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開國大將黃克誠，人們最先映入腦海的大都是那個敢于犯顏直諫、低調務實的政工干部形象，乃至于素來以剛正不阿著稱的彭大將軍，在談及黃克誠對真理的執著態度時，都不禁感慨一句：

當然，黃克誠被人們廣為景仰和稱頌，除了他敢講真話的無畏精神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重大戰略問題上的獨到眼光。

從抗戰初期主張恢復八路軍“政治委員制度”到抗戰勝利后提出集中精力創建東北根據地構想，再到天津解放后僅用4個多月時間恢復生產、穩定秩序，足見黃克誠戰略眼光之長遠和戰略思路之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黃克誠在遼沈戰役結束后不久，即被教員本人“內定”為接管天津的不二人選。要知道，此前黃克誠本人與這座古城并無深厚的歷史淵源，甚至可以說是八竿子打不著……

伴隨著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的勝利結束，以解放平津、消滅華北傅作義集團為戰略目標的平津戰役也被加快提上日程。

早在遼沈戰役剛剛結束時，教員就以軍委名義向東北局和東野拍去一封電報，一來提醒全軍就地休整，做好隨時入關協助華北野戰軍展開平津戰役的準備；二來點將黃克誠，由其組織干部隨軍入關并準備出任天津軍管會主任兼市委書記。

之所以敲定的人選是黃克誠，教員本人是經過反復深思熟慮的。

首先，在平津戰役的整體計劃中，東北野戰軍是未來解放天津的主力軍。入關后的主要任務，就是部署在京津唐一帶并負責圍殲該地區的蔣軍嫡系部隊。

這樣一來，從東野挑選一名軍政雙優的干部來負責天津的軍管和穩定工作，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就政工和后勤工作角度而言，黃克誠可謂是當之無愧的首選之人。

解放戰爭時期，黃克誠除組織創建西滿根據地外，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統管東野的后勤工作，稱得上是全軍后勤保障發展中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

尤其在遼沈戰役期間，當攻占彰武的廖耀湘還在為掌握我軍后勤補給基地而沾沾自喜時，黃克誠這位“后勤部長”早已通過其他補給線將源源不斷的物資和彈藥運輸到錦州前線，保障了錦州攻堅戰的最后勝利。

這樣的后勤履歷和管理經驗，正是日后接管天津的“必備功課”。

是黃克誠在革命隊伍里獨有的戰略眼光和做事風格。對他本人在戰爭年代里展現出的前瞻性眼光和務實作風，以及此次選派接收天津的重要決定，教員曾有過一段推心置腹的評價：

此外，堅持真理、敢講真話的行事風格是黃克誠身上最鮮明的特征，這一點又恰是即將接管天津的干部最需要、也是最寶貴的品質標簽。

正因如此，教員會在平津戰役的運籌帷幄之余，首先想到自己這位特殊性格、特殊經歷、特殊貢獻的湖南老鄉來接管華北重鎮天津。

這既是對黃克誠的一種信任，同樣也是一種希冀。

1949年1月15日下午3時，持續近29小時的天津攻堅戰結束，以國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為首的13萬部隊全軍覆沒，天津城得以順利解放。

僅僅過了一個小時，以黃克誠、黃敬、黃火青為首“三黃”率大批軍管干部馬不停蹄的進入天津，全面開展對城市的接管和穩定工作。

接收城市的當天，黃克誠即以軍管會名義將提前擬好的《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向天津市民公開宣告：

在黃克誠的主政下，天津軍政人員不僅對城市民眾和各類設施秋毫無犯，在嚴明軍紀和嚴謹作風的驅使下，東野官兵除主動幫助城中工廠搬運和搶修受戰爭被破壞的機器設備外，還主動拿出口糧來接濟市區因戰火失去生活來源的群眾。

由于事前準備工作做得十分充分，再加上攻城部隊一貫的紀律嚴明，在“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復生產，進行民主改革”以及“避免亂，必須穩”等原則方針的基礎之下，接收工作進展得十分順利。

僅用了一周的時間，我軍就完成了接收工作，交通秩序和居民生活全部恢復了戰前的樣貌。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城中的大小商戶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起來，僅僅一個月過去，全市商戶總數便超過了戰前。

曾以地下交通員身份參與天津城防圖護送的趙巖，在著作《記憶中的天津接管》中曾提到這樣一段話：

當然，除了將常規工作按部就班的向前推進外，黃克誠還有著他人不具備的獨特品質——只講真話。對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錯誤和不足，他都無一例外的向教員本人反饋請示。

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當時天津最具影響力的兩份報紙《大公報》和《益世報》的輿論管控工作。后者是為老蔣的反動勢力唱贊歌的媒介，自然有取締的必要，但前者立場雖相對中立，但其和平民主的色彩卻盡顯無疑。

出于城市解放初期的維穩需要，黃克誠同意了軍管會輿論宣傳部門意見，將《大公報》一同停止刊印發行。不過，由于《大公報》在天津大街小巷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廣泛，很快就有大量的意見反映到黃克誠這邊。

看著桌上來自民眾的各種投訴意見，黃克誠意識到貿然停辦《大公報》這一決斷的倉促和保守，隨即主動在大會上作了檢討并指示重新刊印該報紙。

在向教員匯報時，黃克誠著重將這件引以為戒的經歷詳細總結闡述，并將此作為日后接管大城市的一條提供切實可行的寶貴經驗。

不過，接管過程中雖然出現了小插曲，但總歸瑕不掩瑜。黃克誠僅用4個多月時間就完成天津的城市接管、秩序穩定、生產恢復等工作，已是功莫大焉。對此，教員本人曾當面夸贊黃克誠接管天津的工作成效：

伴隨著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有關湖南主政人選的問題就反復縈繞在教員腦海中。

一個月后，黃克誠再次受命回到湖南，與“老鄉長”程潛一道團結和建設好湖南。能回到闊別20多年的家鄉工作，黃克誠內心自然是高興的，不過，此時建設湖南的擔子卻并不輕松。

一是剛剛獲得解放，內部形勢仍不穩定，尤其是全省匪特力量的反動猖獗；二是湖南處于我軍解放中南、西南地區的物資中轉站，支前工作尤為繁重。

為此，抵達湖南后的黃克誠，一方面動員各地群眾組織多種運輸工具為解放大軍運送糧食軍需，另一方面對盤踞在湘西雪峰山的土匪勢力進行集中清剿。

黃克誠積極組織和部署兵力，在北起湖北來鳳縣、南至湖南綏寧縣400公里的湘、川、鄂、黔、桂五省邊緣上進行會剿，至1951年2月全部肅清匪特力量25萬余人，有效穩定了當地社會秩序。

1952年9月，黃克誠奉命調至解放軍總部工作。離開家鄉前，他以“由衷地戀舊，奮起以迎新”兩句話表達出對湖南這片熱土的由衷眷念。

對黃克誠的鮮明行事風格，教員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似乎正是基于這一點，解放戰爭后期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百廢待興階段，教員對黃克誠的重用比之其他人而言更多了一份“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