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工作地離提籃橋的霍山路舟山路一帶不遠，但除了路過，或去遠洋大廈聚餐之外，我很少去那兒。

對于上海居民而言，那一帶所屬的提籃橋地區，主要有兩個標簽：

其一，提籃橋監獄，“提籃橋”在滬語語境中，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幾乎是監獄的代名詞；

其二，指向二戰期間猶太人聚集區——“隔都”。

所以，它雖然地處市中心北外灘，與我的心理距離卻很遙遠。

提籃橋監獄坐落于北外灘黃金地段的長陽路147號，1901年建造，是典型的英式建筑，曾有“遠東第一監獄”“東方巴士底獄”之稱，是中國第一所現代新式監獄，見證中國百年歷史，關押過各種“犯人”，包括章太炎、鄒容、汪精衛、黃金榮等知名人士和任弼時、陳獨秀等革命志士。

1945～1948年間，提籃橋監獄是關押、審判、處決日本戰犯的場所。解放前夕，監獄的地下黨曾成功保護了在此關押的50多名革命人士。電視劇《繁花》里，爺叔也曾蹲過提籃橋監獄。

提籃橋監獄周邊曾是新中國成立前上海公共租界東區最繁華的地段，是當年上海接納“二戰”期間猶太人的主要區域。

上海開埠以后，首先開始城市化進程的是在蘇州河與虹口港匯入黃浦江的兩大河口之間的地方。當時上海航運貿易快速發展，外國商船不斷增加，虹口港以東的提籃橋徐家灘地區建立了不少堆棧和倉庫，無數外國輪船在此靠岸卸貨，進港離港，人流、物流、信息流都在此匯聚。

19世紀后期，這一帶還是上海五金行業的集聚地，寧波人葉澄衷在此地創業成功，被譽為“五金大王”（直至抗戰爆發后，提籃橋地區遭到嚴重破壞，五金街轉到了黃浦區的北京路）。

到20世紀初葉，這一帶也成為上海民族卷煙業的重鎮，還擁有中國民族資本的第一家燈泡廠：華德燈泡廠；第一家針織廠：云章襪衫廠；最早的民族印刷機構：同文書局……

1945年，上海的行政區劃中，有了提籃橋區，位列20個市區之一；1959年，提籃橋區與虹口區合并，定名虹口區，提籃橋這個區劃名稱消失了；1991年，東長治路、海門路街道合并，成立提籃橋街道；2018年，提籃橋街道撤銷，設立北外灘街道，覆蓋原提籃橋街道區域，提籃橋作為街道建制，再度消失。

如今北外灘地區的總體格局是中部核心商務區、兩側是提籃橋、虹口港歷史片區。全域構建新舊融合、以人為本的公共空間網絡。其中提籃橋片區保持窄馬路、小街坊的規劃概念。提籃橋，已然成為歷史文化風貌區。

庇護猶太難民是上海繞不過的一段歷史，一段塵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約有600萬猶太人遭到納粹屠殺。在德國三大集中營之一的沙克森豪森集中營改建的博物館中，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了大門，上海是例外。”

前不久看官方新聞說霍山公園已經開放成為24小時公園，借此契機，我去看了看霍山公園。

其實除了提籃橋地區原住民和猶太人后裔，去過霍山公園的上海人并不多，外地游客則更少。家屬說霍山公園里可能有猶太人墓地，讓我隨身戴一枚十字架。

早春綿綿細雨中的霍山路，有種難以言喻的陰郁和隔世感。霍山路原名匯山路（Wayside Road），跨市中心楊浦、虹口兩區。清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前筑大連路以西段，后向東筑至蘭州路。

民國32年 (1943年）改為今名，是上海最早發展起來的商業街區之一。2017年，霍山路（東大名路—臨潼路）被列為上海64條永不拓寬的馬路之一。

1933～1941年期間，先后約有3萬猶太人為了躲避納粹迫害流亡到了上海。

我先整理一下時間線：

1933年，納粹德國爆發反猶運動。

1935年，納粹德國通過種族歧視法案，剝奪猶太人作為合法公民的身份與權利。

1937年，上海淪陷，成為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簽證就能進入的城市。

1938～1940年，大量走投無路的猶太人經過各種渠道，來到陌生的遠東大都市上海。“二戰”后流亡上海的猶太人，主要聚集區就在虹口，包括后來的“隔都”區域以及蘇州河北岸的河濱大樓等。

“孤島時期”的上海，咖啡館出現畸形的繁榮，猶太人最佳的謀生手段就是咖啡館。

原猶太難民莫斯伯格，正是因為喜愛奧地利輕歌劇《白馬旅店》，而在上海開了白馬咖啡館。歷經百年浸潤，咖啡文化已然深入上海人的骨髓。而著名的白馬咖啡館也成為一個符號，一種象征，亦是上海猶太紀念館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外加蘇德戰爭，上海港被封鎖，猶太難民無法進入上海。而后侵華日軍推出了猶太人隔都計劃：在1937年1月1日以后進入上海的無國籍猶太難民，都要進入虹口隔離區，并對他們的行動加以限制，這被稱為Jewish Ghetto，“隔都”是音譯，也是意譯。

“隔都”是一片面積約2.6平方公里的區域。東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西至公平路，北至周家嘴路。當時這片區域居住著約2萬名猶太難民。

“小維也納”舟山路有著別樣的異國風情，那里曾聚集著當年猶太難民開設的各類中歐風情的店鋪。

而霍山公園，大致就是“隔都”的中心地帶。于是，霍山公園就成為當時猶太難民聚會地、孩子們的玩耍地。這座貌似平淡的小公園，承載了當年猶太難民的情感與短暫逃離苦難現實的點滴美好。

如今的霍山公園，成了虹口區首個法制宣傳主題公園、市級法治文化品牌陣地，是宣傳國際人道法的重要場所。

“二戰”結束后，絕大多數上海的猶太人得以幸存。其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離開上海，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亞、美國……在各種回憶錄、紀錄片和信札中，那些有過這段避難經歷的猶太人一提到上海，都會紛紛說起這座城市的善意與包容，他們甚至覺得自己比在美國長大的華人更像中國人。

雖然迷你，但霍山公園卻有了100多年歷史。

公園建于1918年，初名斯塔德利公園，20世紀20年代初，改為舟山公園；1933年改名為霍山公園，沿用至今。從氛圍、氣質和調性上，公園還是與周邊“安妮女王式”風格建筑相契合的。

我看了一下手表，7分鐘就能繞霍山公園一圈。用了不到一刻鐘，我已然在霍山公園繞了兩圈。黃昏的霍山公園，確實有陰郁低壓磁場。

據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公布的《上海名園志》記載，“在二戰淪陷期間，該公園是猶太人隔離區中的猶太人墓地。1958年，包括霍山公園在內的4座猶太人墓地中的3700座墓遷往西郊國際公墓。”

以色列已故總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拉賓，其父母去世后就葬在霍山公園內。在這片僅5畝出頭的小小花園，生與死近在咫尺。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公墓受沖擊，墓碑或被鏟除或被遷移，就連墓碑上鑲嵌的猶太民族的標志“大衛王星”也被摘下用于煉制鋼鐵……后來這片公墓被一家工廠取代。

如今霍山公園廣場深處有一座紀念碑，碑上用中文、英文、希伯來文銘記了那段難以磨滅的歷史。

梳理好這些時間線，就會明白，上海確實是猶太難民的避風港，是他們的挪亞方舟。而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依然較為完好地保存著當時作為猶太人居住區時的風貌，是中國境內唯一能夠反映出“二戰”時期猶太難民生活的歷史遺跡。

如今包括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在內的虹口北外灘，占據著上海市中心黃金三角中的寶貴一角，正聚焦高能級總部集聚地、頂級中央活動區、世界級會客廳三大定位，對標世界一流標準，業已打造成為上海中心輻射的新引擎。

提籃橋監獄的新址也將搬遷至青浦青東農場監獄片區。

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在地圖上的輪廓線，恰似一艘海輪，于是這片區域被定義為“海上方舟”，旨在建成一個文化新地標。原提籃橋監獄占據“海上方舟”的核心位置，通過開創性的保護性開發，未來或將蝶變為監獄主題博物館、特色酒店等特色文旅目的地，是連接兩翼猶太難民歷史街區、下海廟特色街區的關鍵場所。

在不久以后的將來，有望形成南有田子坊、思南公館，中有新天地，北有海上方舟的格局。

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余溫。

我的上海朋友中，確知的至少三人有猶太血統。他們都生長在上海，說滬語，從事體面的工作，深目高鼻，經歷駁雜，卻堅韌無比。

其中有一位忘年交友人，他的父親是猶太人，比他母親年長許多。他是遺腹子，從未見過父親，沒有父親、長相又區別于普通華人的苦楚艱辛，他自幼經歷過太多。

于是，他選擇當丁克。

另一位友人的外婆是猶太人。去年他去了以色列的哭墻，痛哭了很久。

哭什么呢？也許是哭民族，哭命運，哭際遇，哭自己，哭眾生，哭祖輩的流亡之苦，也哭汪洋苦海之中對有他們無限守護的上海。

故人輕撫今人眉，為爾散去半生災。

時光荏苒，一晃就過去了80多年。當年在艱苦的環境中，那些猶太難民與上海人比鄰而居，共渡難關，依靠各自精湛的技藝自力更生，上海給予了他們庇護接納和溫暖善意。

反法西斯戰爭，猶太難民并不是孤立無援的，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支持下，遠東反戰大會曾在匯山路（今霍山路）85號召開，由宋慶齡先生主持，會議使中國進步力量與世界反戰力量緊密相連。

自上海開埠以來，能真正進入這座城市的人都很有悟性，上海灘是加持強人的。因為無論男女，上海人都十分慕強，且對于“強”有著自己的解讀和內涵。

這座城市能教會人的東西潤物細無聲。走在這片昔日人口稠密、煙火氣息濃郁，如今似民國影視片場般冷峻克制的區域時，我總是在想，在上海灘生活過的人，即使再也不曾回來，在世界任何角落，也都是見過世面的人。

沒錯，相識已是上上簽。

No.6204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何菲

作者簡介：

專欄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上海市作協會員，國家二級音樂編輯，SMG知聯會會員，長寧知聯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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