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醫院里，可能是婦幼保健醫院，當時我母親在浙江醫院，我父親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關我出生時的情景，我的父母沒有對我講述過。在我記憶中他們總是忙忙碌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有空余的時間坐在一起談談過去，或者談談我——他們第二個兒子出生時的情景。我母親曾經說起過我們在杭州時的生活片斷，她都是帶著回想的情緒去說的。說我們住過的房子和周圍的景色，這對我是很重要的記憶。我們在杭州曾經有過的短暫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一直是想像中最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親在我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一個叫海鹽的縣城，從而實現了他最大的愿望，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我父親一輩子只念了六年書，三年是小學，另外三年是大學，中間的課程是他在部隊里當衛生員時自學的。他在浙江醫科大學專科畢業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為了當一名外科醫生，他先是到嘉興，可是嘉興方面讓他去衛生學校當教務主任，所以他最后來到了一個更小的地方——海鹽。

他給我母親寫了一封信，將海鹽這個地方花言巧語了一番，于是我母親放棄了在杭州的生活，帶著我哥哥和我來到了海鹽。我母親經常用一句話來概括她初到海鹽時的感受，她說:“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

我的記憶是從“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的海鹽開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鋪成的大街，一條比胡同磚寬的大街，兩旁是木頭的電線桿，里面發出嗡嗡的聲響。我父母所在的醫院被一條河隔成了兩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門診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橋將它們連接起來，如果有五六個人同時在上面走，木橋就會搖晃，而且橋面是用木板鋪成的，中間有很大的縫隙，我的一只腳掉下去時不會有困難，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經常坐在木橋的欄桿上抽煙閑聊，我看到他們這樣自如地坐在粗細不均，而且還時時搖晃的欄桿上，心里覺得他們實在是了不起。

我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我母親經常這樣告訴我，說我小時候不吵也不鬧，讓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兒園，到了晚上她來接我時，發現我還坐在早晨她離開時坐的位置上。我獨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歲的時候，我開始自己回家了。應該說是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帶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經常玩忽職守，他帶著我往家里走去時，會突然忘記我，自己一個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時候我就會在原地站著等他，等上一段時間他還不回來，我只好一個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兩段來記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醫院;走到醫院以后，我再去記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進醫院對面的一條胡同，然后沿著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來的記憶是在家中樓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鎖在屋里，我們就經常撲在窗口上，看著外面的景色。我們住的胡同底，其實就是鄉間了。我們長時間地看著在田里耕作的農民，他們的孩子提著割草籃子在田埂上晃來晃去。到了傍晚，農民們收工時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個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陸續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話，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聲起來、一聲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著他們扛著鋤頭，挑著空擔子三三兩兩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聲音開始喊叫起她們的孩子了，那些提著籃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來，我們經常看到中間有一兩個孩子因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總是不在家，有時候是整個整個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兩個人在家里。門被鎖著，我們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將椅子什么的搬來搬去，然后就是兩個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虧，吃了虧就哭。我長時間地哭，等著我父母回來，讓他們懲罰我哥哥。這是我最疲倦的時候，我哭得聲音都沙啞后，我的父母還是沒有回來，我只好睡著了。

那時候我母親經常在醫院值夜班，她傍晚時回來一下，在醫院食堂買了飯菜帶回來讓我們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親有時是幾天見不著，母親說他在手術室給病人動手術。

我父親經常在我們睡著以后才回家，我們醒來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幾乎每個晚上，我都會在睡夢里聽到樓下有人喊叫:“華醫生，華醫生……有急診。”

哥哥到了上學的年齡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鎖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樣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掛者一把鑰匙，背著書包，帶上我開始了上學的生涯。他上課時，我就在教室外一個人玩，他放學后就帶著我回家。有幾次他讓我坐到課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聽老師講課。有一次一個女老師走過來把他批評了一通，說下次不準帶著弟弟來上課，我當時很害怕，他卻是若無其事。過了幾天，他又要把我帶到課堂上去，我堅決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個女老師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我在念小學時，我的一些同學都說醫院里的氣味難聞，我和他們不一樣，我喜歡聞酒精和福爾馬林的氣味。我從小是在醫院的環境里長大的，我習慣那里的氣息，我的父母和他們的同事在下班時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學會了用酒精洗手。

那時候我一放學就去醫院，在醫院的各個角落游來蕩去的，一直到吃飯。我對從手術室里提出來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己經習以為常了。我父親當時給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從手術室里出來時的模樣，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跡，口罩掛在耳朵上，邊走過來邊脫下沾滿鮮血的手術手套。

我讀小學四年級時，我們干脆搬到醫院里住了，我家對面就是太平間，差不多隔幾個晚上我就會聽到凄慘的哭聲。那幾年里我聽夠了哭喊的聲音，各種不同的哭聲，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聽了不少。

最多的時候一個晚上能聽到兩三次，我常常在睡夢里被吵醒。有時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親屬在太平間門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門口，看著他們一邊哭一邊互相安慰。有幾次因為好奇我還走過去看看死人，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過死人的臉，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塊布蓋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只露出來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彎曲著，看上去灰白，還有些發青。

應該說我小時候不怕看到死人，對太平間也沒有絲毫恐懼，到了夏天最為炎熱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呆在太平間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涼快。在我記憶中的太平間總是一塵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樹木，里面有一扇氣窗永遠打開著，在夏天時，外面的樹枝和樹葉會從那里伸進來。

當時我惟一的恐懼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樹梢，尖細的樹梢在月光里閃閃發亮，伸向空中，這情景每次都讓我發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總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我在小學畢業的那一年，應該是一九七三年，縣里的圖書館重新對外開放，我父親為我和哥哥弄了一張借書證，從那時起我開始喜歡閱讀小說了，尤其是長篇小說。我把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品幾乎都讀了一遍，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云》、《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當時我最喜歡的書是《閃閃的紅星》，然后是《礦山風云》。

在閱讀這些枯燥乏味的書籍的同時，我迷戀上了街道上的大字報，那時候我已經在念中學了，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報前消磨一個來小時。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報說穿了都是人身攻擊，我看著這些我都認識都知道的人，怎樣用惡毒的語言互相謾罵，互相造謠中傷對方。有追根尋源挖祖墳的，也有編造色情故事的，同時還會配上漫畫，漫畫的內容就更加廣泛了，什么都有。

在大字報的時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發掘了出來，文學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發揮，什么虛構、夸張、比喻、諷刺……應有盡有。這是我最早接觸到的文學，在大街上，在越貼越厚的大字報前，我開始喜歡文學了。

當我真正開始寫作時，我已是一名牙醫了。我申學畢業以后，進入了鎮上的衛生院，當起了牙科醫生，我的同學都進了工廠，我沒進工廠進了衛生院，完全是我父親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輩子從醫。

后來，我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這一年使我極其難受，尤其是生理課，肌肉、神經、器管的位置都得背誦下來，過于呆板的學習讓我對自已從事的工作開始反感。我喜歡的是比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像力，可以發揮，可以隨心所欲。可是當一名醫生，嚴格說我從來沒有成為過真正的醫生，就是有職稱的醫生，當醫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沒法把心臟想像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將牙齒和腳趾混同起來，這種工作太嚴格了，我覺得自己不適合。

還有一點就是我難以適應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準時上班，準時下班，這太難受了。所以我最早從事寫作時的動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擺脫自己所處的環境。那時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夠進入縣文化館，我看到文化館的人大多懶懶散散，我覺得他們的工作對我倒是很合適的。于是我開始寫作了，而且很勤奮。

寫作使我在干了五年的牙醫以后，如愿以償地進入了縣文化館。后來的一切變化都和寫作有關，包括我離開海鹽到了嘉興，又離開嘉興來到北京。

如今雖然我人離開了海鹽，但我的寫作不會離開那里。我在海鹽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長的時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長，河流的成長。那里的每個角落我都能在腦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語時會脫口而出。我過去的靈感都來自于那里，今后的靈感也會從那里產生。

現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據出版社的要求寫這篇自傳時，想起了幾年前的一件事。那時我剛到縣文化館工作，我去杭州參加一個文學筆會期間，曾經去看望黃源老先生，當時年近八十的黃老先生知道他家鄉海鹽出了一個寫小說的年輕作家后，曾給我來過一封信，對我進行了一番鼓勵，并要我去杭州時別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約前往。黃老先生很高興，他問我家住在海鹽什么地方?我告訴他住在醫院宿舍里。他問我醫院在哪里？我說在電影院西邊。他又問電影院在哪里？我說在海鹽中學旁邊。他問海鹽中學又在哪里？

我們兩個人這樣的對話進行了很久，他說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辭時，還是沒有找到一個雙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樣一個海鹽，在黃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這里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記憶。

我在想，再過四十年，如果有一個從海鹽來的年輕人，和我坐在一起談論海鹽時，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