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整合式的思考取向，探討“改造國民論”這個在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深具連續(xù)性的議題。近現(xiàn)代中國各種“改造國民”之論述，有其淵源，而其影響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處境的現(xiàn)實關懷。提出“改造國民”這一論述之論者，一方面進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則就其針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產(chǎn)生了相關的行動，涉及的層域也相當廣泛。學界若能展開綜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論述內(nèi)容之差異，顯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顯出較有新意的解析，當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改造國民”論述的學術價值，對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當?shù)脑u估。

為什么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熱衷于改造國民性？

文｜潘光哲

潘光哲（1965年- ），男，生于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xiàn)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檔案館主任、胡適紀念館主任。著有《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等專著。主編《傅斯年遺札》《殷海光全集》《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等。

一

回顧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各種思潮、運動相互激蕩沖擊，史家從歷史的脈動中，勾勒某一思潮、運動的變化趨向，省思其與現(xiàn)實互動的意涵，成果向稱豐碩。而值得吾人可再致意的課題卻仍不在少。“改造國民論”即是其一。

從歷史的發(fā)展脈絡來看，這個約萌生于一個世紀以前的甲午戰(zhàn)后時代的論述，刻鏤了斑斑歷史的軌跡。從歷經(jīng)過變法維新階段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在嘗試以制度的興革做為追求富強的行動遭遇失敗，被迫流寓海外之后；亦或是提出反滿革命主張，宣誓成立民主共和體制，正昂首闊步前進，以遂其志的知識分子，如革命派；乃至因故而羈留禹域，企圖從社會政治、經(jīng)濟、教育等層面以挽救危亡的知識分子，如嚴復，率皆曾提出可統(tǒng)稱之為“改造國民”或“新民”的論述與行動。并隨時光之推移，延宕至“五四”時期，論述旨趣頗為一致的論述，更是風起云涌，蔚為大觀。甚且時至1980年代，基本旨趣并無二致的論述，在臺海兩岸猶然清晰可見。

整體而論，這一論述的基本邏輯是：中國國勢頹唐，將有亡國滅種之憂，系因國家構成的基本單位：國民，不論道德、品性、亦或智力、體魄等各方面皆問題重重，無能承擔因應世變之亟之責，卒瀕于此境。因之，意欲拯救危亡，并達成中國的富強，則需仰賴于每一個中國國民個人的改造。是以，提出這一論述之論者，一方面針對中國國民在公共事務層面與私人生活領域的諸般弊病，進行強烈的抨擊，如痛斥中國國民既愚且劣，復亦保守而又惰蠢，或聲言此等弊端之因，在于為“奴隸性”或其它弊病所縛，而另一方面則就其針砭所及，提出補救改正之方。

也就是說，近現(xiàn)代中國“改造國民論”這一論述，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統(tǒng)而論之，即產(chǎn)生了相關的行動，而其用心則與現(xiàn)實更有密切的關聯(lián)。共同特征：以西方之學說為立論之依據(jù)與根本（如達爾文、斯賓賽），企圖藉此彰顯中國本身各方面的闕失與問題所在。由政治體制之改革轉(zhuǎn)向?qū)ξ幕枷雽用娴姆词　?/p>

如嚴復即對此頗有述論發(fā)明，力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梁啟超倡“新民”之論亦云：“余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腐敗墮落之根源，而以他國所以發(fā)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他又說：“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其言論更曾引領一代言論之風騷。而革命黨人，如章太炎對革命工作者道德的重視，自許為“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神精病”精神的終極典范，以傳染給其它革命者，乃至于傳染給四萬萬國民，以終遂革命之功；如鄒容倡言要以革命教育“改造國民”，亦皆顯示他們將國民改造論與革命行動結(jié)合起來的用心所在。而檢視清末民初時期的期刊著述，各式各樣痛斥中國國民智能愚蠢、品格低劣，遇事不知進取，而又流于巧偽，彼此相殘。統(tǒng)而言之，詈詬中國國民為奴隸，責中國國民為劣種之論，不一而足。

至若“五四”時期，此等論述更是席卷一代思想言論風潮，如魯迅說：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狡猾。

又如，以疑古之名而著稱的北大教授錢玄同即云：

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總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國人為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諸如此類的批判及其倡言改造國民的言論，更廣為人知。而又如知識分子“到民間去”的口號與行動的興起，也顯示知識分子對人民百姓文化價值觀中某些陳腐不堪而又盤繞錯結(jié)的成份，意欲改造、重塑的努力。

而至1930年代，頗受左派知識分子批評的，胡適的“五鬼亂中華”論，以為中國應該鏟除的五大仇敵是貧窮、疾病、愚眛、貪污和擾亂，亦可謂同調(diào)。而又如1920、30年代出現(xiàn)的“鄉(xiāng)建運動”等以廣大農(nóng)村之重建、農(nóng)民之啟蒙為對象的行動，雖與胡適之坐而論道頗有區(qū)別，但如晏陽初說中國農(nóng)民之“愚貧弱私”為四大病癥并有相互的連帶關系，彼此論斷觀點的差別卻也不是那樣涇渭分明。

然而，到了1980年代，“改造國民”的論述，竟也再興波瀾。如臺灣之柏楊發(fā)表《丑陋的中國人》一書，即痛斥國民私德之澆薄，臺海兩岸俱回響不已；與方勵之等人被認為是1980年代中國思想界四大領袖的大陸學者溫元凱，亦有以《中國國民性改造》為名之論著，提倡新觀念，以期“改造國民性”，儼然重唱近百年前即已響起的號角。1980年代末期震動海峽兩岸的《河殤》影片，究其實際，則是以現(xiàn)代傳播媒體的強大影響力，批判舊傳統(tǒng)，提倡新思惟，期望“改造國民”。這樣的景況，是否顯示“改造國民”之論述并未隨歷史長河之流逝而終歇，其淵源影響，似頗有可待發(fā)掘闡釋的空間。

與“改造國民”此一論題相關的言論與行動，所涉亦廣。例如，清季以興學教育為“開民智”之資的運動的興起；又如，自戲曲改良方面著手，以讓人喜聞樂見的方式接受新思潮的洗禮，以達“廣開民智”的啟蒙作用；王照等則對改革漢字的倡言與構思，為“開民智”運動另辟快捷方式；又如，禁絕鴉片行動的出現(xiàn)與婦女“不纏足運動”的興起，或是像潘光旦提倡“優(yōu)生學”，皆顯示其或在“開民智”方面下功夫，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說立論。由此更可知，“改造國民”此一論述所涉范疇頗為寬廣，舉凡教育興革、文字改革、國語運動、社會風氣改良或是西式優(yōu)生育兒保健觀念之引進等，與此一論述都有深切的關聯(lián)，亦實頗有深掘整合之必要。

二

遺憾的是，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學界仍無具體完整的專題研究成果。

整體討論方面，中國大陸學者任劍濤撰有《從自在到自覺：中國國民性探討》，亦涉及近現(xiàn)代史上關于“改造國民性思想”的論述，但這部專書之立論宗旨在于呼吁理想中國國民性的建立之道，而僅以一章篇幅臚列這個課題，故其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較大，不免降低其學術價值。美國學者魏斐德（f. wakemam, jr.）亦有專文整理了對于“國民性”（尤其是關于“中國國民性”）這個問題探究的既有成果，頗有新意，而征引之史料偏重于以英文寫就的向美國人介紹中國（與中國人）的文獻，稍嫌過簡。孫隆基有討論晚清時期西方“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改造國民”論述及教育改革、革命運動之關系的專文：是探討此一論述內(nèi)容比較豐富的成果，但僅限于晚清時期，未及其余。

在提倡此等言論之論者的研究方面，亦未能著重此一專題而探究之。如一般分析嚴復思想的文獻，都會討論他關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觀點。例如，周振甫即以為，此三者是嚴復的“養(yǎng)才”之本，與民主政治合之，即為嚴復的變法“治本四策”；而美國史家史華慈（b. schwartz）在他那部學界公認的經(jīng)典著作：《追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書中以“原則宣示”（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之論，總結(jié)嚴復在1895年發(fā)表〈論世變之亟〉、〈原強〉等文的涵意，但是未述及與此后論旨頗為一致的相關論述與行動之關聯(lián)所在；大陸學者郭國燦在討論中國近代“尚力思潮”時，即首舉嚴復“鼓民力”之論的正面影響與貢獻。

研究梁啟超的文獻，亦曾涉及于其“新民”論的研討。如張灝在詳盡分析“新民”論的內(nèi)涵與意義后指出，梁啟超的國民理想對20世紀各思想流派的知識分子都有強烈的吸引力28，但未做比較具體的釋證；劉紀曜的博士論文嘗試論證，東渡日本的前五年（光緒廿四～廿九年）里，梁啟超在“國民”觀念的引導與對照下，以“奴隸意向”評價中國傳統(tǒng)，《清議報》時代（光緒廿四年十一月至廿七年十一月），即是梁啟超對中國傳統(tǒng)的“奴隸意向”最鮮明強烈的時期。

劉紀曜并指出，當梁啟超認真而實際的考慮改造國民，養(yǎng)成國民資格的實際有效手段或過程時，就必需比較認真而客觀的探究中國的“歷史遺傳”或歷史條件以提出“新民”之道。亦即“新民”或國民資格的養(yǎng)成，是有所本的在歷史過程中的改造，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此即《新民叢報》時代（光緒廿八年一月至卅三年十月）的主題。黃克武的新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diào)適思想之研究》也以《新民說》為史料說明梁啟超的“新民論”代表中國近現(xiàn)代史思想上的調(diào)適類型。他們的分析有助于對梁啟超“新民”論的思考。

至于其它個別人物與主題的探討也有可觀之處。例如鄒容之言論與地位，已有學者提出分析；而如魯迅之“改造國民性”思想，則是中國大陸研究其思想的熱門主題；如關于改革漢字，提倡國語以為啟蒙、改造國民之資的言論與行動，也是學者考察的對象；對《河殤》的回響，不僅有文化思想上的反思，亦更產(chǎn)生現(xiàn)實政治的影響。

整體而論，如前文所指出的，近現(xiàn)代國史上大量出現(xiàn)的抨擊國民公共事務層面與私人生活領域各項弊病的言論，并就其針砭所及，提出補救改正方案，對此等言論與行動的意涵分析與闡釋，除個別探討外，尚乏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是塊尚待耕耘的園地。

三

如前所述，近現(xiàn)代中國改造國民論這一論述，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統(tǒng)而論之，伴隨民族自我批判言論而生的民族自我改造行動，其用心則是與現(xiàn)實有密切的關聯(lián)。因此，應該對這些言論與行動的意涵，進行參照時空環(huán)境進行分析與闡釋的工作，也就是說，自有以歷史學（特別是思想史）取向進行探討的必要。但是，除了以歷史學取向探討近現(xiàn)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歷史意義外；另一方面，這個課題所涉及的學科范疇，不僅是歷史學的，更與當代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研究有密切的關聯(lián)。

首先，從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中來看，此一論述的基本意涵，當是繼承傳統(tǒng)“民為國本”之論而別發(fā)意蘊。傳統(tǒng)中國的“民本”思想，倡言以民為本，然其視角系以君主為主體，故歷代名儒論此，率皆陳言君主應視民如子，博愛泛仁，以免失其國本遂至招亡。所謂“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系此意。所以，探討這一個課題時，當對傳統(tǒng)中國思想相對應的范疇例如，“民本”思想進行分析，以解析其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淵源在與差別所在。

“改造國民”論述，雖亦將國家視為一整體，民為根本，本若不固、不振，國必亡矣，然則此處所謂之亡國，與一朝一姓之傾覆無涉，而是國家整體之不存。其所意欲實踐、改造之標的，則為國民（而非君主）。思惟之所在，引證之論點，大有出入，此則與近代以來西方思潮進入中土，漸為國人所熟知，并引為鑒證此一態(tài)勢的發(fā)展，有密切的關聯(lián)。因此，有必要考察關于改造國民之論述，是如何以西洋的發(fā)展經(jīng)驗與理論做為對照的藍本，成為批判現(xiàn)實的參照架構，并提出其言論與行動。

例如，孫隆基在討論晚清時期“社會心理學”與“改造國民”論述及教育改革、革命運動關系的專文中即追本溯源，指出法國心理學家呂邦（g. le bon, 1841～1931）的影響。像梁啟超即深受呂邦的影響，甚至在梁啟超的論述中還直接采用呂邦的觀點，足可證明梁啟超關于“改造國民”之論述，所受西洋的發(fā)展經(jīng)驗與理論影響之深。他的研究取向，為探討這個課題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提醒我們在進行近現(xiàn)代中國史“改造國民”論這個課題的研究時，應重視分析是否有西方思想的根源與互動關系。

以嚴復為例，即應注意其論述與西方思想的關連。嚴復以為，西方之富強有其根本之道，在他看來，中國當時首應措意的便是擬擘一套治本之法，擇善去惡，以臻于成：

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從之。于是一政之舉，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違于其智、德、力者廢。

他又說：

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貳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yōu)，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而言，嚴復的論證與根本思路所在，則充份地顯示了受到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hebert spencer, 1820～1903）觀點的影響，而又有自己的創(chuàng)見。

在探討嚴復“改造國民”論的思想起源方面，前此的研究者都強調(diào)斯賓塞對嚴復的影響，但是，前輩學人之解析，或可再從另一個視角做進一步的省思。斯賓塞做為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普及者，影響深遠。從19世紀英國思想界的脈絡中來看斯賓塞的思想定位，可以發(fā)現(xiàn)，他被認為是當時英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論的代表人物，反對國家（政府）干涉（state intervention），因為斯賓塞認為國家（政府）干涉，會對個人之發(fā)展帶來負面的作用與影響。

嚴復固然認識到斯賓塞本人有這樣的觀點（所以他說斯賓塞倡“任天為治”），但是，當嚴復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時，在他心目中，肩負起責任的主要承擔者（the agent）卻是政府。這是完全同斯賓塞本人的觀點背道而馳的。也就是說，即令斯賓塞提出社會總體之品質(zhì)系于單位或個人、細胞品質(zhì)良劣之見解，對嚴復的“改造國民”論述有影響，但是二者的結(jié)論卻是完全相反的。很明顯的，嚴復身居瀕臨亡種滅族之憂的中國，與斯賓塞身處19世紀的大英帝國則是當時世界首強的“日不落國”，二者的現(xiàn)實處境有很大的差別，彼此提出的反思，也正呈顯出這樣的落差。

但是，除了二者的現(xiàn)實處境的差異外，是否可能也因為有別的因素，而導至他們有不同的結(jié)論？這是還值得做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不僅應當注意斯賓塞對嚴復“改造國民”論的思想起源方面之影響所在，更當注意，嚴復是怎么繼承（或者“扭曲”）了斯賓塞本人的觀點及其原因所在。

在另一方面，當代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研究，自1940年代起愈趨重視所謂“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例如，米德（m. mead）之研究美國，潘乃德（r. benedict）之研究日本，皆是此一課題之巨著。

盡管，當代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學者進行“國民性”的研究關心的重點，也有為現(xiàn)實所用的旨趣，然若與近現(xiàn)代中國史上提出“改造國民”論之論者的關懷焦點是中國民族的存亡問題相較，二者的現(xiàn)實意義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惟當我們探討近現(xiàn)代中國史上“改造國民”論的興起這個課題時，當代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學者的分析，還是有相當?shù)膮⒄諆r值。特別是學者關于傳統(tǒng)中國國民性形成因素的研究，與近現(xiàn)代中國“改造國民”論者提出之批判，比對二者論述的交光會影，應當納入我們的思考。因此，必需注意當代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學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整合，以期提升、深化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史“改造國民”論述的思想意涵的評估。

四

整體而論，近現(xiàn)代中國各種“改造國民”之論述，有其淵源，而其影響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處境的現(xiàn)實關懷。而提出“改造國民”這一論述之論者，一方面進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則就其針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產(chǎn)生了相關的行動，涉及的層域也相當廣泛。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說立論，亦或在“開民智”方面下功夫，甚或于“新民德”之道提出嚴厲批判。舉凡如教育興革、文字改革、國語運動、社會風氣改良或是西式優(yōu)生育兒保健觀念之引進等，與此一論述都有深切的關聯(lián)，可待深掘探索，闡義釋微。若能展開綜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論述內(nèi)容之差異，顯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顯出較有新意的解析，當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改造國民”論述的學術價值，對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當?shù)脑u估。

總結(jié)論之，近現(xiàn)代國史的舞臺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種論述，各般行動，浪起潮落。各家論者與行動者，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側(cè)重點，提出論述，展開行動。吾人若能慎思明辨，加以整合，厘清脈絡，對于眾相紛呈，景狀萬千的歷史表象，當可有視野更為寬廣的理解，更能掌握其深層結(jié)構與涵意。本文之嘗試，即就“改造國民”論此一課題略加申述，但望能引起關心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同好的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