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禹作敏從一個窮得叮當響的農民，搖身一變成了全國知名的企業家，帶著天津大邱莊走上了致富路。

好景不長，他后來的所作所為讓他從英雄變成了囚犯，最后在1999年選擇吞安眠藥自殺，結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那么，他為何自殺身亡？

禹作敏1930年出生在天津靜?？h大邱莊，家里兄弟四個，他排老三。那時候村里窮得要命，靠救濟糧過日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1974年，他當上了村黨支部書記，開始也沒什么特別的成績，就是個普通的村干部。

1978年改革開放，他瞅準了機會，帶著村里人開了個帶鋼廠，第一年就賺了錢。嘗到甜頭后，他沒停下腳步，又搞了印刷廠、電器廠什么的，把大邱莊的產業越做越大。

到80年代末，大邱莊成了全國有名的富裕村，家家戶戶日子紅火起來。禹作敏自己也風光無限，成了全國勞動模范，還上了央視春晚，那可是當時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榮譽啊。

禹作敏的麻煩，從他越來越大的權力開始。錢多了，地位高了，他的心態也變了。村里人開始叫他“土皇帝”，這稱號可不是什么好話。1992年，《南方周末》記者跑來大邱莊采訪，把這個綽號寫進了報道，直接把他推上了風口浪尖。

面對記者，禹作敏不光沒否認，還來了一句硬氣的話：“把‘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边@話聽著牛氣沖天，但也暴露了他骨子里的狂妄。他覺得自己在大邱莊就是一言九鼎的老大，誰也管不了他。這句話后來傳遍全國，成了他權力膨脹的標志，也為他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別人叫他“土皇帝”，不是因為他多能干，而是他管村子管得太離譜了。他住豪宅、養保鏢，生活奢侈得跟村里的普通人完全不是一個世界。更過分的是，他還在公司大樓里弄了個“審訊室”，私設公堂，誰不聽話就抓進去教訓。這哪是村干部，分明是黑老大做派啊。

禹作敏的“土皇帝”做派，最典型的就是他私設公堂的事兒。他在大邱莊的公司大樓里專門弄了個地方，就是用來收拾不聽話的人。不管是公司員工還是村里人，只要讓他不爽，就可能被抓進去關著打。

1992年，出了件大事，把他的惡行徹底暴露了。當時有個叫危福合的職工，因為懷疑公司賬目有問題，被禹作敏懷疑是“搗亂分子”。結果這人被抓進“審訊室”，活活打死了。禹作敏不光沒認錯，還包庇打人兇手，擺明了不把法律放眼里。警察來查，他還讓人攔著不讓進村，囂張得沒邊了。

危福合的死成了導火索，讓大家看清了禹作敏的真面目。他不是什么致富英雄，就是個濫用權力的暴君。私設公堂、暴力傷人，這已經不是村干部能干的事兒，完全是犯罪了。

1993年，禹作敏的囂張勁兒達到了頂點。危福合的事兒沒壓下去，警方開始認真查他，他不服軟，反而變本加厲。他煽動村民跟政府對著干，把大邱莊封得死死的，還私藏了不少武器，想跟警察硬碰硬。

那段時間，大邱莊跟個獨立王國似的，外人進不去，里邊的人聽他指揮。他覺得自己能一手遮天，可惜他忘了，這是在中國，政府不是擺設。1993年，政府找了個理由，說是“新書記接見”，把他騙出去逮了起來。這一下，他再牛也翻不了身了。

對抗政府這步棋，禹作敏走得太臭。他以為自己有錢有勢就能不把法律當回事，結果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從被抓的那一刻起，他的“皇帝夢”就徹底碎了。

1993年，禹作敏被抓后，法院給他定了好幾條罪名：非法拘禁、窩藏罪、對抗執法什么的，最后判了20年有期徒刑。進了監獄，他才發現自己不是“皇帝”，就是個普通犯人。以前的威風沒了，日子過得苦哈哈。

監獄里條件不好，他身體本來就一般，關了幾年就更不行了。到1999年，他查出得了癌癥，情況很嚴重。家里人看他這樣，申請保外就醫，總算把他弄了出來。可這時候的禹作敏，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大邱莊老大了，病痛把他折磨得不成樣子。

1999年10月2日，禹作敏在醫院吞了一堆安眠藥，自殺死了。消息傳回大邱莊，村民和家人都挺震驚，想把他遺體接回去安葬，可政府沒同意，最后尸體在天津火化了。

他為什么自殺？從全國勞模到階下囚，這落差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他當年多風光啊，上過春晚，全國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可到了晚年，什么也沒了：錢沒了，權力沒了，連自由都沒了。癌癥又把他身體拖垮，每天躺在醫院里，估計他覺得自己活著沒什么意思了。

還有，他那句“把‘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其實也說明他心氣高得很。他受不了自己從高處摔下來，成了個被人指點的囚犯。

監獄的日子、病痛的折磨，再加上對過去輝煌的回憶，可能都讓他覺得活著太憋屈。吞安眠藥這事兒，不是一時沖動，是他心里早就過不去那個坎。

禹作敏死了，大邱莊也沒了往日的熱鬧。他活著的時候，村里靠著他搞的企業紅紅火火，可他一倒臺，那些廠子也撐不下去了。經濟慢慢衰退，村里人日子越過越艱難。家族那邊也好不到哪去，失去了靠山，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曾經的“全國富裕村”，現在也就是個普通農村，輝煌早成了過去式。

這變化挺讓人唏噓的。禹作敏帶大家富起來是真，可他后來的路走歪了，把整個村子也拖下了水。他的死，不光是他個人的結局，也是大邱莊一個時代的終結。

禹作敏的悲劇，不只是個人命運的沉浮，更折射出改革年代農村治理的盲區：集體經濟的成功可以讓一個人短時間內獲得巨大的資源和權力，但若沒有制度約束和權力監督，極容易變質、變味、變成一場權力的獨角戲。他的經歷，是警示，也是教訓——有本事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守得住權力的邊界、守得住內心的分寸。否則，起得再高，摔得也一樣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