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天，自西安事變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已經有眉目了。于是李克農時隔多年，給家里寫回一封信報平安，說自己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即周恩來，因過去胡子茂盛，便得了這個名號。

收到信后，全家沸騰了，這才了解到李克農的情況：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失蹤”許久，沒有死掉。不過關于他在什么地方，具體做什么工作，家里人還是一概不知。

李克農1929年就進入中共中央特科，從事地下工作，獲取秘密情報。從這時候開始，他跟家里的聯系就若有若無。長征的時候，李克農跟家里的妻子通信都是用暗號，用商業活動來代指近況。

長征結束后，聯系就斷掉了。抗戰初期，恰逢要去的工作地點會路過家附近，李克農便趁此機會回了家一趟。他身穿長褂、頭戴禮帽，敲開家里的大門，迎接他的卻不是激動的擁抱，而是驚慌的喊叫聲。

李克農的長女一開門，就馬上又把門關緊，沖祖父大喊“要債的來了”。

李克農的父親聞言快步跑去樓上躲避。李克農見動靜這么奇怪，就說“我是克農啊”。誤會這才解開。原來那段時間經常有要債的、收稅的、收租的上李家去，家里沒錢啊，怎么辦？只好躲著。孩子六七年沒見李克農了，不認識也屬正常。

李克農跟父親交談的時候，妻子趙瑛也回來了。當時一家人的生活全壓在趙瑛一人身上，一家人都靠她當小學教員的微薄工資養。見到丈夫時，趙瑛愣神了好一會，不知不覺中流下兩行清淚。

李克農只在家里待了一個多小時，就又要離開了。分開的時候，李克農撫摸著妻子消瘦的臉頰，輕聲做出保證：“再堅持一段時間，等我安頓好，就來接你們。”

趙瑛沒有多說什么，只讓丈夫放心去，家里有自己。這時李父把李克農拉到一邊，小聲地要起錢來：“你給趙瑛留錢沒有？家里很困難，她太不容易了。”

李克農沉默了一會，說：“我身上一塊錢沒有，車和皮包都是公家的，我只有辦公使用權。”李父不太相信，又問：“你不是在當官嗎？”

李克農好聲解釋道：“我這個官，跟國民黨的官是不一樣的。我們當官不為錢，只為老百姓辦事。”

趙瑛比李父更了解革命和黨，，便出言打斷了這對父與子之間的爭執，稱家里錢夠用，催促李克農趕快上路，不要耽誤了正事。

對于妻子的辛苦付出，李克農是清楚的，但迫于革命形勢，他只能被迫選擇去無視，讓妻子獨自一人承受。

1950年，兒子結婚，李克農在朝陽門的一個地方請客吃飯。這個大喜的日子，李克農難免喝多，因此情緒不同以往的內斂壓抑。他講話回首過去，講著講著就失聲哭了起來。

李克農說：“我對不起趙瑛同志，這些孩子是她一人帶大的，也是她一人教育的。我沒盡到一個父親應盡的責任。”

趙瑛對這些從不抱怨，默默做好一位母親、妻子和兒媳的所有事情。她也從不跟孩子講曾經吃過的苦，說的最多的就是兩句話：“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做事情一定要小心謹慎。”

趙瑛在1961年去世。妻子的離世，對李克農來說是巨大的打擊，一年后他也隨之離開了人世，享年63歲。李克農寫過四個字，送給已故的趙瑛：母儀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