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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具有獨特的教育發展規律和人才培養規律，其核心是產教融合。

文/在線學習新媒體撰稿人 王霖

產教融合是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生命線。從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提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到《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構建“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十余年來，國家各個層面在部署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上政策連發、動作頻頻。基于多年對職業教育的深入研究，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馬君在與本刊對話時表示，在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經歷了逐步演化和遞進的過程。產教融合從教育政策上升為國家教育戰略，從一種類型延伸為一個體系，將重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并在更大的空間發揮育人作用。

陜西師范大學教授馬君

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發展經歷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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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與職業教育多個重要文件緊密相關，如何進一步理解二者的內涵？

馬君：產教融合是指教育機構和行業企業在人才培育、科學研究以及技術服務等方面所開展的各類合作活動。它是手段和途徑，而非目的。各類知識融合、技術技能積累與創新才是產教融合的核心與本質。校企合作是辦學層面的概念，在校企合作的思維框架下，職業教育辦學模式的改革往往被視作教育問題，這是典型的“教育立場”。然而，從產教融合思維出發來看，職業教育辦學模式改革不僅僅是教育方面的問題，同時也是經濟方面的問題，需要注重經濟模式和辦學模式之間的匹配性。2013年以來，我國關于職業教育辦學模式的論述不斷從“校企合作”轉向“產教融合”，這反映了我國職業教育辦學模式的創新，體現了職業教育領域產教融合的不斷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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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來，我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

馬君：大致來看，我認為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依托企業的產教融合1.0階段。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出臺，標志著我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正式開啟了1.0階段。這一階段有兩個特點。一是政策引領起步，產教融合從局部、自發的產教合作嘗試向規范化、政策化轉變。二是意識不斷覺醒，職業院校、企業對產教融合的認知開始從模糊走向清晰，但尚未形成成熟的合作思路與模式。

擁抱企業的產教融合2.0階段。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的出臺，標志著產教融合邁向了2.0階段。這一階段特點表現為兩點。一是合作模式多樣化。除傳統實習實訓合作外，還出現了聯合開發課程、共建專業、共育師資、共研技術等更深層次的合作形式。同時，合作載體不斷豐富，出現了產教融合型企業、市域產教聯合體和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等模式。二是多方協同推進。產教融合不再局限于校企雙方，政府、行業等開始介入，形成多元主體協同推進的良好局面。此外，產教融合的合作機制逐步建立健全，如校企合作利益共享機制、責任共擔機制等。

融入企業的產教融合3.0階段。2024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加快“構建普職融通、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這是我國職業教育政策話語中首次將“產教融合”用于對職業教育體系的界定，產教融合內涵進一步拓展。《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為教育強國建設的“八大體系”之一，標志著我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將邁入新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特點表現為兩點。一是體系化發展，要將產教融合理念貫穿于職業教育體系的各個方面，包括從中職到高職、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銜接。二是內涵深度拓展，不僅局限于產教合作進行人才培養，更強調職業教育的評價體系、資源配置、管理體制等方面的產教融合。

難題本質在于多重制度邏輯博弈與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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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推動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和促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部署。目前我國職業教育在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馬君：當前，我國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取得了顯著的實踐成果并探索了多元創新模式，有效推動了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一談。一是支持和促進產教融合的政策法律不斷出臺。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為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和有效的法律支持；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印發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賦能提升行動實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到2025年，在全國建設培育1萬家以上產教融合型企業。產教融合型企業建設成為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改革創新最活躍的行動任務之一。二是產教融合的多元模式探索逐步開展。如，近年來教育部公布的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案例，很好地展現了校企合作在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多元模式。三是推動了產教融合機制創新。通過建設市域產教聯合體、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等機制，政、行、企、校等多方力量凝聚起來，形成“以教促產、以產助教”的良性互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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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產教融而不深、校企合而不作”，“學校一頭熱、企業一頭冷”等難題，應如何破解？

馬君：這些問題的本質在于多重制度邏輯的博弈與失衡。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主要涉及政府、企業、學校三大主體，分別遵循著國家邏輯、市場邏輯與教育邏輯。當三者缺乏有效協同時，便會出現政策懸浮、利益分歧與價值割裂，進而產生以上的問題。我認為可從三方面進行破解。

一是強化政府“引導力”。政府政策設計應從“粗放激勵”轉向“精準賦能”，通過政策支持、資金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激勵企業參與校企合作，加強監管，確保實施效果。同時，完善“部委—省廳—市局”三級協同機制，避免政策執行碎片化。如：針對制造業企業設備損耗高的痛點，可設立專項補貼；對軟性投入（如技術標準輸出、管理經驗共享）建立量化認證體系，納入政策激勵范圍。

二是激活企業“獲利鏈”。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根本動力在于可持續的利益回報，要將企業的經濟利益與學校的人才培養目標結合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如：構建“物質—人力—聲譽”三位一體收益模型，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確校企產權分配，保障企業技術投入的增值收益；推行“人才蓄水池”計劃，將學生實習與員工培訓結合，降低用工成本；建立產教融合信用評級體系，對深度參與企業給予社會聲譽加持。

三是夯實學校“育人體系”。職業院校需打破“重申報、輕實效”的路徑依賴，以“立德樹人、需求導向、技術賦能”三大理念重構育人體系。首先，確立“產教共生”的育人觀，將產業技術標準和崗位能力圖譜深度融入人才培養方案，構建“產業需求—能力模型—課程體系”動態映射機制；其次，建立起“市域產教聯合體”動態調整機制，聯合行業發布“市域人才供需指數”，引導專業設置與區域產業升級同頻共振；最后，構建“教學—生產—研發”價值閉環，在校企共建的實訓基地中推行“車間教室化、教室車間化”改革。

有效發揮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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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專著《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下的企業辦學》中提到，制度完善是企業作為職業教育重要辦學主體的根本保障。當前我國關于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相關保障制度如何？存在哪些障礙？

馬君：在企業作為職業教育重要辦學主體的制度建設上，整體而言有兩方面進步。一是頂層設計在逐步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企業辦學主體地位后，配套出臺了《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等文件，引導企業發揮作為職業教育重要辦學主體的功能。二是財政稅收激勵體系初步建立。《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規定，納入認證名單的企業可享受教育費附加30%抵免政策。可見，制度是企業成為重要辦學主體的保障，但制度問題仍然存在，我從五個方面簡單談一談其具體表現。

一是法律制度不夠完善。一方面，法律法規體系不夠健全。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對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出了突破性規定，但缺乏具體實施細則。現行的《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也未能提供更詳細的操作指南。另一方面，現行法律制度對企業權益保障不夠完善。如對企業關鍵性權益保障不明晰、對企業權益的保障性規定用語模糊等。

二是職業教育宏觀和微觀管理體制不夠順暢。宏觀層面上，目前我國職業教育實行多頭管理體制，權力交叉與條塊分割的矛盾長期存在，企業作為重要辦學主體，辦學的靈活性不夠，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微觀層面上，校企人員雙向流動渠道不暢通，突出表現為“職業學校的人出不去，企業的人進不來”，企業難以有效參與職業教育的教學和管理。

三是經費支持制度不夠健全。一方面，在國家公共財政總體投入方面不盡合理，具體表現為不同教育類型之間的投入不合理和各地區職業教育經費投入的不均衡。另一方面，企業辦學的資金來源難以得到充分保障。目前來看，政府生均撥款政策不適用于企辦職業學校，且企辦職業院校專項經費投入支持力度不大，多元化辦學經費來源尚未形成。

四是激勵制度不夠合理。近年來，我國政府雖然加大了對企業作為職業教育重要辦學主體的稅收優惠，但總體上對企業利益的考慮仍不夠充分，相關政策文本的規定中存在操作性不強、原則性規定過多、對企業的隱性成本支出關注不足等問題。

五是評價制度不夠科學。目前，我國職業教育質量評價尚未建立企業共同參與的職業教育質量評價機制，企業開展職業學校畢業生質量及滿意度評價的難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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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國外的相關實踐經驗與有效機制，請您談談如何進一步有效發揮我國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作用？

馬君：企業舉辦職業教育已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這充分肯定了企業舉辦職業教育的價值。要有效發揮我國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作用，我認為可從法律制度、利益分配和過程參與等三方面切入。

制度完備是企業主體作用發揮的前提，要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如德國發達的職業教育和成功的企業主體校企合作模式離不開聯邦及各州法律法規的詳細規范與約束。因此，我國應加快出臺校企合作促進法或校企合作促進條例，細化企業作為職業教育重要辦學主體的相關法律法規。

利益保障是企業主體作用發揮的動力，要推動細化落實激勵機制。如斯洛文尼亞從2018年開始，由國家職業教育研究所向參與雙元制的企業提供支持，直接付款支付每個有資格的學生實際費用的50%到70%。從我國實際出發，應對積極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企業，尤其是認定的產教融合型企業給予優惠政策和表彰獎勵，采取普遍性支持和差異化激勵并行的策略，并要兼顧企業的隱性成本。

過程參與是企業主體作用發揮的核心，要強化企業育人過程參與。如美國推行的“從學校到職業生涯”改革運動，企業在學校本位的學習中輔助學校開展教學探索和課程開發，在工作本位的學習中直接參與職業教育，在連接活動中作為學校場所與工作場所對接的中介。新西蘭的企業通過加入行業培訓組織（ITOs）等途徑參與職業教育辦學。基于這些經驗，我國應當建立統一的“國家—省—市—縣”四級校企合作專門管理機構進行統籌管理，并構建企業主導的職業教育評價機制，使企業真正參與到職業教育辦學的各個環節。

來源丨《在線學習》雜志 2025年3月刊（總第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