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在安徽肥東被處決，成為新四軍歷史上最具爭議的內部事件之一。長期以來，關于這一事件的責任歸屬，尤其是葉挺作為新四軍軍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始終是黨史軍史研究的焦點。本文試圖從歷史語境出發，還原事件全貌，剖析葉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行動邏輯，進而探討軍事將領在復雜政治生態中的責任邊界。

一、高敬亭事件的歷史背景與矛盾激化

高敬亭是鄂豫皖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軍長征后，他率領紅28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三年游擊戰爭，被譽為“大別山紅旗不倒”的象征。抗日戰爭爆發后，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率部開赴皖中抗日前線。然而，這支由游擊隊改編的部隊，在編入新四軍序列后，與軍部的戰略分歧逐漸顯現。

矛盾的核心在于游擊戰術與集中整編的沖突。高敬亭擅長游擊戰，主張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依托山區開展獨立作戰；而新四軍軍部（尤其是政委項英）受中共中央“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戰略的影響，要求第四支隊東進皖東，配合主力部隊開辟新區。高敬亭對東進計劃消極應對，多次以“地形不熟”“群眾未發動”為由拖延行動，甚至在1939年4月擅自將部隊撤回舒城山區，形成事實上的“割據”傾向。

此外，高敬亭的個人作風也加劇了矛盾。他長期在孤懸敵后的環境中領導斗爭，形成了較強的獨立意識，對軍部命令多有抵觸，甚至公開質疑葉挺、項英的指揮權威。據時任新四軍參謀長張云逸回憶，高敬亭“自恃資格老、部隊基礎好，不服從統一指揮，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理解不深”。這種將局部利益凌駕于全局戰略之上的行為，在國共合作的敏感時期，被軍部視為可能引發分裂的隱患。

二、葉挺在事件中的角色：從調解者到決策者

葉挺作為新四軍軍長，其身份具有特殊性：他是黨外軍事將領，雖非中共黨員，卻深受黨中央信任，被賦予“統一指揮新四軍”的權力。在高敬亭問題上，葉挺的態度經歷了從耐心說服到支持處理的轉變。

1939年4月，葉挺親赴第四支隊駐地東湯池，召開干部會議，傳達軍部東進命令。據《葉挺年譜》記載，他在會上明確指出：“游擊戰爭不是‘流寇主義’，必須在統一戰略下行動。四支隊如困守山區，不僅無法擴大抗日陣地，還可能被日軍‘掃蕩’消滅。”然而，高敬亭當場頂撞：“我們在大別山打了十年游擊，比你們更懂這里的地形！”此次會議不歡而散，葉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向黨中央建議“采取組織措施”。

5月，中共中央致電新四軍軍部，指出高敬亭“堅持錯誤，拒絕東進，應予撤換”。5月29日，新四軍軍部成立“東進指揮部”，任命徐海東為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改任新四軍司令部顧問。高敬亭對這一決定強烈反對，甚至煽動部分干部“拒絕移交部隊”。6月4日，葉挺、項英聯名致電蔣介石，稱高敬亭“違抗命令，破壞抗戰”，請求“準予便宜處置”。6月19日，高敬亭在合肥青龍廠被處決，罪名是“反革命叛變”。

值得注意的是，葉挺在事件中并非被動執行者。他多次向黨中央建議嚴肅處理高敬亭，認為其行為已構成對軍部權威的挑戰，若不制止，將影響新四軍全軍的統一指揮。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葉挺寫道：“高敬亭之固執，非僅軍事部署問題，實乃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之抵觸，若任其發展，恐成新四軍之‘張國燾第二’。”這種將高敬亭問題上升到路線斗爭高度的判斷，直接影響了黨中央的決策。

三、責任辨析：歷史必然性與個人局限性

評價葉挺在高敬亭事件中的責任，需置于三重歷史語境中考察：

1. 國共合作下的政治壓力

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作為國共合作的產物，始終面臨國民黨的軍事監視與政治滲透。高敬亭的“抗命”行為，在國民黨頑固派眼中，可能被解讀為“共產黨搞獨立王國”，進而引發對新四軍合法性的質疑。葉挺作為軍長，必須兼顧軍事效率與政治安全，他支持處理高敬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維護新四軍在統一戰線中的生存空間。正如陳毅后來所言：“在那個時候，軍隊的統一指揮比什么都重要，否則我們連槍都沒得扛。”

2. 游擊軍正規化過程中的陣痛

新四軍組建初期，大量游擊部隊編入主力，如何將“山頭主義”濃厚的地方武裝改造成黨指揮的正規軍，是必須解決的課題。高敬亭的案例具有典型性：他代表了一批擅長游擊戰但缺乏全局視野的指揮員，其被處決既是個體悲劇，也是軍隊現代化進程中“紀律高于一切”的必然選擇。葉挺作為軍事主官，推動紀律建設雖有過激之處，卻符合軍隊整合的歷史趨勢。

3. 個人性格與決策失誤

葉挺雖為杰出軍事家，但在處理黨內矛盾時缺乏經驗。他對高敬亭的歷史貢獻認識不足，未能采取更靈活的方式化解矛盾（如調虎離山、異地任職），而是選擇了最極端的處決手段。更重要的是，他未能阻止對高敬亭的政治定性偏差——1977年，中央軍委正式為高敬亭平反，指出其錯誤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此前的處決是“錯殺”。這表明，葉挺當時對階級斗爭思維的盲目追隨，導致了對內部矛盾的過度激化。

四、歷史評價的辯證視角

不可否認，葉挺在高敬亭事件中負有直接責任：他作為軍事首長，支持了錯誤的處決決定，未能保護一位為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指揮員。但這種責任必須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理解：在新四軍初創、統一戰線脆弱、軍隊亟待整合的1939年，葉挺的選擇既是個人判斷的結果，更是體制性壓力的產物。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高敬亭事件暴露出黨在處理軍隊內部矛盾時的不成熟。正如鄧小平后來總結的：“處理黨內問題，還是要強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輕易采取組織處理，更不能隨便殺人。”葉挺的教訓在于，當軍事紀律與政治原則發生沖突時，未能堅守“實事求是”的底線，最終成為錯誤路線的執行者。

高敬亭事件是一面鏡子，映照著革命隊伍在復雜環境中的成長代價。葉挺的責任，本質上是一代軍事領導人在轉型期的認知局限：他們擅長戰場上的指揮，卻未必精通黨內斗爭的藝術；他們渴望軍隊的集中統一，卻忽視了對同志的寬容與耐心。歷史最終證明，真正的強軍之路，從來不是靠處決異見者鋪就的，而是建立在理想共識、制度完善與人性光輝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