藏得嚴嚴實實。

他小心翼翼地來到香港國際機場，每走一步都警惕地觀察著周圍的情況，生怕被美國特工發現。

他的心跳急速加快，仿佛要跳出嗓子眼，但他強忍著內心的恐懼，努力讓自己保持鎮定。

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斯諾登的手微微顫抖著，他擔心工作人員會發現他的真實身份。

然而，幸運的是，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終于，斯諾登登上了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的 SU213 航班，這架飛機將載著他飛向俄羅斯，飛向那充滿未知的新生活。

飛機緩緩起飛，離開地面的那一刻，斯諾登的心情無比復雜，有緊張、有興奮、也有一絲不安。

他望著窗外逐漸遠去的香港，心中默默祈禱著自己能夠順利抵達俄羅斯，擺脫美國政府的追捕。

然而，美國政府并沒有輕易放過他。

在斯諾登登上飛機后不久，美國政府就得知了他的行蹤。他們立即采取行動，試圖阻止飛機降落俄羅斯。

美國政府向俄羅斯施壓，要求他們拒絕斯諾登入境，并將他引渡回美國。

同時，美國特工也在飛機降落前，試圖通過各種手段與俄羅斯方面溝通，希望能夠在飛機降落后將斯諾登抓捕。

飛機在飛行過程中，斯諾登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順利抵達俄羅斯，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會是什么。

終于，經過漫長的飛行，飛機緩緩降落在俄羅斯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

斯諾登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他本計劃在莫斯科短暫轉機，繼續飛往哈瓦那，再去厄瓜多爾。

沒想到，美國政府卻來了一招陰的——直接取消了他的護照！

沒了有效護照，斯諾登哪兒也去不了。俄羅斯當局不讓他入境（因為沒有有效證件），其他國家也不接收他。就這樣，他被迫滯留在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的過境區，進退兩難。

就這樣，斯諾登在機場過境區滯留了整整39天！

俄羅斯的新生活

經過39天的機場滯留，2013年8月1日，俄羅斯終于給了斯諾登一年的臨時庇護，讓他離開了機場。

俄羅斯為啥收留他？普京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俄方本不想卷入這事，怕惡化與美國的關系。

但既然斯諾登已經到了莫斯科，且美國把他堵在了那里，俄羅斯也只能做出人道主義決定。

斯諾登初到俄羅斯時，生活并不好過。他幾乎沒錢，只能靠比特幣捐款度日。但很快，他開始適應新環境。

據他的俄羅斯律師庫切列納透露，斯諾登找到了一份網站維護工作，經濟上逐漸獨立。

更重要的是，他在莫斯科找到了愛情。

斯諾登的女友林賽·米爾斯放棄了在美國的一切，來到俄羅斯與他團聚。2017年，他們在莫斯科秘密結婚。如今，這對夫婦已經有了兩個兒子，都出生在俄羅斯。

斯諾登在俄羅斯的地位也越來越穩固。

2014年，他獲得了三年期居留許可；2020年，俄羅斯給了他永久居留權；2022年9月，普京簽署法令，授予斯諾登俄羅斯公民身份。當年12月1日，斯諾登宣誓效忠俄羅斯并獲得了俄羅斯護照。

斯諾登如今在俄羅斯過著相對平靜的生活，擔任自由媒體基金會董事，通過會議參加世界各地的活動，繼續為隱私權和言論自由發聲。

結語

英雄還是叛徒？12年過去了，關于斯諾登的爭論一直還在持續著。

但說實話，非黑即白的二元論調，本身就跟斯諾登揭露的灰色地帶一樣可笑。

斯諾登不是圣人，也不是惡魔，而是數字時代最大的"炸彈客"。他炸開了權力的黑匣子，讓我們看清了隱藏在友好界面背后的監控現實。

就像你深夜闖進廚房，突然開燈發現一群蟑螂在狂歡。

這些"蟑螂"——政府的秘密監控項目——本該在黑暗中滋生蔓延，卻被斯諾登的聚光燈照了個正著。

我最欣賞斯諾登的是什么？是他敢想敢干的勇氣。

說實話，咱們大多數人連對公司的不滿都不敢說，怕丟飯碗。而斯諾登呢？他放棄了20萬美元年薪、夏威夷的舒適生活，搭上自由和未來，就為了告訴世界一個他認為的真相。

光這份魄力，就讓人佩服得不行。

站在2025年回望這段歷史，斯諾登的行動已經改變了世界。

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自由法案》，限制了政府的監控權力；公民隱私保護意識空前提高；科技公司開始重視端到端加密和數據保護——這些改變都跟斯諾登有直接關系。

斯諾登的故事告訴我們，在這個數據為王的時代，隱私絕不是"我沒做壞事，所以不怕監控"那么簡單。

隱私是個體尊嚴的底線，是公民抵抗權力濫用的最后防線。

就像斯諾登說的："隱私不是關于隱藏壞事，而是關于保護重要的事。"

無論你怎么看斯諾登，他的逃亡傳奇都提醒著我們：一個人，哪怕是最普通的技術員，只要有足夠的勇氣，也能撼動世界最強大的情報機構。

我想，幾十年后的歷史教科書，斯諾登會有自己的一頁。

那時候，人們可能不會糾結于他是英雄還是叛徒，而會把他看作數字時代的一個轉折點——那個讓我們開始認真思考誰在看著我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