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領域，陳振江先生始終恪守史學家的使命與擔當，自強不息，刻苦自勵，筆耕不輟，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仍以“壯心不已”的氣概，著書立說，傾盡畢生精力與心血，作出了突出貢獻，享譽海內外學界。斯人已逝，風范永存。緬懷先生，山高水長。

以德立身 以史明理 以史育人

陳振江先生于1955年入南開大學歷史系讀本科，師從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雷海宗等教授。1959年畢業留校任教，在恩師楊翼驤教授指導下，研習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兼涉史學史。1964年進北京大學歷史系進修深造，師從汪篯教授學習隋唐史，多次拜見和問學于翦伯贊、向達諸前輩大師，面聆教益，受益匪淺。正如陳振江先生所言：“南開、北大諸前輩的教誨和指導，給我打下了治學根基。”

在40余年的教學生涯中，陳振江先生始終秉承“以教書育人為天職”的初心與使命，把教學作為重中之重，力求科研成果融入教學以提高教學質量。陳振江先生教書育人極具鮮明特色：以德立身，以史明理，以史育人。

讀博期間，我有幸系統地聆聽陳振江先生講授的《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史》《中國近代文化轉型概論》《通商口岸與社會文明的傳播》等課程。陳先生學識淵博、專業精深，功底扎實，記憶力極強。上課時總是精神飽滿，常面帶微笑，話語抑揚頓挫，仿佛有一種樂感而別具特色。先生授課，揮灑自如，引人入勝，既說明前因后果，又揭示性質意義，層層遞進，鞭辟入里，使人受用不盡。正如先生自己所描述的“將己之治學心境、理念與觀念宣泄無遺”。

在講到兩次鴉片戰爭后，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改變被奴役、被欺凌的命運，苦苦探尋救國存亡之路時，陳振江先生旁征博引，妙語連珠，許多歷史細節爛熟于心、信手拈來，精彩生動。他提示學生要牢記的是：所有這些先進中國人為改變國家民族命運接連而起的抗爭，都以失敗而告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華民族開始艱難但不可逆轉地走向光明。

陳振江先生開設的有關近現代史方面的課程，使我們學有所思、學有所悟、學有所得。正是由于陳先生寓教于學、寓教于趣、寓教于心的近現代史教育，厚植了學生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情感，增強了我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奮斗、奮發有為的自覺。

史學功能 史家素養 治史學風

關于歷史學的功能，陳振江先生歷來主張：“不管給歷史學歸納幾種功能，但‘資政’功能，即為現實服務，為治理國家、社會和國計民生提供依據和借鑒的功能，和它的‘教化’功能（即教育功能），都是歷史學的重要功能，不可忽視。”他還提出，史學家應該具備德、才、學、識的基本素養，強調“史德，即治史者的學風也”。只有四者兼備，才能“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寫出“鑒既往之例，示將來之風潮”的文章，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陳振江先生始終以超強的學術研究定力，“嚴謹治學、立品自愛”，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獨樹一幟。這里，僅選三篇文章，體悟陳振江先生“史學·史家與時代”的綜合素養和治學心境：

一、前瞻性選題與引領作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中華書局開始恢復編輯和出版業務，派編輯到高等院校征求意見和選題，第一站到南開大學歷史系，陳振江先生提出《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的針灸》兩項選題，他們當即向陳先生約稿，陳先生只答應撰寫《絲綢之路》，并建議《中國古代的針灸》請中醫專家來寫。陳振江先生發表的《溝通中西古代文明的絲綢之路》一文，從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建元三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講起，“他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橫貫亞洲內陸的東西交通要道，形成了天山南麓和昆侖北麓兩條通向西域的交通干線，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他用那一串串古老而現代的地名，連接起了絲綢之路這條溝通中西古代文明的大道，它猶如一幅優美的畫卷，徐徐展開，娓娓道來，遙遠而清晰。文章穿越兩千多年歷史，精選漢武帝時期、魏晉南北朝、隋唐、元朝等不同時期，具有重要歷史節點的各國使節、使團、商旅和商人等，具體而又詳細地講述在絲綢之路發生的各國人民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故事，飽含深情地贊美古代中西各國人民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和集體智慧，乃至鮮血和生命鋪平了絲綢之路的大道，通篇閃爍著亮點與精彩。文章不僅展示了陳振江先生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熱愛與傳承，而且展示了他中國古代史的深厚功底，更展示了他研究中西古代文明交流的超前意識、敏銳思考與重點把握的能力與水平。此文發表的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其意義自不待言。

二、啟發性研究與兼容并蓄。1999年下半年，陳振江教授應美國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邀請，到哈佛燕京學社作高級訪問學者，與杜教授合作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轉型的課題，形成《〈論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杜維明、陳振江教授對談錄》一文。2002年《南開學報》（第3期）刊發此文，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較大影響。兩位著名史學家從歷史的維度和不同的文化視角，就中國傳統文化轉型問題進行解讀，多次對文化轉型中的關鍵問題和一系列難題進行深入討論，亮點紛呈。先生提出了“乾嘉學術是傳統文化發展的峰巔”，也是“傳統文化向近代轉型的開端”的深刻見解。特別指出18世紀的中國還處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學人創造不出足以牽動傳統文化向近代資本主義文化轉型的“蒸汽機”式的文化動力源。在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轉型時，陳振江先生把發展脈絡和主要內容概括為：“經世致用型”“中體西用文化型”“融合中西的新學文化型”“科學的現代性的五四新文化型”。強調五四新文化型，“是中國幾代新知群體在學習西方和改造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全面引進西方現代科學文化的結晶，也是全面引進和構建后現代性新學科的里程碑”。這四種文化類型與文化現象，都與西方文化的傳入、碰撞、交流相關。陳先生認為：在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積極引進和吸收西學，進而融匯中西，構建有鮮明中國本土特色的新文化。陳振江先生的論點論據以及透徹分析，贏得杜維明教授的契合與贊同。在《對談錄》的最后，陳振江先生指出：“不論是洋務運動還是辛亥革命或五四運動，實質上都是夢想中國成為富強的社會。”

三、開闊性視野與真知灼見。1991年，陳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發表《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約2萬字的文章。陳先生以科學的歷史觀，開闊的胸襟，包容的心態，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礎上，研究探討以通商口岸為中心的近代文明的舶來與歷史軌跡，及其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陳先生從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現入手，客觀分析了其殖民化的加深和近代文明的建立與傳播“一身二任”的特點。陳先生認為：通商口岸從鴉片戰爭開辟“五口通商”算起，世界資本主義利用戰爭侵略和迫簽不平等條約等手段，相繼在中國開辟多個通商口岸，“作為它們擴大侵略和掠奪中國的基地和跳板”。“遂使這里既成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區，又成為傳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和櫥窗。”文章列舉了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移植諸如西洋建筑、街道、市內交通以及電燈、電話、自來水等市政文明，當時成為許多中國人向往與追求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啟蒙“讀本”。在談到通商口岸的近代工業時，陳先生指出：首先是由外國商人和殖民者為了掠奪原料、傾銷商品與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而建立的。他同時指出，“當外國人把機器生產和鐵路、輪船運輸移植到通商口岸的時候，中國人也在那步履維艱地引進和創辦近代工業企業，先由洋務派興辦軍工和民用企業，繼有民族工業的興起”。興辦新式教育是傳播與建設近代文明的重要內容，當年廣州、上海、天津、福州、廈門、武漢等通商口岸，正是新式學堂的叢集之地。伴隨著歐風美雨的陣陣襲來，通商口岸的衣食住行和娛樂等生活方式發生了顯著變異與更新，遂成為社會生活習俗變革與傳播的前哨與據點。夜總會、賽馬場、舞廳、劇院等西式娛樂場所的出現，打破了傳統京劇和地方戲一統天下的局面，豐富了人們的休閑娛樂生活。但是，西方的丑惡現象與行為也隨著洋人洋貨的涌入而夾雜進來，日益嚴重敗壞了中國的社會風氣。在文章最后，陳先生指出：“近代崇洋風氣與近代文明的傳播相表里，二者發展的軌跡是同步的”“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心態。”

以上三篇文章，貫穿了一條主線──中西文明交流史。從兩千多年前溝通中西古代文明的絲綢之路，到近代文明的中西交流，無不體現出陳振江先生開闊的視野、淵博的學識、求實的學風和駕馭史學重要問題的能力與水平。

言傳身教 師者如光 微以致遠

陳振江先生40余載的教學生涯中，許多學生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骨干和中堅力量，也有一些青出于藍，成為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飲譽學界。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者如光，微以致遠。這些學子取得的成就也飽含著當年陳振江先生的教誨與指導。

我有幸成為陳振江先生的學生，面聆教誨，受益良多。回想自己在南開大學歷史系的讀博歲月，歷歷在目，陳先生授課、指導論文的情景，如在昨日。陳先生對學生標準高、要求嚴，誨人不倦，和藹可親。在陳先生的悉心指導下，我如期完成博士論文《天津開埠與文化變遷》。在文中，我首次提出近代天津文化具有開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特點，并于2004年在《天津日報》發表文章，闡述了這一觀點，得到廣泛共識。在陳先生的鼓勵下，我利用業余時間研究近代天津文化，在公開報刊發表了10余篇與博士論文內容相關的文章，普遍受到好評。我清楚地記得，每當我把發表的文章或寄或送給陳先生時，他都非常高興，會說許多贊揚和鼓勵的話，勉勵我不斷進步。

2020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拙著《法國“進士”逐夢東方》后，我登門送書給陳先生，敬請先生指教。因腦出血后遺癥已患病7年的陳先生，那天特意換了一身正裝在客廳接待我，先生看到拙著非常激動！當我恭敬地把書送到陳先生手里后，他雙手捧著書，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而笑逐顏開，這時我看到先生很想說話又如鯁在喉的樣子，心里很難受。陳師母說，陳老師很久沒有這么高興了！此時此刻，我想起陳先生當年為我們授課時的神采飛揚，真是百端交集，感慨萬千！

陳振江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志者青春”的精神，淵博精深的學問、嚴謹治學的態度、求真務實的學風，永遠感染和激勵著我們勇毅前行。

2022年12月8日

作者系1998級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研究生，師從陳振江教授，2002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出版有學術專著《法國“進士”逐夢東方──1914—1938年桑志華（Emile Licent）來華科考探險記》，獲評2020年人民出版社優秀學術著作。

（刊于12月20日《天津日報·滿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