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架戰機深夜發動襲擊,長途奔襲2000公里,向也門扔下了數十枚炸彈。這次突如其來的軍事行動有什么前因后果?這對本就劍拔弩張的紅海局勢來說意味著什么?
近日,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稱以空軍近20架戰機(從以方發布的圖片來看或為F-15I重型戰機),對也門荷臺達港進行了大規模轟炸,投下數十枚炸彈后離去。隨后美軍立刻跟進,緊接著對荷臺達省進行了高密度的空襲。
【以色列軍方發布的照片】
紅海局勢不斷升級,中方收到一份特殊邀請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紅海局勢開始升溫之前,中方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請,派遣飛行編隊抵達埃及,參加“文明之鷹-2025”空軍演習,意義非同小可。
就在美以不斷謀劃擾亂地區安全的同時,中埃聯合演習無疑成為了中東地區動蕩局勢中的一股“清流”,為何這么說呢?
因為中東局勢混亂復雜,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紅海地區更是局勢中的“多米諾骨牌”地帶,蘇伊士運河、也門荷臺達港、伊朗和沙特邊境等重要節點均集中于此,重要性不言自明,局勢升級后的影響也難以預料。
而埃及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一旦紅海局勢升級后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因此選擇此時向中方發出邀請,顯然是希望向地區國家傳遞“中立但堅定”的信號——在不介入沖突的背景下,盡可能地維護地區穩定。
更重要的是,此次演習的背景恰逢美伊核談判僵局、加沙沖突未解的敏感時期,為了預防局勢升級,埃及方面也有必要尋求一個迅速提升國防實力的途徑。
【中埃聯合訓練意義深遠】
此時中國中國戰機的出現以及在演習中精彩的表現,有助于打破美國對埃及軍售的壟斷,以極高的性價比優勢(如殲-10的綜合攻擊能力、空警-500的預警效能、運-20的遠程投遞能力)滿足埃方的需求,這種“技術互信”將轉化為更深層的地區影響力。
當然,這種合作展開的周期相對漫長,且考慮到中東地區高度不確定性的復雜局勢,還可能會出現很多的變數,但毫無疑問,這次聯合演習帶來的改變是方方面面的,甚至對美以今后在中東的布局都會產生影響。
【中東國家終將做出正確的選擇】
以軍空襲也門,看似報復胡塞實則有更大野心
說完了中埃演習的影響,再來分析一下此次以軍越境空襲也門,究竟有什么目的?
此前胡塞武裝發動遠程導彈襲擊,穿過了以色列引以為傲的防空系統,也沉重打擊了美西方國家的信心。
再這樣的背景下,以色列對也門胡塞武裝的空襲,看似是對導彈襲擊的“即時報復”,實則是美以戰略同盟的“連鎖反應”,有著復雜的目的。
首先,以色列在加沙沖突中陷入長期僵局,國際反戰呼聲高漲,使得美軍在中東扶持以色列的軍事存在面臨質疑,此時通過打擊胡塞武裝這個伊朗的“代理人”,美以試圖將地區矛盾從“巴以沖突”轉向“伊朗威脅”,從而為自己的行動“正名”。
其次,荷臺達港是也門獲得人道主義救援的唯一通道,空襲不僅加劇也門內戰,更可能進一步引爆美伊之間的緊張對峙,這種不確定性的增加,迫使周邊國家不得不依賴美以的“安全承諾”,進而鞏固其在中東的軍事存在。
此外,在胡塞的襲擊中,美軍的薩德系統未能攔截伊朗系武裝的導彈,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暴露了美國反導體系的局限性。
伊朗雖然表面上不斷和胡塞武裝“劃清界限”,實際上也從未放棄過借機威懾美以的嘗試,這將迫使美以投入更多資源,反而陷入“反制—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
事實上,回顧美以這段時間的行動,不難發現盡管哈馬斯、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遭遇了沉重的打擊,但反過來說,美以也陷入到了戰爭的泥潭中,難以自拔了。
【以色列高層遠程觀摩了此次轟炸行動】
美以肆意轟炸,實則是“飲鴆止渴”
從短期來看,以色列對也門的空襲的確造成了胡塞武裝的物質損失,但未能削弱其作戰意志。
胡塞武裝的遠程打擊能力(如4日對本-古里安機場的襲擊)證明,低成本、易隱藏的“非對稱武器”足以對以色列形成持續威脅,以方這種“以暴制暴”模式,反而讓地區沖突從“定點打擊”升級為“全面消耗戰”。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美以試圖將沖突歸咎于伊朗,但伊朗外交部的“斷然否認”與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沉默,暴露了美以這套敘事的脆弱性。
可以預見,接下來胡塞武裝大概率不會善罷甘休,很可能進一步加強對紅海航線的封鎖,直接威脅全球能源運輸通道,推高國際油價并加劇通脹壓力,迫使美國不得不在中東維持大規模軍事部署。
【美以的轟炸達不到結束沖突的目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通過中埃演習所傳遞出的信號,與美以的“破壞式干預”形成鮮明對比,有觀點認為,中方在中東的投入不追求“即時收益”,而是通過經濟往來與技術合作,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能源、貿易危機預設解決方案。
反觀美以通過空襲、制裁與輿論戰試圖重塑中東秩序,但其“強權邏輯”注定導致“越干預越動蕩”的循環。
長此以往,以色列的軍事優勢在面對非對稱威脅時將顯露越來越明顯的疲態,美國也將陷入“反恐戰爭2.0”的財政與政治泥潭。
可以預見,未來中東的博弈焦點,還將集中在美以所挑起的沖突之上,但這種“高調施壓”實際上是戰略收縮的前兆,而中國“靜水流深”的策略,或將推動中東從“沖突陷阱”走向“合作紅利”。
這種轉變的關鍵,在于誰能更有效降低地區國家的“安全焦慮”,而中國模式顯然在此進程中占據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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