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子】第3555期

12年國際視角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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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陳屹視線】導語

當深夜萬家燈火被熄滅，你是否也曾在繁華的縫隙里，觸碰過一種難以言說的荒涼與孤寂？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過載的時代，每分每秒都被數據沖刷，每時每刻都被焦慮圍剿。

理想被現實馴化，激情被瑣碎絞殺，守望被世俗扭曲，我們困在都市的迷宮里，漸漸喪失了對世界的驚奇與熱忱。

直到一位走過100個國家、記錄1000座城市的少君先生，悄然浮現。

為何少君特別？

答案或許藏在他的雙重身份里：一個用經濟學思維解構城市的寫作者，一個以物理學的精確丈量文明的旅人。

少君在記錄什么？其實，關乎著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困境。

當少君寫下“寫作是我偷偷活著的一種方式”時，他究竟在對抗著什么？

他的散文不是游記，不是文化比較的標本，而是一場“精神越獄”：在全球化與在地性的拉鋸戰中，他走在那條鮮有人走的第三條路上。

本期選載暨南大學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 白楊女士的評論文章，將帶你潛入少君的文字迷宮。

你會看到：

一個“中年少年”

如何用筆尖撬動時代的沉悶；

如何跨越三十年的行旅書寫；

如何從傷痕記憶進化成輕盈的詩意；

如何在喧囂中為自己保留一個“隱藏的世界”？

本期接下來的每一個段落解析，

都可能成為你重新打量生活的透視鏡。

現在，你，準備好出發了嗎？

《書寫“隱藏”在城市中的世界》

解讀少君的旅行散文

作者 白楊暨南大學教授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

白 楊教授（左）與少君博士

文學博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吉林省拔尖人才。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基地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為“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20世紀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出版專著《臺港文學：文化生態與寫作范式考察》、《紙上風云——“創世紀”詩社研究》、《文學的在場與記憶》等多部；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當代電影》、《南方文壇》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省部級項目多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項。論著獲吉林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多種獎勵。

生活在鋼筋水泥構筑的都市叢林中，耳目充盈著各種媒介泛濫喧囂的信息潮流，你的內心是否會感到些許的寂寞和荒涼？

在標榜理想、激情、主體性選擇的時代氛圍中，我們卻不合時宜地發現自己正被撕裂為矛盾的兩極，滿懷震驚、困惑和無奈地凝視眼前的現實，說不清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它變得越來越陌生，越來越冷漠了，幾番掙扎之后，越來越多的人流露出疲憊之態，我們未老先衰，變得脆弱、臃懶、世故和斤斤計較，生活在別處，而我們卻找不到那柳暗花明的路。

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北美新移民作家少君的作品。

從個人的偏愛看，更喜歡他的散文，那流溢在字里行間的率性瀟灑令我掩卷動容。

雖然已界“不惑之年”，少君的散文卻是實實在在的“青春寫作”。經歷了許多風雨之后，他沒有陷入流俗的“中年心態”，而能以熱情、積極的姿態關注生活，以細膩、知性的文字挖掘“隱藏”在城市中的“世界”，他的機智、自信和浪漫情懷呈現出一種生活境界，我們未必完全贊同，但一定可以在閱讀中有所感悟。

少君常常自稱為“是一個以寫作為一種樂趣的文學票友”，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聲學物理專業度過了大學時光，去美國留學后獲得的是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對寫作的偏愛更多是來自一種精神上的堅持，“不為名，不為利，只為了可以向更多的人表達自己的理念和情緒”。

他的散文大多帶有親歷性、體驗性色彩，足跡所到之處，他觀察并思考，然后細致地娓娓道來。在《德意志巡禮》、《網絡哈佛》、《人間天堂——溫哥華》、《聚焦意大利》、《維也納交響曲》、《臺北素描》、《上海印象》、《解讀重慶》、《西望長安》等代表性作品中，他引導讀者深入城市的文化脈絡，觀看東西方文化的內在意蘊，嘗試著進行一種精神的漫游。

從行旅書寫的發展脈絡看，在思維向度、觀看方式與文化想象等層面上，少君的散文體現出新的歷史語境中不同以往的“代際特征”。

近代以降，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潮流中負笈去國的學子，游人，或肩負使命到異域考察、訪問的官員們曾經留下了眾多的文字記憶，這些行旅體驗的書寫對社會觀念的變革、國人文化想象的方式等都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有資料顯示，“按題材的分類概括，我們自然地發現‘五四’運動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之前的第一個十年中，打頭的是海內外的旅行記和游記。”[1]

“像《新青年》一類的刊物曾大量譯介外國游記，這些外國游記對于開拓中國民眾的視野，讓青年人對異域的政治、經濟、文化多一些了解，吸引他們出國求學，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在一定意義上，“晚清以降的跨文化傳播離不開逐漸廣泛的行旅，它不僅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輸入了必備的思想和學術資源，而且還培養了大量的現代知識分子”。

應當看到，游記始終是現代文學散文領域中比較活躍、繁榮的部分，無論藝術水準怎樣，其親歷性體驗中所呈現出來的異域風情和文化比較畢竟暗合了20世紀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發展訴求——追求現代性，而西方發達國家或地區的人文生態、價值觀念、歷史進程則始終被視為現代性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寫作主體之間具有巨大的差異性，我們在各種行旅書寫中感悟到的文化心態卻具有驚人的同質性——一種面對強勢文化時無法抗拒的悲涼、感憤情緒，由此引發的文化思考常常歸結為兩種形態：基于現代性反思而對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進程進行的否定性批判；或者是在時空的錯位中因傳統中國鄉土文化的衰頹而產生的文化鄉愁。

胡適1918年在《新青年》4卷1號上發表《歸國雜感》，列舉當時文藝界、出版界到教育界的種種“怪現狀”，盡管在文章開篇時極力表明了一種溫和的立場，說“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并不曾懷什么大希望。”但行文中還是克制不住，感慨中國人生存狀態的惡劣，“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里和窮人家里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種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潔凈，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并且憤慨地評論當時的教育體制，說“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但是如今中學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3]

現代知識分子以啟蒙意識觀照中西方社會的差異，他們常常無法自已地陷入一種悲觀、憤慨情緒，這樣的心態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比較模式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成為一種典型而普遍的現象。

少君也在其中的早年留學生群體

少君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公派出國的留學生，在那個啟蒙意識和理想主義高揚的時代中形塑而成的個性與思想觀念，使他在文化心態上表現出明顯的精英意識，追求純凈、高尚的生活與品位，無法忍受現實生活中的低俗與丑惡。

他的系列小說集《大陸人》（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收錄的篇章，集中展示了困頓于西方世界中的東方人的生存困境，真實地書寫了在時空的錯位中陷于迷惘的邊緣人的生命體驗與文化心態。

如果說這些小說在文化比較模式上主要是體現了與以往同類創作的同一性的話，在他的旅行散文中則呈現出一些新的內涵與角度，使他得以超越“歷史”的拘限而顯示出鮮明的時代文化印記和“代際特征”。

我們發現，游走在西方強勢文化語境中的敘述主體總是懷著極大的興趣觀察、品評異域的歷史和文化，以一種交流、對話的姿態體現出一種主體性自信，于是西方世界不再被視為學習的經典范本，而是可以進行建設性思考的對象；東方社會也不再是以“文化的奇觀”的面貌進入西方讀者的視野，它自有它的韻味、個性、文化包容力和創新能力。

作為80年代從中國大陸走出的新移民中的成功者，少君的精神氣質更多體現出一種健康、積極、開放的“青春”色彩，他自如地融入西方社會，欣賞其文化歷史的豐富與精粹，同時也利用自身的優勢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化的意蘊。

他的觀念中并不缺乏悲天憫人的情懷，但他不會沉湎于此而使自己的文字染上感傷、沉重的色調，“在路上”，并思考著、實踐著，使他的行旅書寫特別能夠契合當下的文化潮流與大眾的閱讀心態。

從現實生活到文本的寫作，少君都在有意識地進行跨文化的傳播。

他去德國參與巡回演講，足跡所到之處，細致地考察其歷史、文化脈絡，法蘭克福、海德堡、慕尼黑、奧格斯堡、紐倫堡和柏林等城市的面貌在他具有歷史感的講述中變得清晰起來，而“歌德之家”、“哲學家小徑”的存在更使這個具有深厚歷史的民族顯示出文化的魅力。

徜徉在米蘭市區的哥特式教堂中，我們不僅感受得到其經過意大利、法國、日耳曼各國大師參與構建的建筑藝術之美，也會為其歷經兩千年歷史而保留下來的豐富文化遺產嘆為觀止。

在《維也納交響曲》中，由音樂、皇宮、街頭咖啡館、圣斯蒂芬大教堂及其大門右側墻上的“05”標記和眾多歌劇院建筑等牽涉出的有關維也納人文歷史景觀的介紹，充滿意趣，而更耐人尋味的是，維也納人民對于人文歷史遺產的珍視和保護態度。

“從公元10世紀起統治奧地利的巴奔堡家族到哈布斯堡王朝，直至奧匈帝國之后的歷屆政府，都無一例外地堅持保護傳統建筑，歷代人民最喜愛的統治者是致力于國內建設的君主。

據說，約瑟夫皇帝就是因為在位期間實現了維也納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城市重建計劃，成就了今日維也納的內城規模及主要建筑群的格局，才被人們稱頌。”

平靜的敘述也會引起“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果，回顧20世紀中國追尋現代性的歷程，傳統的人文資源為“前進”的歷史車輪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價，而當下的某些“保護”、“搶救”行為也攙雜了太多功利性的意念，在世界視野的比較中反觀自身，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有太多需要改進之處。

陳瑞琳點評少君的城市散文時，稱其“有一種特別的氣韻，不是西洋鏡般的眼花繚亂，不是貿然的驚喜和悲嘆，而是追尋著歷史文化的腳印，應和著自己多年的心理積淀，在老友重逢般親切中徐徐前行。文字中激越中飽含冷靜，卑亢無痕，超然寬懷。”是很中肯的評價。

在歷史的巡禮中，少君嘗試幫助讀者擺脫走馬觀花的浮躁，沉入內里去做些生命的沉思。

作為北美地區華文文學的代表作家，少君曾將網絡文學的特質概括為：“技術構成了網絡的運作，藝術反映了人類網絡生活的精神層面，而哲學是網絡存在意義形而上的表達”，這種文學意識體現在他的旅行散文中，呈現為歷史與文化的對話，他“攜著歷史出游”，以機智、從容的文字引領讀者從繁雜喧囂的時代潮流中回歸內心深處，去體驗一個豐富、真實的自身存在，這正是文學追求的最佳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僅從類型學的角度審視少君的旅行散文，我們大多只會關注其融會在行旅體驗中的人文地理知識和文化理想，而忽略了他旅行散文的一個重要特征——基于“新移民”身份而在文化心態、生活內容方面表現出來的獨特性，正是這一點使他的散文不僅具有文學的欣賞價值，而且具有見證一代人生命軌跡的意義。

“新移民”作為一種身份，曾是眾多20世紀中國人夢寐以求的人生目標，對它的追求過程經過各種文學作品的演繹，呈現出復雜變幻的面貌，它是傳奇性的，是悲劇的，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也可能是喜劇性的。作為特定歷史境遇中具有特殊身份的群體，他們的命運、理想、生存狀況、愛恨糾葛總是能夠引起旁觀者的興趣。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蔚為潮流的臺灣留學生文學，80年代以《叢林下的冰河》、《北京人在紐約》等為代表再次掀起的留學生文學熱，都是對這一群體不同歷史時期生存狀況和生命體驗的書寫。

少君以自己的經歷書寫了另一種類型的“新移民”生活，剝離了各種浮夸、幻象，平實而自然地加以展示的當代生活。

他代表了新移民中的佼佼者，通過奮斗而取得成功，在西方世界介入主流群體而擺脫了“邊緣人”的處境，能夠利用自身的優勢在中外交流中發揮必要的作用。我們看到，他到哈佛大學燕京學院、米蘭大學、慕尼黑大學、海德堡大學等地介紹中國的發展現狀與北美的華文網絡文學，也以《解讀重慶》、《徽州三學》、《西望長安》、《從潞園到蔚秀園》等品鑒中華歷史、城市風情、民俗文化的篇章向西方推介中國的人文景觀。

對西方現代文化理念的接受沒有在他的內心引起回顧故園的文化失落感，他在《鳳凰城閑話》中談到：“我雖然在美國學習生活了多年，但骨子里卻是浸滿了中國傳統思想的遺汁”[4]，向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種超俗不羈的品質和閑適愉悅的生活態度，遠離塵世的紛雜疲憊，面對自然，以沉思靜默的方式扣問內心。

在很大程度上，少君已經實現了他的人生理想。

以文學行旅為考察視角，探討文化傳統的移動、轉化，以及由此引發的世界想象等問題，是近年來正在引起學界關注的研究課題，其中涉及的中心與邊緣、離散與遷移、此岸與彼岸等問題，在當下這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尤其具有重審和探討的必要。

少君的旅行散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研究個案，其豐富的文化意涵有待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揭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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