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2023年底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共有119所專門學校，在校生8109人。到2024年7月，專門學校數量增至230所，翻了一倍，但學校所需的設施、師資和監管機制卻遠遠跟不上建校的速度。2025年3月，在進入這所以未成年人教育矯治為目標的專門學校后短短十天內，14歲的周希軍頻繁被體罰和毆打，最終不幸離世。

記者｜陳銀霞

實習記者｜曹年潤

編輯｜王珊

死亡

3月22日下午6點，張梅趕到醫院時，兒子的遺體已經被白色的被單蒙住。拉開被單，本就瘦弱的兒子已經瘦得脫相，臉頰凹陷，腹部可以清晰地看到根根肋骨。他的四肢、腰部、胸口遍布青紫色的傷痕，腰部和左耳后各有一處硬幣大小的傷口，已經結痂。“他的背部還有大片長條形傷痕，屁股一邊結痂，一邊血肉模糊。”一位接近周家的知情人梁軍告訴本刊。

面對著傷痕累累的兒子，張梅瀕臨崩潰，已經不知道哭泣。梁軍告訴本刊，尸檢結果顯示孩子全身并無致命傷，致死原因是“擠壓綜合征”。這是一種因肌肉長時間受到擠壓，出現的以肢體腫脹、肢體壞死、高鉀血癥、肌紅蛋白尿以及急性腎損傷為特點的一組臨床綜合征。自然災害如地震、泥石流或者長期毆打等，均可導致該癥狀。梁軍說，警方并未明確告知孩子死因，但提到有5名教官和多名學生被刑拘。

出事前，張梅和丈夫最后一次見兒子是在十天前，在派出所。當時周希軍因為偷盜被抓，警方提出要將其送到專門學校進行教育矯治。兩人看著兒子，他穿著白色羽絨服，低著頭不說話，張梅和丈夫在同意書上簽了字。這之后，14歲的周希軍被送到了株洲市啟航輔導學校（以下簡稱“啟航學校”）。這是一所民辦專門學校，由株洲市教育局批準成立，主要面向12-17歲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進行教育矯治。梁軍告訴本刊，進入學校后，周希軍的父母不能跟兒子直接聯系，他們會隔1-2天向心理老師詢問兒子的情況，每次得到的回復均是情況良好。

張梅難以想象，兒子周希軍死前究竟經歷了什么。周希軍入校時，同樣因盜竊進入啟航學校的魏薇，已經在里面待了五個多月。一開始，魏薇只是對周希軍有些印象——入學三四天，他就被公開體罰。啟航學校有一百多名學生，每天會在操場一起訓練，這是他們在學校的主要學習內容。魏薇記得那天，兩名較早入校的老生各自抓住周希軍的一只手，拖著仰面朝天的周希軍，在100米長的操場上走了幾個來回。

這種體罰在學校里并不罕見，訓練態度不好、偷懶或者是不小心掉隊，都有可能被教官懲罰。但之后頻繁被毆打讓魏薇記住了周希軍。兩天后的一節體育課上，魏薇看到，在禮堂門口，學校總教官王教官指著鼻子罵周希軍“擺爛”。隨后周希軍的帶班教官李教官沖上前去，拿著木質戒尺朝他身上打了十來下。戒尺約一條手臂長，兩三根指頭粗，上面刻著《弟子規》的片段。還有一次，學生們在禮堂看電影，魏薇看到其他人都坐著，只有周希軍被要求蹲著，有兩個老生看著他。他動了一下，兩人就會打他。

在周希軍入校的第10天，魏薇開始意識到不對勁。3月21日上午訓練，周希軍是被兩名老生攙扶著來的，他那時雙腿已經站不穩，臉瘦得皮包骨，嘴唇微微發白，“看起來像流浪幾天的人”。教官跟他講話，他張張嘴，但只能發出“啊啊啊”的聲音，說不出話。中午吃飯時，兩名老生架著周希軍坐到座位上，他雙手拿不穩筷子，坐一會就倒在地上，喂他喝水，水順著嘴角流下來，“好像全身骨頭都沒力氣。”

3月22日，周希軍缺席了全天的訓練。到了傍晚5點，在食堂門口站軍姿的魏薇看到，幾名教官背著他從寢室出來，匆匆穿過操場，往門口方向走去。一名教官后來告訴學生，周希軍連續被打幾天后，有教官提出送他去醫院，但學校不重視，直到那天傍晚5點，他們看到周希軍氣喘不上來，才把他送進醫院，但一切都太晚了。

緊閉的紅門

從株洲市區出發，一路經過起伏的紅土坡，寬闊的河流，再走幾公里顛簸破碎的山路，才能到達位于株洲市天元區的株木村。啟航學校坐落于村莊里偏僻的一角，左邊是一片小竹林。這所學校創辦于2024年，學校的大門和圍墻均被刷成紅色，圍墻內還有一圈5米高的鐵皮遮擋，部分圍墻上面掛著三角形的鐵刺網，墻內傳來拍打籃球的聲音。周希軍出事后，學校依舊正常運行。

株洲市啟航輔導學校（陳銀霞 攝）

回憶起啟航，15歲的王子韜印象最深的，就是學校那扇緊閉的大紅門。王子韜去年11月因持刀斗毆被抓，隨后被警察送入啟航學校。王子韜說，大紅門后，迎面是一道高墻，從墻左側開的小門進去，才算進入了學校內部：中間是一個大操場，是學生平常的訓練場地，操場左側有一個涼亭和禮堂，右側是食堂、廁所和辦公樓，正前方是兩棟樓，樓下寢室，樓上教室。校內到處都是監控，窗戶均用鐵柵欄封死，寢室門從外面鎖住，上了3把鎖。晚上還有教官陪寢，“很壓抑。”

魏薇告訴本刊，啟航學校的學生主要來自株洲本地，分為警送生和家送生。根據相關規定，警送生主要為因年齡原因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和檢察機關決定相對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魏薇提到，啟航的警送生由政府承擔學費，矯正時間為3或6個月；家送生主要為存在不良行為、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無法有效管教，需要求助專門學校的未成年學生，每月學費7000元。在魏薇的印象里，啟航學校里九成以上學生為警送生，他們多數因盜竊被抓，少數斗毆。

魏薇說，學校有學生100余人、10名教官、1名心理老師、3-6名實習心理老師，以及幾個文化課老師。平常主要課程是訓練，包含蛙跳、俯臥撐、跑步、做操、打拳等。魏薇在學校的日子里，學生早上6點打起床鈴，起床后整理內務，7點半集合早訓，8點吃早飯。上午和下午均為訓練。下午5點晚飯，飯后晚訓或者看電影——看電影時也不能放松，得坐得筆直。今年三月中下旬開始，學校才零星開了幾節文化課。

與王子韜感受到的壓抑不同，作為較早入校的學生，魏薇對學校和教官印象不錯，甚至感嘆學校伙食好，在學校里胖了10斤。魏薇回憶，去年9月開學時，學生只有3人，教官有6人，訓練時教官嚴格但不乏耐心，一遍遍教他們訓練動作。教官多當過兵，有的還在針對叛逆學生開設的特訓營待過。休息時，教官“跟我們像兄弟一樣相處，給我們買冰紅茶、可樂，陪我們跑操、打籃球，沒有教官打人。”

在學生的記憶里，教官開始打人，是在去年11月。那正是王子韜入校的時期，當時學校的學生已經有22個，教官也增加了兩名。“學生多了，又有不聽話的，教官就沒那么有精力和耐心。”王子韜告訴本刊，入校第一晚，他被要求做了1000個俯臥撐和上下蹲，一直做到凌晨1點。第六晚，晚上就寢時，因不小心笑了一聲，王子韜被拽下床，總教官拿戒尺在他屁股上打了重重十幾板，五名教官摁住他，“像摁魚一樣”。四個室友則站軍姿列隊在旁邊看著。

《怪物》劇照

去年12月底，六名學生翻墻逃跑。為了加強管理，老生陸續被任命為班長，輔助教官管理。訓練時，教官會安排新生穿插在老生中間，老生監督新生。在這個封閉的環境里，一種隱形的權力格局就此形成：教官、班長、老生在權力的頂端，中間是家送生，底層是新生。班長通常由與教官關系好、訓練能力強且待的時間久的老生擔任。進入學校最早的魏薇在去年10月成了班長。她說，新生若想跟教官拉好關系，首先得跟班長處好。在學校里，魏薇身旁總圍著一群人，甚至有專人為她提水杯。魏薇說，教官曾暗示過要對家送生好些，他們是學校盈利的一大來源。

迅速增加的學校

在魏薇的記憶里，啟航學校的學生開始參與到毆打中，是從今年2月開始的。當時有個班級提拔了一個班長，對方“很狠”，訓練時，學生手指沒有對齊褲縫，他會當著教官的面，幾個巴掌扇過去。這種暴力的管理手段，效果看起來十分明顯。一周左右，這個班級學生們隊列整齊，原本揉成一團丟在地上的被子，也被疊成豆腐塊，甚至班級里偷煙的問題也不再發生。

“專門學校毆打問題的存在，與近五年專門學校擴張過快，對專門學校監督機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關聯。”中國犯罪學學會理事、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蘇明月從2005年開始研究專門學校。她告訴本刊，專門學校的前身是工讀學校，工讀學校設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主要面向有輕微違法的未成年人，采取半強制入學方式；1991年頒布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首次將“工讀學校”寫入法條，確定其為對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的方式。

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唐稷堯長期致力于刑法學、少年法學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他告訴本刊，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工讀學校的招生范圍逐漸擴大，一些具有學校難以管教的青春期越軌行為（比如逃學、抽煙、喝酒、早戀、網癮等）的未成年人也被納入了招生對象，工讀學校的入學方式也改為自愿申請入學。“絕大部分家長都不愿意把小孩送到工讀學校，到本世紀初，工讀學校因為招不到人，萎縮了。”為了消除社會的誤解，2006年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和2012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均將條文內涉及“工讀學校”的部分，改名為“專門學校”。根據教育部2010年12月29日公布的《工讀學校基本情況》數據，低谷時，2009年全國專門學校數量僅72所。

唐稷堯說，專門學校數量的增長與國內社會環境的變化有關。2023年，最高檢公布的信息提到，近年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日趨多元，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增長，且呈現低齡化趨勢。2018年至2022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32.7萬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從2018年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唐稷堯說，對于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除了少數幾個法定的刑事不法行為類型之外，他們所實施的大部分不法行為都不構成犯罪，無法予以刑罰處理；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也難以對其處以拘留等行政處罰。如將這些孩子不加實際干預地放任于社會中，一方面可能對社會存在危險性因素，另一方面，則不利于他們的健康成長，從保護這些未成年人的角度來說也是不利的。

為此，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和專門教育工作的意見》，對專門教育的定位和專門學校的建設、管理、運行及保障機制作出規定。2021年開始正式實施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再次明確了專門學校的定位，即對未成年人開展專門教育的場所，專門教育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一樣屬于國民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未成年人具有實施法律所規定的嚴重不良行為的情形，除了原來的“申請入學”方式之外，經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評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公安機關還可以直接依法決定將其送進專門學校。唐稷堯說，這之后出現了一波改建、擴建和新建專門學校的潮流。教育部2023年底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共有119所專門學校，在校生8109人。到2024年7月，專門學校數量增至230所，翻了一倍。

株洲市教育局官網顯示，2024年1月22日，株洲啟航被準予“辦學”

但快速建校背后，設施、師資和監管機制尚未完善。南方某省會城市一位公辦專門學校的教官告訴本刊，他們學校1個教官只帶2名學生，教官均從一線民警抽取。他們不允許毆打，而是采用實地走訪學生的學校、家庭、派出所，批改學生心理日記等柔性方式教育。但蘇明月看到，近幾年隨著社會需求的上升，政府在部分地區無法完全滿足特殊教育需求，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逐漸進入這一領域。一些民辦學校追求盈利的目標，可能導致它們在教育質量和管理上有所妥協。

具體到啟航，教官與學生比例為1:10，教官多數是20多歲的退伍軍人，大多缺乏教育經驗。正式的心理老師只有一位，魏薇說，幾位實習心理老師才19歲，是一所大專院校的學生。復雜的生源結構，也讓老師的神經緊繃。王雪曾在湖南某民辦專門學校擔任心理老師。她告訴本刊，她感受到學生普遍缺愛，最初她是抱著關愛的態度對待他們的。但學生常常在背后罵她，有次還開黃腔，“我感覺自己也需要心理輔導”。王雪多次提到，她“無法接受”這些學生曾經厭學、早戀、懷孕甚至挑過別人腳筋，“稍微處理不好，就會惹禍上身。”負面情緒不斷積壓，她最終選擇辭職。魏薇說，半年時間內，啟航學校一開始的6名教官，走了4位。

蘇明月提到，2021年收容教養制度被廢止后，實施了刑法規定的行為、因不滿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改由專門學校進行專門矯治教育。如何將他們與專門學校里有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分類有效地進行教育矯治，避免交叉感染，是目前專門學校面臨的一大挑戰。唐稷堯告訴本刊，專門學校一方面要對孩子的不良行為進行矯正，對他人格的成長進行干預，一方面要促使他完成義務教育基本學業，同時還要給予他一定的職業教育。但關于如何開展專門教育，現行法律制度尚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實踐中各個地方操作方式不同，大都處于摸索階段。“由于教育對象的特殊性，專門教育在實施中具有一定的約束性甚至懲戒性。通過適當的約束和懲戒，可以矯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讓他們明白犯了錯誤會面臨不利的后果，需要承擔責任，以幫助其建立起責任感。但懲戒又必須選擇適當的方式（如一定期限的禁閉），并需要一定的限度，尤其是不能夠使用毆打等體罰方式，如果用體罰，實際上就涉及侵犯未成年人的基本人身權利。”

《少年的你》劇照

越軌少年

在株洲市醴陵市，浦口鎮能稱得上是發達的鄉鎮。依靠煙花和陶瓷產業，小鎮發展得像個小縣城，繁華的十字街上，密布著多家零食店、檳榔店、奶茶店和麻將館，2家臺球廳和4家KTV均對未成年人開放。其中一家臺球廳里放著兩臺老虎機，十幾個男人守在一旁，往里面塞二三十元的紙幣。地上丟滿煙蒂，幾個未成年人在旁邊打球。

浦口鎮街上的臺球廳，很多未成年人在打臺球（陳銀霞 攝）

走在街上，隨處可見這樣的標語：“斬草除根，除惡務盡，堅決防止黑惡勢力死灰復燃”“我的青春我做主，莫讓毒品來支配”“凈化未成年人成長環境，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路邊的電線桿上，也張貼著多張文武學校的招牌，用白色粗體字寫著專門矯正“調皮網癮孩子”。廣告一路張貼到了浦口村。

浦口鎮路邊的電線桿上，張貼著多張特訓學校的招牌（陳銀霞 攝）

周希軍的父母四十歲左右。他們的同村好友劉霞告訴本刊，張梅夫婦原先在廣東打工，2010年村里的大型煙花廠開業后，夫婦倆便在煙花廠上班。劉霞說，張梅夫婦是村里的勤快人，繁忙時他們能連續通宵四五個晚上，孩子因此一直交給公婆帶。但老兩口很難管住孩子，奶奶出去來玩牌時，周希軍常常坐在旁邊看手機，不給手機就掀麻將。奶奶曾向劉霞訴苦，去年孫子找她要零花錢，不給就威脅賣掉她的摩托車。

在被警察送去啟航學校前，周希軍已經輟學在家近一個月。周希軍的初中同學兼好友王凱告訴本刊，周希軍從小學習普通，在鎮上念初中時，成績常年徘徊在倒數一二。他是最讓老師頭疼的學生，坐在倒數第一排垃圾桶旁邊的他，上課經常跑到第一排，蹲在過道上跟朋友講話。“抽煙、喝酒、吃檳榔、打架、紋身、談戀愛，樣樣都沾。”王凱說，周希軍外號“老鼠”，性格有些張狂，“見到誰不爽就要打別人”。他的兩個最好的朋友，都是因打架結識的，只是，清瘦的他常是被打的一方。

在劉霞印象里，周希軍讀六年級時，就已經“有混的苗頭”。那時，只有11歲的周希軍常常騎著摩托車，四五個人一起，油門加滿，聲音炸響。劉霞58歲，兒子出生于1991年。她告訴本刊，她兒子那一輩，村里就有十幾個混混少年，跟出事前的周希軍很像，染著黃的、粉的頭發，混跡網吧，后來有三人因吸毒販毒被判刑。劉霞說，村民文化程度不高，對孩子從小縱容，長大后發現問題，就用棍棒和禁閉應對，但已經不管用。像周希軍一樣騎摩托車到處逛的，劉霞在村里看到了四五伙。每隔一段時間她就聽說，因為小偷小摸，某某家的孩子被抓了，某某家的孩子又被警察帶走了。

劉霞說，周希軍父母很重視教育，大女兒距離公辦高中分數線差十幾分，父母花2萬供她讀私立學校，周希軍小學也上過2年補習班，一個武術班就花了1萬元。但忙碌的他們，并沒有關注到周希軍的變化。直到去年下半年，周希軍開始厭學，他們才想辦法管教孩子。劉霞看到，張梅夫婦每天把兒子帶去工廠上班，希望他體會賺錢的不易，但十來天后他就不再去。他們還曾送他去衡陽一所文武學校，他在里面待了一天，就翻墻跑了出來。周希軍的一位朋友說，寒假時家里得知他抽煙，不敢給他錢，他就跟人去“扒車門”，最后被抓。

浦口鎮的街頭（陳銀霞 攝）

在專門學校調研時，蘇明月接觸過不少越軌少年。她告訴本刊，當孩子無法在家庭和學校建立親密關系時，他們就會投入幫派團伙，在同齡幫伙的交往中獲得存在感、依戀感甚至成就感。在這個圈子里，金錢是維護友誼的方式。在王凱印象里，周希軍“有錢、有摩托車、有蘋果手機”，每天的零花錢10-20元，是其他同學的兩倍。他抽18元的利群香煙，打每小時25元的臺球，吃每包十幾元至幾十元不等的檳榔。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提及，對待朋友他十分大方，經常請朋友吃零食、喝飲料。朋友不清楚他父母的工作，但都相信他家境富裕。

不過，一旦父母切斷了金錢來源，一切就會往著不受控的方向發展。有朋友曾親眼看見周希軍使用手機賭博，有時也會騙錢。周希軍和朋友以合伙購買摩托車的名義，騙過一個學生幾百塊錢。進入啟航學校前，他開始跟人去“扒車門”。魏薇說，“扒車門”就是去忘記關車門的車上偷盜。參與者分工明確，一人拉車門和放哨，兩人迅速坐進車里，關好車門，在駕駛室快速翻找。魏薇說自己最多一次，她拿了2000元，還有三四包煙。

魏薇開的麻將館包間里，墻上張貼著禁止未成年人進入（陳銀霞 攝）

從啟航學校出來后，魏薇并沒有回家。她從小由奶奶照顧長大，父母在周邊縣市打工，兩三個月回家一次。她跟父親上次講話，還是一周前，父親對她很不滿，威脅“要打死她”。魏薇住在一個朋友家里，她每天睡到中午起床，然后跟同伴出去玩，一直到凌晨才結束一天。她也想過去找工作，但總覺得不順心——只有餐館、理發店招收16歲的未成年人。她和朋友跑了幾家理發店，店里要求學徒必須繳納2000元學費，他們交不起；餐館要求他們提供健康證，辦證要80元，錢也不夠。后來，她去了一家理發店當學徒，又覺得無聊賺錢慢，干了半天就跑了。本刊記者見她的那天，她口袋里只有33元錢，她買了一包20元的煙，又買了5塊錢的泡面，開始跟朋友打麻將，輸了20元。她并不著急，說第二天可以回家找奶奶要零花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