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報記者 韓丹東

“12只，注意身體啊，美女。”收到外賣員這條騷擾短信的四川成都王女士既憤怒又困惑：平臺明明承諾對用戶電話加密，配送員如何得知自己的真實號碼及購買的是計生用品？

這一事件引發社會公眾對涉外賣、快遞等隱私信息泄露的擔憂。《法治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隱私泄露已成外賣快遞行業的頑疾，外賣快遞人員偷拍用戶家庭環境、快遞面單信息在黑市流通等問題近年來頻頻被曝光。

前不久，貴州省龍里縣人民法院審結一起快遞從業人員非法獲取、倒賣公民個人信息案，4名被告人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獲刑。

在上述案件中，龍里縣某快遞公司裝車員潘某、羅某在“每條信息0.8元”的利誘下，連續一周偷拍快遞面單，將數千條包含姓名、電話、住址及購買物品的隱私信息上傳至網盤交易。這些信息經過層層加價倒賣，最終以每條2.5元的價格流入黑灰產市場，累計非法獲利近3萬元。

家住天津的張女士告訴記者，近一個月內她連續收到多條快遞信息。面單顯示是她的手機號，姓氏也對，且需本人簽收，可她每次去取快遞時卻被告知不是其快遞，已被別人取走了。

“我聯系快遞公司，他們說從來沒有泄露客戶信息。可我為啥會收到快遞信息？是不是商家或快遞公司利用客戶信息在刷單？”張女士疑惑道。

在陜西工作的王女士經常網絡購物，她注意到，有人專門收集丟棄的快遞包裝以獲取用戶信息，部分配送App在虛擬號通話時自動關聯真實號碼，短信通道亦未加密，用戶隱私在配送環節“一覽無余”。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處理個人信息需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即處理個人信息應基于明確合理的目的，并采取對個人權利影響最小的方式。

“外賣員、快遞員的職責僅限于安全配送，所需信息應為收件人姓名、地址、虛擬號碼及訂單編號，超出此范圍獲取或泄露商品信息，可能構成對消費者個人信息的侵害。”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說。

北京嘉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占領指出，商家和平臺向騎手提供超出配送必要范圍的商品信息，已涉嫌違法。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配送員僅需知曉地址和虛擬號碼，商品明細、真實電話號碼等均屬非必要信息，屬于個人隱私，外賣員不應知曉。然而現實中，技術漏洞與權限管理松懈讓“最小必要原則”難以落地。

“在成都王女士事件中，其手機號碼已通過平臺虛擬號加密，但騎手仍能直接獲取真實號碼并發送騷擾短信。”趙占領說。

據公開報道，部分平臺為提升配送效率，在技術部署上“偷工減料”——虛擬號僅用于通話，短信仍關聯真實號碼。部分配送App在虛擬號通話時會自動解密真實號碼，且訂單詳情頁未完全屏蔽敏感信息。

記者采訪多名快遞員和外賣員了解到，部分平臺提供給騎手或快遞員的端口頁面里，可以看到用戶的真實電話號碼，即使有些平臺打電話顯示虛擬加密號碼，但是反復撥號后有些會顯示真實號碼，而短信可以直接發送至用戶真實號碼上。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隱私權不僅是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更是數字文明得以存續的倫理基石。外賣員的一條騷擾短信、快遞面單上的一條敏感信息、平臺系統中的一個權限漏洞，看似微不足道，卻如同蟻穴般悄然瓦解公眾對數字服務的信心。

如何終結隱私“裸奔”？受訪專家提出，需要“強監管+技術堵漏”，如將多次違規企業列入黑名單并公示，對泄露信息行為從重處罰；強制全平臺使用虛擬號碼，屏蔽騎手對敏感信息的訪問權限；嚴格限制平臺、商家與第三方數據接口的權限，避免跨平臺泄露等。

“平臺應優化訂單系統，屏蔽配送員對敏感商品信息的訪問權限。”程科說，平臺可通過虛擬號碼技術，確保真實號碼不以任何形式暴露給配送員。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建武認為，要從技術脫敏、權限管控方面避免個人信息從平臺被泄露；從包裝標準化方面避免因包裝簡陋或破損導致物品信息被他人知曉；從法律責任銜接方面，充分明確各方的法律義務以及個人信息被泄露的情況下，相關責任主體承擔的具體法律責任。

“應定期對配送系統進行安全測試，及時修復可能導致真實號碼或商品信息泄露的漏洞。”程科說。

廣和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尹玉建議，監管部門應當及時開展專項檢查工作，抽查各平臺個人信息保護及與第三方商家等對接情況，將多次違反個人信息保護的企業加入黑名單并予以公布；還應加大罰款力度，對不合規的企業加重處罰；及時處理消費者投訴舉報，對涉及泄露個人信息、侵犯隱私權的情況作出相應處置。

“政府部門應當考慮出臺相應規范，明確平臺、商家及配送服務提供方的責任。”尹玉建議，比如在《快遞暫行條例》中增設個人隱私、個人信息保護專章，如商家不得將物品信息以任何方式透露給配送服務提供方，配送服務提供方無權查看物品信息、消費者真實手機號碼等。如技術條件允許，應當推廣全平臺強制使用虛擬號碼。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