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大田區一棟老舊的出租公寓中，一間不足十平米的房間悄然變身為一間“造假工坊”。

沒有復雜設備，僅靠一臺筆記本電腦、一部彩色打印機和一把裁紙刀，兩名中國籍男子便能在一天內“生產”出50張仿真度極高的日本在留卡，并批量寄往全國各地。

警方估算，自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至少已有7500張假卡流入社會，總金額超過7500萬日元。

制作者是35歲的杜晶江和36歲的李龍，二人曾是工廠的同期同事，技能實習的簽證到期后選擇“黑在”日本。

在這間隱蔽的房間里，他們搭建起一套從接單到出貨的完整流程：在社交平臺招攬客戶，按需定制卡片信息，再以郵包形式寄出，效率極高，操作嫻熟。

警方在現場繳獲了30張尚未寄出的在留卡，而電腦中儲存的偽造資料更是令人咋舌——從健康保險證、駕照、學生證、醫生執照、英語等級證書，到日本人名義的住民票和戶籍謄本……圖像數據多達一萬余件，種類之全、范圍之廣，連經驗豐富的調查人員都表示“前所未見”。

特別是偽在留卡的仿制水準，幾乎到了像素級還原的地步。不僅圖像和字體與真卡一致，就連高防偽級別的全息圖與變色線條也被還原得惟妙惟肖。卡片表面的微縮文字、金屬反光區和疊印圖案，在燈光下與真卡難辨。一位辦案警員直言：“剛看到時我們都以為是真的，這已經接近工業級水平。”

據警方透露，杜、李二人并非獨立作案，其背后存在一個跨境協作的黑產鏈。大國境內有“指令者”向他們發送定制信息，日本這邊則完成打印和分發。

而多個中介賬號活躍在微信、LINE、小紅書等平臺，通過廣告招攬客戶，目標客戶，正是那部分在日本非法滯留、急需身份“合法化”的人群。

被捕的杜晶江供述，他是在微信的求職廣告中看到“在家也能賺錢”的機會，從而進入了這一行，“躲在家里工作，就不會被查到。”

盡管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自2020年起推出可讀取IC芯片的在留卡驗證App，使得當年假卡識破數量一度下降，但現實中使用讀卡查證的企業和機構仍然很少。一位東京律師指出：“許多中小企業甚至不知道用人有驗證義務……”這也為偽造在留卡流通留下了廣闊空間。

這類假卡多流通于制度難以精準覆蓋的灰色地帶：黑工現場、日結工作、簡易租房、申請手機卡、快遞簽收……一張塑料卡片，只要做得像，基本上也能蒙混過關。

不過這起案件最值得警惕之處，并不止于偽造在留卡，而是偽造對象已開始擴展至“日本人名義”的官方文件。

如果這些假戶籍和住民票被用于婚姻登記、公司注冊、銀行開戶、稅務申報等關鍵領域，將不再是個體非法就業問題，而是制度安全的深層威脅。警方也在追查是否已有更多團伙利用這些資料從事身份洗白、金融詐騙，甚至騙取補貼與福利。

關于案件如何曝光，警方尚未公開細節。但類似事件往往是通過假卡用戶在入境時被識破、社交媒體關鍵詞監控、郵政系統追蹤異常包裹，或者通過中國方面提供線索共同偵破。一旦確認地點，日本警方通常會在不打草驚蛇的前提下突襲現場，直接搗毀“工坊”。

目前在日本的非法滯留者人數，根據法務省出入國在留管理廳2024年年初發布的數據，約為8萬人，其中多數來自越南、中國、菲律賓等國家。這些“黑戶”大多滯留在城市邊緣、鄉村勞作地或郊外宿舍區，依靠日結工作、生人介紹和地下中介維持生活。他們沒有資格申報稅收、參加國民健康保險，亦無正式勞動合同保障。一旦遭遇工傷、欠薪或欺詐，維權幾乎無門。

如今，日本正進入外國勞動力需求的新一輪高峰，尤其是在建筑、農業與服務行業中。然而制度與現實之間的錯位，使得不少企業默認黑戶的存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而更現實的問題在于，長期被制度排除的人群，極易被裹挾進更高風險的非法活動。從偽造證件、非法就業，到參與詐騙、搬運走私、網絡中介，乃至更嚴重的刑事犯罪，黑戶在社會底層游走，隨時可能被更大的黑色體系利用。他們未必主觀惡意作惡，但當生活成為一道無解的困局，“鋌而走險”往往只是一步之遙。

這種結構性風險，也正是讓警方對“假證工廠”格外重視的原因。一張假卡，或許能幫助一個非法滯留者找到短暫工作，也可能成為一連串詐騙、洗錢、人口交易的入口。而制度的盲區，則為這一切提供了足夠的灰色空間。

不得不說“辦證”的都卷到日本了，只是冒著這么大的風險一張1萬日元也就500人民幣真不多，另外國人造假的技藝水平實在是讓警方瞠目結舌，話說要是把這個聰明才智發揮在正道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