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底的一天，在德國巴伐利亞的達豪集中營里，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捕的華裔建筑師華西蒙（Simone Hoa）發現，自己醒來時已經過了早上8點，她馬上意識到這很不尋常——自從她去年9月被轉移到這里以后，每天都會被很早喚醒去工廠工作，她還發現那名她時刻警惕的納粹副營長不見了。隨后她和600名女性被轉移，路上她們得知這是一次通往自由的遷徙——收音機傳來盟軍逼近的消息。美軍抵達后，她們被安置在湖邊度假村，并在那里停留了大約15天。

▲ 離開集中營不久的華西蒙。（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從地獄到天堂的這15天里到底是怎樣的復雜心情，華西蒙沒有描述，只把一些無法抹去的記憶獨自保留了下來——她一直保存著一個盒子，里面是一些“小圓片”，那是在集中營的獄友們用從拆卸的零件中取出的硬紙板夾層制作的迷你小書。而她從未和自己的兒子提起過這個盒子。

事實上在以后的歲月里，她很少提及在集中營的那兩年，只在親人問起的時候說，“當時唯一的目標就是‘活到第二天’。”在1990年達豪集中營解放 45 周年的時候，她曾同意公開分享她在達豪的經歷，并與獄友林根斯博士形成了一段對話錄。此后一部關于建筑師華西蒙的傳記也提及了這一部分內容。

華西蒙的侄女華新民也是從資料中才詳細地了解到姑姑這段往事。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她的記憶里，姑父讓?吉耶森（Jean Guillissen）是一位比利時工程師，二戰期間參與抵抗運動被法西斯逮捕并殺害，姑姑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師，曾進過集中營。后來接觸到了更多的資料，那些故事才更清晰地浮現在華新民的眼前。“讀了，流淚了。”在閱讀了一段詳細介紹姑姑姑父在二戰期間的資料后，華新民這樣說。

事實上，華新民的父親——曾設計建造了北京兒童醫院的建筑師華攬洪（Leon Hoa）那段時間也在法國參與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動，前期在巴黎，后來是在馬賽，兩次與蓋世太保派來搜捕的人擦肩而過。

華家的這對兄妹來自一個國際化的家庭——他們的父親，也就是華新民的祖父華南圭，是上世紀初留學法國后回國參與建設事業的土木工程師，他們的母親華羅琛（Stéphanie Rosenthal）是一位同樣在法國求學的波蘭女作家。

▲ 學生時代的華西蒙與哥哥華攬洪。（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我父親很欣賞我的姑父，說他性格開朗，精力充沛。”他們還同時都有著左翼抵抗組織成員的身份和共產主義信仰。

那份讓華新民流淚的資料記載著讓?吉耶森的戰爭歲月，一位核物理工程師，二戰爆發后成為地下刊物《新時代》（Temps Nouveaux）的主要撰稿人，隨后加入比利時武裝游擊隊，并利用其化學知識制造用于破壞法西斯活動的武器。

讓?吉耶森于1942年2月被蓋世太保逮捕，資料上記載著在嚴酷的審訊下，他始終沒有泄露任何信息。1942年5月9日，他在根特（荷蘭語：Gent、法語：Gand）被納粹槍決，年僅27歲。如今，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有一間講堂以他的名字命名。

彼時的華西蒙在努力維持著生計，做各種零工，還參加了多個工業設計方面的競賽。雖然那時她與讓的婚姻已幾乎走到了盡頭，但彼此仍是很好的朋友，讓的犧牲成為華西蒙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華西蒙的傳記作者這樣寫道：“曾經那個充滿活力，一心想著事業、美食和與朋友聚會的年輕女子，如今被悲傷、失望和覺醒所取代。很可能從這個時候起，她開始投身于抵抗運動。”

而華西蒙在與林根斯博士的對話錄中則自述，“我是一個左翼抵抗組織的成員，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成員。”

華新民通過翻閱資料了解到，姑姑華西蒙在地下抵抗組織的住房部門工作，她有一個化名——佩吉（Peggy）。住房部門負責為地下組織成員尋找住所并進行分配，或負責物資供應，“總之是一個重要且敏感的部門，掌握著所有地下成員的地址。”

華西蒙1943年7月被捕，在蓋世太保總部接受一個叛徒的審訊。“他試圖從我這里逼問出抵抗戰士埃米爾?阿爾托費爾（Emile Altorfer）的信息。這太卑鄙了，阿爾托費爾還幫助過他解決住處。”

華西蒙被捕后在布魯塞爾監獄關押了7個月，之后被轉移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Vught）。1944年9月又被押上“運送畜牲的車廂”駛往慕尼黑達豪集中營，她是被挑選上的視力好的囚犯之一，“雖然我的視力不好，但還是本能地舉起了手。” 在那里華西蒙和其他工人們一起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每天清晨即起，步行半小時后，5:30或6點開始工作，19點結束。盡管試圖消極怠工，但因身處流水線中，很難偷懶。”

傳記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之處，比如說到華西蒙無論在哪里都是一位特別的女性。“她對審美有極高的要求，自制過一張‘PS’照片。” 華新民回憶道，在姑姑被捕前，工作室的朋友曾寄去一張為她拍攝的照片，她不喜歡那張照片中的自己，但又十分欣賞照片背景中勒?柯布西耶的畫，于是用膠水和小剪刀制作了一張合成照片，將一張瘦了13公斤后拍攝的新照片疊加在朋友寄去的那張照片上。一個略顯粗糙的陰影掩蓋了拼接的痕跡。“那可能是最早的PS技術。”華新民笑道。

即使在集中營里華西蒙也沒有放棄對美的追求，在那里她設法弄到了一些回收紙和蠟筆，她畫下了同屋的伙伴們，那些肖像保留了下來，成為那段特殊歲月的注腳。在曾經的獄友眼中華西蒙更是一位特別的女性。“所有達豪的人都愛我們的華西蒙。”納粹集中營獄友協會會長喬治?瓦萊里?瓦勒雷夫（Georges Valéry Walraeve）這樣回憶道。

▲ 華西蒙為獄友畫的素描。

然而，那段回憶的底色終究還是灰色的，“我們穿著從被殺害的猶太人身上扒下的衣服，通過剪裁和拼接不同顏色來防止逃跑。”這是華西蒙剛剛被轉移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時的情景。“第二負責人是狂熱的200%納粹分子，非常殘暴。”在達豪集中營，她和納粹副營長斗智斗勇。

她曾對身邊的人解釋到，她能在集中營活下來是因為她努力過好每一天。華西蒙傳記封面上的照片是她剛剛從集中營中出來不久時照的，“從照片上完全看不出她曾經受過怎樣的折磨。”華新民感嘆道。照片上的華西蒙穿著帶有設計感的襯衫，戴著白色項鏈，手中握著筆尺，正在伏案工作。或許正是因為在高墻之外，有她熱愛的工作，有她惦記的人，使她終于熬到了重獲自由的那一天。

華西蒙在對話錄中說道，“我被捕時26歲——正是適合參與抵抗運動的年齡，既不太年輕也不太老。許多被捕的年輕人身心受創，而50歲以上的人則體力不支。” 然而，華西蒙的健康還是受到了永久性的損害，戰后，她一度曾住進了伊迪絲?卡維爾診所（Clinique Edith Cavell）進行治療。

華新民最后又加了一句，“在戰爭中我祖母的波蘭家族受到了重創，我去年本想去她波蘭老家尋親，但沒有找到任何一個親戚的線索，都不在了。”在那段黑暗的歲月里，在納粹的陰影之下，有太多的人永別了他/她們想擁抱的生活。華西蒙是勇敢的，也是幸運的，但若非戰爭，這份勇敢和幸運本該在更光明的地方綻放。

（歐洲時報/ 戈路）

編輯：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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