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山東青島發生一起行人相撞糾紛。62歲的劉某在人行道上邊走邊接電話時突然轉身，與后方同向行走的王某相撞，導致劉某右股骨頸骨折并構成十級傷殘。

劉某索賠18.8萬元，法院通過調解認定雙方責任：劉某因“突然轉身未觀察后方”承擔70%主要責任，王某因“未保持安全距離”承擔30%次要責任，最終王某賠償劉某7萬元。

法院稱行人突然轉身的“危險程度不亞于車輛變道”，需盡到合理注意義務，并參照機動車安全距離的“精神”劃分責任。

法院以“未保持安全距離”為由判決王某擔責，但我國法律從未明確規定行人之間的“安全距離”標準。法官引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機動車的安全距離條款（第43條）進行類推，被律師批評為“違法理”和“與大眾認知相悖”。

機動車因高速行駛需保持制動距離，而行人間正常行走的注意義務顯然不同。若此邏輯成立，行人是否需時刻攜帶測距儀？這種“法官造法”式的自由裁量，可能引發法律適用的混亂。

盡管法院認定劉某過錯更大，但王某仍被強加30%的“次要責任”，本質上是“誰受傷誰有理”的變種。監控顯示劉某轉身毫無預兆，王某作為正常行走的后方行人，難以預判前方突發行為。法院要求行人“時刻觀察前方動態”，等同于將普通行走行為異化為需高度警惕的“風險活動”。這種判決看似“平衡雙方利益”，實則以犧牲法律邏輯為代價迎合“弱勢群體保護”的慣性思維。

法實踐中“息事寧人”的妥協傾向。法院將調解結果作為普法案例宣傳，更可能傳遞錯誤信號：老人可通過“突然動作”制造事故獲利，加劇社會對老年群體的防范心理。類似南京彭宇案的道德滑坡風險再次浮現——未來行人或為避免糾紛刻意遠離老人，甚至對摔倒者視而不見。

這一判定，很可能催生“碰瓷業”的繁榮和合法化。

法院類比“行人轉身需如車輛變道般提前預警”，要求行人“保持2-3米安全距離”，這在人流量密集的公共場所完全不現實。若嚴格推行，人行道將陷入“保持距離”的恐慌，甚至催生“防撞背包”“激光測距儀”等荒誕商品。法律本應規范最低限度的合理行為，而非以理想化標準苛責普通人。

主審法官稱此案“開了好頭”，但公眾的質疑已形成對司法公信的沖擊。網友調侃“出門帶尺子”“繞道老人三米遠”，反映出對判決邏輯的諷刺與不信任。當司法裁判無法以清晰的規則服眾，反而依賴“調解藝術”和“道德綁架”，其權威性必將受損。

此案暴露了我國侵權責任認定中“過錯原則”被泛化濫用的隱患。法律不應為“息訴”而犧牲規則，更不應以“保護弱勢”為名制造新的不公。與其發明“行人安全距離”這類偽概念，不如明確公共場所行為的合理邊界：行人僅需對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擔責，而非為不可預見的突發動作買單。否則，法律的“溫情”終將異化為社會信任的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