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原告張某文與被告宋某欣于2020年10月經人介紹相識，當月訂婚并登記結婚，次月舉辦婚禮。婚后，宋某欣未告知過往婚史，拒絕與張某文共同生活，且在短期內多次索要財物，最終因矛盾分居。張某文訴請離婚并要求返還彩禮86000元，宋某欣則辯稱雙方感情基礎牢固，不同意離婚。法院經審理查明，宋某欣此前已有兩段婚姻經歷：2016年與李某結婚，收取彩禮8萬元，婚后無夫妻之實，離婚時未返還彩禮；2019年與王某結婚，收取彩禮18萬元及金飾品，同樣未共同生活，離婚時亦未返還。結合本案中宋某欣婚后不與張某文同房、長期分居、頻繁索財等事實，法院認定其行為符合“借婚姻索取財物”的特征，最終二審改判支持張某文要求返還彩禮的訴請。

本案裁判要旨明確：判斷是否存在借婚姻索取財物，需綜合雙方感情基礎、共同生活時間、離婚原因及婚姻史等因素；若存在該情形，應全額返還彩禮，以維護公序良俗（案例入庫編號：2024-07-2-014-002；人民法院案例庫：張某文訴宋某欣離婚糾紛案——女方借婚姻索取財物的應當全額返還彩禮）。

二、法理分析

（一）借婚姻索取財物的法律界定與司法認定

我國《民法典》第1042條明確規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此條款旨在遏制將婚姻異化為財產交易的行為，保護婚姻自由和當事人合法權益。但實踐中，“借婚姻索取財物”與“正常婚俗贈與”的界限常引發爭議。本案中，法院從三個維度進行認定：

1.主觀意圖。宋某欣在短時間內多次結婚并收取高額彩禮，且婚后均不與男方共同生活，表明其締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獲取財物，而非建立穩定的家庭關系。

2.客觀行為。宋某欣婚后拒絕履行夫妻義務，長期分居，并通過索財、制造矛盾等方式激化關系，進一步印證其缺乏維系婚姻的真實意愿。

3.結果關聯。張某文因支付彩禮導致經濟困難，而宋某欣未將彩禮用于共同生活，反而據為己有，形成明顯權利義務失衡。

法院結合宋某欣的婚姻史及行為模式，認定其行為構成“借婚姻索取財物”，符合《民法典》的立法本意。

（二）彩禮返還的裁判邏輯與價值導向

彩禮返還糾紛的裁判難點在于如何平衡“尊重習俗”與“防止權利濫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5條，彩禮返還需滿足“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辦理登記但確未共同生活”或“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等條件。本案中，張某文與宋某欣雖已登記結婚，但共同生活時間極短，不足一月，且張某文因支付彩禮陷入經濟困境，完全符合司法解釋規定的返還情形。

值得關注的是，法院在裁判中引入“公序良俗原則”作為補充說理：指出若允許借婚姻索取財物而不予返還，將助長不良風氣，損害社會對婚姻制度的信任。全額返還彩禮的判決傳遞明確信號——婚姻應以感情為基礎，而非物質交換。

本案二審改判的突破性在于，未機械適用“共同生活時間”標準，而是通過綜合分析當事人的婚姻史、行為動機及后果，揭示隱藏的牟利意圖。這一裁判思路對同類案件具有示范意義，即司法機關需透過形式審查實質，避免被“合法婚姻外殼”遮蔽不法目的。

三、延伸思考：司法如何防范“職業婚騙”？

本案暴露的深層問題是“職業婚騙”現象。宋某欣在四年內涉三起離婚糾紛，均以收取彩禮后拒絕共同生活為特征，其行為已具備職業化、套路化特點。對此，司法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婚姻誠信檔案：對有多次異常婚姻記錄的個人，民政部門可加強信息共享，提示后續締結婚姻的相對方。

2.強化證據審查：法院在審理彩禮糾紛時，應要求被告舉證證明彩禮用途及婚姻誠意，避免“誰主張誰舉證”的單一規則被濫用。

3.加大懲戒力度：對查實借婚姻騙取財物的，除民事返還外，可依據《刑法》第266條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形成法律威懾。

本案判決通過全額返還彩禮的民事救濟，雖未直接觸及刑事追責，但為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維權路徑，同時警示公眾：婚姻絕非斂財工具，法律將堅決維護婚姻關系的純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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