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兄弟七個，除了最小的弟弟李東已經結婚生子之外，六個哥哥要么入贅女方給人家當了上門女婿，要么就是像李震這樣打著光棍，究其原因就是家里窮。

近期，上海浦東新區檢察院破獲一起工傷詐騙案，宛如一顆重磅炸彈，在社會輿論場掀起了軒然大波。其涉案金額之巨——58萬元的工傷保險金被冒領，其情節之惡劣——弟弟李東一家長期霸占本該屬于高位截癱哥哥李震的工傷保險金，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甚至用保險金購買了奔馳跑車，而哥哥李震卻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因傷口感染而離世。哥哥生前所居住的老宅破敗不堪，連基本的生活設施都難以保障，這些細節無不令人心痛與憤怒。

這場跨越生死的“吸血”鬧劇，不僅是人性的崩塌，更是制度缺陷與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它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工傷保險體系的監管裂隙，更是折射出中年群體就業困境下的諸多無奈與困境。

一、事件回顧：一場由年齡歧視引發的“吸血”悲劇

根據媒體報道，2019年初，時年45歲的哥哥李震因保安公司“年齡不超過45歲”的招聘規定，被迫借用弟弟李東的身份證入職，并將工資卡登記為李東名下。同年3月，李震在升任保安隊長后遭遇車禍，導致高位截癱，被鑒定為一級傷殘，每月可領取近1.6萬元的工傷保險金。然而，這筆“救命錢”卻被弟弟李東長期侵占。2021年哥哥李震因肺部感染去世后，李東仍持續冒領哥哥的工傷保險金至2024年，累計金額高達58萬元。李東一家憑借這筆不菲的保險金過著奢靡生活，甚至購置了奔馳跑車。

更諷刺的是，為了購買這輛跑車，弟弟李東家的低保金還被取消了，而這些在買車前村干部已經多次提醒，但他們執意要買。李東理直氣壯地表示，花的都是“自己銀行卡里的錢”，理所應當。而哥哥李震生前卻因缺乏基本護理條件在破舊老宅中孤獨離世……

這一切直到上海浦東檢察機關介入，案件方才得以曝光。媒體報道稱，哥哥李震生前僅睡在硬板床上、沒有任何護理保障，甚至連獨立衛生間都沒有。重病離世后，弟弟帶著家人堂而皇之地“冒領”錢財。李東的囂張行徑最終觸及法律紅線，其詐騙數額已達“特別巨大”標準，或將面臨十年以上刑期。

二、中年就業困局：從“年齡歧視”到“生存焦慮”

這場看似是弟弟李東“吸血”哥哥李震的鬧劇，究其根源，更像是當前社會中畸形的就業環境所導致的。中年群體，作為社會中的中堅力量，本應肩負著家庭的經濟重擔和社會發展的重任，然而在現實中，這一群體卻面臨著諸多就業難題。中年就業群體真的是因為能力不足而被職場嫌棄嗎？當然不是。

因為窮，李震選擇到上海打工，這份保安的工作扣除五險一金后，到手能有4000元左右，這讓李震十分珍惜這份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這才讓他僅用了不到3個月的時間就被提拔為保安隊長，于是有了參加隊長會的資格。可惜命運捉弄，第一次參加隊長會返崗途中，遭遇到違法行駛的大貨車造成高位截癱。

同事對哥哥李震的評價是：“他的身體素質很好”，事發后保安公司的領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營養跟得上，他活十年八年不是問題。”

在當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35歲職場危機”已成社會共識。大量企業招聘明確設定年齡上限，不只是私企如此，部分國有企業所發布的招聘信息中，也同樣注明了“35歲以下優先”的要求。

中年群體，作為社會中的中堅力量，本應肩負著家庭的經濟重擔和社會發展的重任，然而在現實中，這一群體卻面臨著諸多就業難題。許多用人單位在招聘時設置了年齡門檻，將中年人排除在外，認為他們缺乏創新能力和學習新知識的精力，無法適應快速變化的工作環境和崗位需求。這種偏見使得中年求職者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

像李震這樣的勞動者，因為超齡被擋在職場之外，必須要“隱姓埋名”才能獲得工作的機會，當意外發生之后，又因為身份的錯位而陷入了更大的生存危機，與其說造成這一切的是弟弟李東“泯滅人性”的貪婪，倒不如說是當今社會砍向大齡勞動者的“歧視大刀”。

三、保險金的監管：應從“靜態”向“動態”轉變

本案中工傷保險金被冒領，不僅暴露個人道德問題，更反映了工傷保險監管機制中的弱點。在當前體系下，工傷認定和待遇審批往往依賴人工審核和材料審驗，若信息共享不足或審核不嚴，就容易被鉆空子。

類似問題并非個案：寧夏審計部門2024年公布了一起工傷補助騙取案例：一名工廠車間主任陳某在申領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時，提交了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偽造協議，共騙取3.56萬元。然而審計人員調查發現，陳某實際上并未離職，仍在原單位領取工資。陳某在承認造假時稱，正是因為社保部門對解除協議的審核“并不嚴格”，才敢鋌而走險。此后審計組在類似案件中又發現兩起同類騙保行為，涉案金額累計達10.93萬元。審計部門直言：“工傷保險經辦工作存在嚴重漏洞”，呼吁從其他角度全面排查。

該案例表明，一旦勞動合同變更、工傷鑒定、待遇發放等環節審核粗疏，就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虛假材料牟利。

另有媒體揭露，北京某職業病防治院和被認定工傷的“患者”聯手騙保：幾十名患者在醫院系統中顯示“接受治療”，但病房卻空無一人；護士將本應收費的輸液和霧化用藥偷偷倒入垃圾桶；患者則往返不同醫院大規模購藥，再將“免費藥品”出售牟利。醫院通過頻繁收治“假病人”制造虛假業績，而患者則借工傷證獲取廉價藥品謀取高額差價。醫院與患者的利益勾結形成了隱蔽的“灰色鏈條”，如果沒有外部介入調查，很難自行揭穿。這一系列報銷漏洞暴露出醫保與工傷基金管理的監管盲區：既有參與欺詐的醫療機構道德淪喪，也有個別人貪圖利益，將關乎職工生活的基金視作“唐僧肉”。

制度上的漏洞和監管不力，為騙保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目前，《工傷保險條例》明確對騙取工傷待遇的單位和個人予以退賠和高額罰款甚至刑事追責，但實際執行中對基層經辦人員和醫院的監督還存在不到位之處。尤其在信息化互通不足的情況下，例如用人地與參保地不同、死亡信息未及時共享等，都可能導致類似“死者仍領錢”的問題發生。這些亟待堵塞的信息孤島和審核盲點，正是此次事件引發監管層和公眾反思的焦點。

本案中，從哥哥李震2021年離世到案發的2024年，在這三年多的時間里，是否有相關監管部門進行過回訪？當地政府或村委會是否知曉弟弟李東在哥哥李震離世后依然在冒領保險金的情況？相關部門對保險金的使用需不需要進行追蹤？當社會保險金被人違法侵占后，這些缺失的部分又該如何補充？這一系列問題都關乎著每一位勞動者的權益。

四、反思：關乎每個人的生存權益

此案不僅是一場法律案件，更是一場社會悲劇，又或者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悲劇的主角。被弟弟李東一家人“啃食”的不僅僅是李震這個人，也是哥哥李震本應享有的尊嚴與關愛，更是一整套社會保障體系。

除此之外，當45歲門檻成為中年人的生死線，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應“該出手時就出手”。根據的相關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9.72歲，今年這個數字應該會更大。但是政府針對中年就業群體的政策又有多少呢？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多的都是針對青年人和大學應屆畢業生的政策，難道中年人的權益不該來保障嗎？

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勞動者都不用“隱姓埋名”去工作，每個人都能無懼歲月的留痕，希望以后我們在找工作的時候，不用通過非法手段盜用他人身份來獲取本應屬于我們的機會。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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