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電影《太行山上》中，有這樣讓人意難平的一幕：當八路軍772團團長葉成煥在奉命率部解救被困的老鄉過程中意外犧牲時，士兵滿臉哀傷的將這一噩耗報告給朱老總：

老鄉們得救固然該讓人高興，但因此折戟了一位八路軍優秀指戰員，又很難不讓人的內心蒙上一層五味雜陳的陰影……

無獨有偶，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掩護父親黃炎培成功擺脫上海敵特監視魔爪并順利抵達北平的黃競武，隨即憑借自己中央銀行稽核專員身份堅守崗位，設法動員銀行職工、工商界和輿論界抵制老蔣偷運轉移黃金、白銀和美鈔的行為。

最終，黃炎培受邀出席了首屆新政協會議，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黃競武卻因堅持在上海黎明到來前與反動勢力作斗爭而不幸被捕，之后英勇就義。

白發人送黑發人，無不令人扼腕嘆息。當周恩來受教員委托前來向71歲高齡的黃炎培轉述這一噩耗時，悲痛之余的他不久即提筆寫下了對兒子的最后眷念與哀思：

黃競武生于1903年的上海川沙，得益于父親黃炎培言傳身教的愛國、民主和教育思想，幼時的黃競武便初具民主革命傾向。

五四運動爆發時，黃競武與清華大學同學們一道走上街頭、參加愛國抗議游行活動。清華畢業后，他又考取了赴美留學的公費生，在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專業并順利獲得碩士學位。

得益于留洋海外的經歷和經濟學專業技能，黃競武在1929年秋回國后，即被任命為上海鹽務稽核所會計。自己在大學時期的經濟學老師葛利佛受邀來華考察指導鹽務會計工作，師生二人一拍即合，決定一道在行業內部進行一次改良行動。

此后的幾年間里，黃競武先后在蚌埠稽核所、沅陵鹽務稽核所負責人崗位上推行了一系列鹽務改革舉措，在當時鹽商壟斷、官商勾結、肆意剝削的不良風氣盛興情況下，黃競武的改良終究是存在局限性的。

他本人也因多次拒絕融入“鹽商同流合污”的圈子而飽受行業和上級排擠，時局艱危、社會貧弱、外敵蠶食等一連串的形勢發展促使黃競武產生了很多思考，在給弟弟黃大能的信中，他曾滿腹憂患的寫道：

此時的黃競武已由地方稽核所轉任重慶任中央銀行稽核專員，雖然生活條件優渥安穩，但身處達官顯貴們匯聚一堂的“陪都”，黃競武進一步看清了一眾官僚主義者們的剝削和壓迫本質。

相比之下，他更關心的是戰爭情勢下勞苦大眾們的生活狀態，換言之，即“痛政治頹敗，人民陷于水火”。很快，在教員撰寫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黃競武找到了一絲明確答案：

懷揣這樣的理想和初衷，黃競武一邊選擇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民盟的前身，并以總部組織委員和國外關系委員身份積極投身民主運動；另一邊則通過擔任周恩來在重慶開展國共和談時的翻譯，與對方結下了不解之緣。

抗戰勝利后，黃競武隨中央銀行由重慶遷往上海，并加入了由父親黃炎培和愛國實業家胡厥文等人創立的民主建國會，自此開啟了他為和平民主奔走實踐的新征程。

此后幾年間里，黃競武利用自己銀行稽核專員的身份便利和行業內部影響力，多次設法搭救被捕的地下工作者和愛國進步人士，并以自己的工作單位為秘密聯絡點，掩護進行各種形式的革命活動。

自1948年4月30日新華社公開播報“五一口號”后，大批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給予了積極響應。諸如李濟深、沈鈞儒、馬寅初等一批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紛紛于當年秋季順利抵達解放區。

不過，在當時全國尚未解放、敵特力量依舊肆虐的不利形勢下，要將所有的民主黨派和社會進步賢達代表都集中在一起，召開新政協會議卻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在當時老蔣重點監控的上海，除了張瀾、羅隆基等被公開監禁在療養場所的知名人物外，作為民建創始人的黃炎培，處境也并不比他們樂觀多少。要想順利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會，他必須先擺脫住處周圍的特務監視。

正當黃炎培為此一籌莫展之際，次子黃競武卻主動獻上一個“兩全之策”，即由體型與黃炎培相像的黃競武喬裝打扮成父親模樣，引開特務監視視線的同時，使黃炎培夫婦順利擺脫魔爪并動身北上。

就計劃本身而言自然沒有什么紕漏，執行起來也沒有太大難度，但畢竟愛子只身犯險，作為父親的黃炎培在人性角度上很難接受這樣的“忠孝兩全”之策。

畢竟一旦黃競武假扮自己的行為暴露，等待他的大概率就是特務們的兇殘荼毒了。可黃競武這邊又篤定主意，任自己怎么勸說挽留都沒有效果，最終也就只得勉強答應下來。

1949年2月，黃炎培假借為自己慶賀71歲壽誕的名義在住處張燈結彩，營造出一片喜慶祥和的氛圍。如同幾個月前從南京出逃香港的“云南王”龍云那番殺豬宰羊、共度佳節的迷惑操作一般，黃炎培一家人的“祝壽”活動也讓監視的敵特人員放松了警惕。

這樣一來，也就給了黃競武一個轉移目標視線的機會。當天下午，在成功將監視特務們的目光引開后，黃炎培攜夫人姚維鈞先是順利趕往女兒家中暫避，而后于次日登上了前往香港的客輪。

輾轉近一個月后，黃炎培夫婦于當年3月25日抵達北平，受到了教員等人的熱情接待和妥善安排。

父親黃炎培順利抵達目的地，黃競武內心自然激動萬分，但他也面臨著一個艱難且迫在眉睫的抉擇……

此時的上海，即將成為戰火硝煙下的眾矢之的。對黃競武而言，他完全可以選擇去往更安全可靠的地區工作，亦或是隨父親一道北上參加新政權的建設工作。

不過，向來意志堅定的他還是決心與民建的同志們共進退，用他當時對眾人的話講：

從這一刻起，黃競武已經不再是一名純粹的民主人士，而是一位無限靠攏和接近民主革命事業的職業革命者。

出于對他本人安全的考慮，上海民建中一部分人主張讓其去往蘇州或川沙老家開展工作，但都被黃競武以“堅守崗位”為由拒絕了。

不僅如此，為配合解放軍解放上海的軍事行動，黃競武一面發動中央銀行員工和工商、新聞界人士揭露老蔣偷運黃金的行為，借輿論壓力迫使對方暫緩或放棄部分偷運計劃；

另一面則利用自己的稽核專員身份將大量經濟和金融資料、檔案秘密保存下來，為日后我軍接管上海打下基礎。

即便在此期間，黃競武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了特務們的嚴密監視和跟蹤，但他依舊沒有停止為上海解放所能作出的各種實踐努力，尤其在同身邊人交接重要文件檔案時，他一再囑咐對方：

最終，黃競武在距離上海解放僅有2周的5月12日被特務逮捕關押。得知黃競武被捕的消息后，教員當即對負責隱蔽戰線工作的李克農下了嚴令：

遺憾的是，原本已經通過上海方面負責人的層層疏通打通了時任上海警察局長毛森的關系，但在關鍵時刻，老蔣和毛人鳳的處決命令卻擺在了毛森面前，不敢有絲毫怠慢的他，于5月18日將黃競武在內的13名革命志士全部秘密處決。

上海解放后，經有關人員多方尋找查證，最終在原保密局190號監獄的后院中找到了13具烈士遺骸，在黃競武妻子的仔細辨認下，終于確認了黃競武的身份。

老年喪子，這對任何一個家庭而言都是難以釋懷的沉重打擊，更何況黃炎培的長子黃方剛早在抗戰時期便因病逝世，接連兩次喪子之痛，其內心的煎熬和掙扎可想而知……

好在國家對黃競武給予烈士身份的公開追認，黃競武犧牲時年僅五歲的兒子黃孟復也在半個多世紀后走向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的崗位。

對黃競武先生而言，這大概足以告慰他的英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