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至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歷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所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原則影響深遠。

來到李莊后，梁思永開始著手撰寫抗戰前殷墟西北岡的發掘報告，并有“一氣呵成”之志。這部報告自南京撤退長沙時即開始撰寫，梁思永一有機會便拿出標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時已將西北岡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過一遍，并寫下要點，對報告的內容組織也有了大致的輪廓，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遺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過幾個月，梁思永便一病不起。特別到秋后，梁思永的病情又開始反復，有時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躺在病床上孤獨地忍受病痛的煎熬。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給正在重慶出差的李濟寫信匯報了三組的工作情況，順便談了自己的病況：

西北岡器物之整理，本預定十月底完畢。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發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幾不能飲食，下山回家調養，耽誤約半個月，完工之期又展遲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畢之后，即開始繼續報告之編輯。報告中統計制表、編索引等等機械工作，擬請研究所指派一專人協助。

信中看出，此時梁思永尚能帶病堅持工作，并為撰寫殷墟西北岡發掘報告之事操勞不息。但隨著冬季來臨，梁思永肺病復發，且發展迅速，梁氏自稱是“閃擊戰”，極大地威脅到生命。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傅斯年辭去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干事一職，由重慶趕往李莊。

在李莊鎮羊街8號，傅斯年詳細詢問了梁思永的病情，得到的結果是病情暫時得到遏制，但仍“頗使人憂慮”。傅斯年環視周圍環境，認為房子雖好，但少陽光，且有些陰冷，這對肺病病人極其不利。經過反復權衡商討，(公眾號：清音軒時空)傅斯年決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語所租住的一座院內，專門騰出三間上好的房子，請來當地木工安上地板，釘上頂棚，在窗上裝上玻璃，打造涼臺等等，讓梁思永搬來居住，以便能每日曬到太陽，并可在涼臺上作簡單的活動。待一切準備停當，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動，只得請人用擔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級臺階，為求萬無一失，傅斯年與梁思成親自組織擔架隊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擔架上請人抬著在上山的臺階上反復試驗，出現問題及時設法解決，感到切實可行后，方請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被稱作“新房子”的地方居住下來。

梁思永（左）與梁思成1935年春在安陽殷墟考古工地。

此時中國抗戰之中，中央研究院各所同仁無不在艱難中苦撐度日。鑒于史語所與中國營造學社研究人員的生活都已“吃盡當光”，只剩了一個“窮”字，傅斯年意識到非有特殊辦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同樣處于疾病中的林徽因。于是，1942年春天，他貿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寫信求助。其文曰：

騮先吾兄左右：
茲有一事與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光，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對于他們兄弟，似當給些補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雖曾為國民黨之敵人，然其人于中國新教育及青年之愛國思想上大有影響啟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觀，其人一生未嘗有心做壞事，仍是讀書人，護國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謂功在民國者也。其長子、次子，皆愛國向學之士，與其他之家風不同。國民黨此時應該表示寬大。即如去年蔣先生賻蔡松坡夫人之喪，弟以為甚得事體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國建筑，并世無匹，營造學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語)。營造學社歷年之成績為日本人羨妒不置，此亦發揚中國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學士，才學至少在謝冰心輩之上。
三、思永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陽發掘，后來完全靠他，今日寫報告亦靠他。忠于其職任，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總之，二人皆今日難得之賢士，亦皆國際知名之中國學人。今日在此困難中，論其家世，論其個人，政府似皆宜有所體恤也。未知吾兄可否與陳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說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學問，皆中國之第一流人物，國際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贈以二、三萬元(此數雖大，然此等病癥，所費當不止此也)。(公眾號：清音軒時空)國家雖不能承認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貢獻，然其在文化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復少!二人所作皆發揚中國歷史上之文物，亦此時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覺得在體統上不失為正。弟平日向不贊成此等事，今日國家如此，個人如此，為人謀應稍從權。此事看來，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處境，恐無外邊幫助要出事，而幫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請兄談及時千萬勿說明是弟起意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專此敬頌
道安
弟 斯年謹上 四月十八日
弟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寫了同樣信給詠霓，詠霓與任公有故也。弟為人謀，故標準看得松。如何?
弟 年又白

此信發出十一天，未見回音，擔心重慶方面無能為力或深感為難，情急之下，傅斯年召開所務會，想出了一個新的援助辦法，再度寫信給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滿懷摯誠與愛慕之情地歷數梁思永功高過人之處，并請其核準史語所做出的決定。

騮先先生院長
賜鑒：
企孫、毅侯兩兄
梁思永先生病事，茲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過度勞動后生肋膜炎，在協和治愈，但結疤不佳，以后身體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經二年來，時好時壞。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將殷虛(墟)報告彼之部分寫完。四個月前，即咳嗽，尚聽不出肺病聲氣。上月醫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實驗，結果是+++!所聽則左右幾大片。此次肺病來勢驟然，發展迅速，思永自謂是閃擊戰，上周情形頗使人憂慮，近數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擊也。茲謹述其狀。
思永雖非本所之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為領袖，濟之對彼，尤深契許。彼學力才質，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寫報告，編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虛（墟）報告之進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長，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圍事，弟亦頗覺到敝所有暮氣已深之感。思永身子雖不好，而全是朝氣。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則已(亦不好管閑事)，如過問，決不偏私而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為同人所佩。弟數年以來，時思將弟之所長職讓彼繼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準備。抗戰時，弟在京代總干事，思永在長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風服，即他所同在長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稱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慶時，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漸漸養成一種空氣，俾弟一旦離職，彼可繼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興趣，強焉亦可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見其精力甚好，前計又躍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擊矣。
彼如出事，實為敝所不可補救之損失，亦中國考古學界前途之最大打擊也，故此時無論如何，須竭力設法，使其病勢可以挽回。此當荷諸先生所贊許也。查敝所醫務室現存之藥，在兩年中可以收入二萬數千至三萬數千元(如照市價賣去，當可得六七萬，今只是用以治同人生病之收入，故少)。擬于此收入中規定數千元為思永買其需要之藥之用(本所原備治T．B.之藥甚少，所備皆瘧、痢等)。此事在報銷上全無困難，蓋是免費(即少此項收入)，而非另支用經費也。此意昨經敝所所務會議討論通過，敬乞賜以考慮，并規定一數目，其數亦不可太少，至為感荷!若慮他人援例，則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績論，尚有數人，然以其在萬里遷徙中代弟職務論恐濟之外無他人，故無創例之慮也。如何乞考慮賜復，至感!
專此，敬頌
日安!
傅斯年謹頌
四月二十九日

寫完此信，傅斯年覺得意猶未盡。于是，再次展紙，蘸墨揮毫：

騮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盡之意。思永是此時中國青年學人中絕不多得之模范人物，無論如何，應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貧，即可賣之物亦無之(同人多在賣物補助生活中)。

……
與早年和梁啟超交往并友善的李濟不同，傅斯年與梁家并無深交，他進北大求學以及留學海外后歸國的那段歲月，梁啟超的思想光芒已經暗淡，影響力顯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與時代脫節，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沒有當年萬人景仰的盛況了。故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奉校長曹云祥之命聘請梁啟超為導師時，曾說“兒時讀《新民叢報》，即于梁任公先生欽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響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學美國，新文化運動起后，宓始對梁先生失望，傷其步趨他人，未能為真正之領袖”，只是吳宓在感嘆之后，“然終尊佩梁先生為博大宏通富于熱情之先輩”。(公眾號：清音軒時空)傅斯年在給朱家驊的信中也曾明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但無論如何，梁任公對社會改良以及“其在文運上之貢獻有不可沒者”。這就是說，梁啟超思想光芒的余輝還是在吳宓、傅斯年這一代知識分子心中閃耀未絕，只是僅此而已。從梁思成與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參與，但仍不能說是深交。當年北平以林徽因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廳”，也少有傅斯年出沒的身影。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對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遺余力地關心幫助，確如傅氏所言乃因“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復少!”梁思永到史語所后，一直作為傅斯年的下級從事工作，其間亦無如俞大維、陳寅恪、傅斯年等三人關系轉化成親戚關系的枝節。傅、梁二人之交，沒有半點污濁之氣，真可謂應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也。

傅斯年對梁家兄弟以及林徽因的關照，很快得到回應，林徽因給傅斯年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自己的感念之情。

孟真先生：
要件一束，大吃一驚，開函拜讀，則感與慚并，……雅不欲循俗進謝，但得書不報，意又未安。躊躇了許久仍是臨書木訥，話不知從何說起!
……思成兄弟年來蒙你老兄種種幫忙，營救護理無所不至，一切醫藥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但在我們方面雖感到lucky(幸運)，終總愧悚，深覺抗戰中未有貢獻，自身先成朋友及社會上的累贅的可恥。

林徽因此信，當時不為外界所知，許多年后，據輾轉得到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莊(梁思成妹)之女吳荔明推測：朱家驊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與翁文灝等人設法做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確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轉給梁思成的同時，順便把他給朱家驊信的抄件一并轉來，意在說明緣由。(公眾號：清音軒時空)而此時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慶辦理公務)，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罷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莊，便先行修書一封，表示對傅感謝，同時順便做些謙虛性的解釋。

至于傅斯年為梁家兄弟討來多少款子，吳荔明說：“因為當事人都已經謝世，無法妄測，只有耐心等待相關檔案后才能真相大白。……傅斯年為思成、思永兄弟送來的這筆款子，無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媽林徽因和三舅思永，從此生活質量有了改觀。”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梁家兄弟得到實惠，其數目也絕沒有傅斯年在信中請求的那樣多。這年8月6日，傅斯年在給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葉企孫的信中這樣說道：“又云弟平日辦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無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醫務室完全破產”，并“已受同仁責言”。又，8月14日信中云：“本所諸君子皆自命為大賢，一有例外，即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醫費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輿論之不謂弟然也。”

如果傅斯年通過朱家驊搞來他信中所求的專款數目，以資助梁氏弟兄，想來不會把一個史語所醫務室弄得“完全破產”。正是由于專款的數目過少，杯水車薪，根本不可能把梁思永從生死線上解救出來，傅斯年才以他的霸氣加梁山好漢的哥們義氣，把醫務室本來并不厚實的家底，幾乎全部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也才有了史語所同仁不滿輿論的滋生，以及后來傅斯年本人有些惱火情緒的流露。

梁思永的病情時好時壞，基本無法進行正常工作，但生性倔犟的他仍想竭力把自己主持的殷墟侯家莊西北岡墓葬發掘報告整理出來，以對當年的工作有個交待。他在病榻旁放置一張小書桌，所需資料放在一旁，另外專門制作一塊木質寫板，紙張夾在木板上，人可以半坐在床上，墊起后背隨時書寫。憑著這種堅強的毅力，在抗戰勝利的前夜，梁思永完成了整部報告的綱領和一部分初稿，后因赴重慶手術治療，報告撰寫工作被迫中斷。

隨著1945年8月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李莊，梁思永更加急切地盼望自己能恢復健康，以便完成報告撰寫工作，并繼續到田野進行考古發掘。(公眾號：清音軒時空)就在這時，他偶然從一本外文雜志上看到一個新的醫學成果，即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縮下來，健康的肺將發揮更大作用。這個消息令臥病在床飽受病痛折磨長達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極度興奮，他當即決定赴重慶實施手術。征得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幫助下，梁思永到重慶，在著名胸外科專家吳英凱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一說切除六根)。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慶醫院療養。當1948年全國性的復員工作開始時，傅斯年通過柏林大學時的同學，且是郎舅關系的交通部長俞大維幫助，讓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軍用飛機飛往北平。此時梁的身體仍未恢復健康，只能躺在一張帆布椅上被抬上飛機。傅斯年以個人名義拍發電報，讓時在北平的妻兄俞大孚幫忙接機。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飛機舷梯，專車護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順家暫住。一個星期后搬到東廠胡同原黎元洪大總統居住的院內三間北房休養。因北平氣候和醫療條件較好，梁思永病情稍有好轉，但仍無力赴已復員到南京的史語所工作。

1954年春天，梁思永心臟病發作，入北京人民醫院救治。3月8日，頭腦尚清醒的梁思永握著梁思莊的手說：“我將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別了!”

據吳荔明回憶，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對著和他相廝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媽平靜地說：‘我不奮斗了，我奮斗不了啦，我們永別了!’”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由梁思成親自設計的漢白玉臥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寫的墓志銘：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題

對于梁思永的墓志銘，許多年后，有人認為郭沫若如此題刻，是對這位學術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來源于他對中國考古學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他的業績是通過一個無與倫比的考古學家的身份創造的，絕非一個“考古所副所長”這樣一個官僚職位可與之相提并論。失去了考古學家的頭銜，梁思永便不再是人們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學術大師梁思永。

（文：岳南 摘自《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華書局2011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