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發布的年度報告，2024年全球軍事支出達到前所未有的2.72萬億美元，較2023年激增9.4%，創造了冷戰結束以來的最大年度增幅。

這一數據不僅標志著全球軍費自2015年以來連續第十年增長，更折射出世界正經歷著自柏林墻倒塌以來最深刻的安全格局重構。

在地緣政治板塊劇烈碰撞的背景下，全球軍費支出已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5%，意味著人類每創造40美元的財富就有1美元被投入戰爭機器的鍛造。

一位來自SIPRI的資深研究員肖亮指出：“2024年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同步增加防務預算，這種集體安全焦慮的蔓延速度令人憂慮。”

這種趨勢正在重塑各國政府財政支出的結構，當德國將GDP的2.8%投入軍事領域，波蘭軍費增速高達31%，意味著這些國家在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的預算正被系統性壓縮。

德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裝備

從區域分布看，歐洲和中東成為軍備競賽的主戰場。歐洲整體防務支出飆升17%至6930億美元，首次突破冷戰峰值。

其中德國的軍事轉型最具象征意義，這個在二戰之后一直以“愛好和平”自居的國家，2024年軍費同比激增超50%達到885億美元（2023年僅為約554億美元），超越英國成為歐盟第一軍事支出國。

如今，德國政府不僅批準了1000億歐元的特別國防基金，更計劃在2030年前實現常規軍力規模翻番。這種轉變在俄烏戰爭背景下被解讀為歐洲安全自主意識的覺醒，但同時也引發了關于德國軍國主義復蘇的隱憂。

中東地區的軍費曲線增長更顯陡峭，以色列以65%的增幅領跑全球，其防務支出攀升至465億美元，相當于GDP的8.8%。

德黑蘭與特拉維夫的直接軍事對抗、加沙地帶持續沖突以及也門胡塞武裝對英美船只的大規模襲擊行動，毫無疑問已經點燃了該地區火藥桶的引信。

穿拖鞋的胡塞武裝也成了一支勁旅

值得關注的是，沙特阿拉伯雖未進入軍費增速前五，但其武器進口結構正從傳統的美制裝備向多元化轉變，反映出世界大國對中東影響力格局的微妙調整。

與此同時，前幾位大國的軍事博弈仍在主導全球安全格局，美國以9970億美元的軍費預算維持絕對優勢，相當于其后14個國家支出的總和。

在調停俄烏沖突碰壁之后，五角大樓正將提前預算重心轉向太平洋，計劃在2025年前將60%海軍力量部署在印太區域，其針對中國的用意不言自明。

而中國以約2290億美元（16655億元人民幣）穩居第二，在連續多年的超萬億人民幣國防預算加持下，解放軍的軍事現代化進程持續加速。

目前，中國海軍的總噸位已達近300萬噸，比2015年的約100萬噸增長了200%，以殲-20、殲-35為代表的五代機陸續投入現役，總數也早已超越三位數。

“福建”號航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軍費開支出現了1952年以來最大增幅（21%），主要用于采購或研發巡航導彈、激光武器和電磁炮等進攻性武器，安倍晉三生前倡導的“國防正常化”正以超預期速度推進。

現在日本首相石破茂放話，2027年前要把軍費拉到GDP的2%，比現在的規模進一步提升超40%，如此大規模的軍費投入，讓人很難相信是為了“自衛”，或者說直白點就是在備戰。

俄羅斯的軍事轉型更具危機驅動特征。面對西方制裁和戰場消耗，莫斯科將軍費提升至1490億美元（占GDP7.1%），較2023年暴增38%。

這種戰時經濟模式導致政府財政支出的19%流向國防領域，而社會支出則被持續壓縮，克里姆林宮正通過“影子艦隊”規避能源出口限制，利用印度盧比-人民幣結算機制維持軍備生產，這種經濟軍事化模式正在重塑歐亞大陸的力量平衡。

烏克蘭作為全球第八大軍事支出國，其647億美元的防務投入占GDP比重高達34%，創下現代國家戰時經濟動員的紀錄。

烏克蘭軍隊

戰爭持續三年之后，基輔當局已經將所有稅收收入投入軍事領域，這種全盤軍事化的財政雖在短期內維持了戰爭能力，卻導致基礎設施重建資金缺口擴大至500億美元。

SIPRI在報告中發出警告：“烏克蘭的財政可持續性已逼近臨界點，2025年可能面臨社會支出全面崩潰的風險。”

從這一點來說，今年也有很大概率成為俄烏戰爭終結的關鍵時間節點。

軍備競賽的連鎖效應正在重塑全球安全生態。東南亞國家2024年平均增加防務預算12%，越南斥資20億美元升級金蘭灣基地，菲律賓也不甘寂寞地啟動“地平線3”軍改計劃，想要繼續維持與中國的南海對抗。

南美雖非熱點地區，但巴西軍費仍增長9%，其核潛艇項目進入實質階段。非洲之角的軍事支出增速（8%）首次超過經濟增長率，厄立特里亞建成紅海沿岸首個現代化海軍基地。

盧旺達軍隊最近大大露了把臉

這種全球性的安全焦慮催生了三個危險趨勢：首先，核威懾平衡正在松動，全球核武庫數量結束三十年遞減趨勢，2024年出現0.8%的增長；

其次，各國對自主武器系統的研發投入激增47%，人工智能軍事化引發進一步軍備競賽；當前全球性的軍費擴張已形成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按照美國的要求，現在北約成員國中達標2%GDP防務支出的國家從11個增至18個，這種集體行動在提升安全邊界的同時，也推高了沖突閾值。

當專門生產軍用無縫鋼管的德國萊茵金屬公司股價三年暴漲580%，洛馬公司獲得創紀錄的1600億美元訂單，軍工復合體正在成為地緣政治的重要推手。

更深層的危機在于二戰后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失效。聯合國2024年常規預算僅59億美元，甚至趕不上全球單日軍費開支（74.5億美元）。

聯合國陷于尷尬境地

這種荒誕對比揭示出現行國際安全機制的嚴重失衡。正如SIPRI報告警示：“當和平紅利消逝殆盡，人類正滑向霍布斯式的叢林法則世界。”

如果從歷史維度比較，當前世界軍費增長曲線與1936-1938年二戰前夕的全球擴軍周期存在驚人相似。

從1936年開始，包括德國、蘇聯、法國、英國、美國等主要軍事強國陸續提升軍費開支，德國的軍費2年內增長3倍，從233億美元增加到740億美元。

但不同的是，數字化戰爭時代的軍事競賽更具復雜性——太空軍事化投入增長89%，網絡戰預算翻番，生物科技軍備競賽悄然興起。這些新興領域缺乏有效國際監管，正在創造難以預估的人類毀滅風險。

在這場全球安全體系重構中，每個國家都在尋找自身的生存法則。瑞典時隔兩百年重啟義務兵役制，瑞士放棄百年中立傳統加入“歐洲天空之盾”，澳大利亞則啟動了二戰后最大規模軍改。

中國的DF導彈系統讓世界各國趨之若鶩

與此同時，波蘭從美國采購500套海馬斯火箭炮系統，沙特則積極尋求從中國采購“DF-31”導彈，傳統陣營的界限正變得模糊。

現在，全人類似乎都陷入安全悖論的迷宮：越是追求絕對安全，越會制造更大范圍的不安全。2024年全球人均軍費支出達到334美元，足夠為每個人購買全年基礎醫療保險。

當世界站在戰爭與和平的十字路口，如何將安全競爭轉化為治理合作，將是決定人類文明走向的關鍵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