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夢想有一座橋梁，能夠聯結美術史與考古學這兩個姊妹學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田野考古發現，為中國美術史的整體敘事框架提供了重構的可能；而美術史更為開放的分析方法，也為考古學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來，這兩個學科的交錯地帶——或稱為美術考古學，或稱為考古美術史——正在成為一個充滿生機的學術生長點。

劉敦愿、楊泓等考古界前輩年輕時皆擁有扎實的繪畫功底，精于視覺分析。我年少時也滿懷對繪畫的熱情，成為考古學的學徒，受惠于老一輩學者的熏陶。考古學訓練要求研究者以嚴謹科學的方法發掘和分析物質遺存，美術史則關注其中蘊含的創造力與精神追求。因此，我理想的一種歷史寫作，是從考古學入手，搭建其骨架，再從美術史著眼，賦予其細節與溫度。

《小石匠：云岡的故事》封面

這種學科的交融不僅在理論層面，也體現在實踐中。諸多重要遺址已成為多個學科共同開掘的基地。公元5世紀中葉開鑿的山西大同云岡石窟，便是國內外學者研究最深入、成果最豐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近代以來，云岡匯聚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美術史家、建筑史學家、藝術家，以及常年從事文物保護的科學家們的多重眼光。不同的視角彼此交鋒，拓展了對于云岡的研究。而進一步的深化與突破，又離不開學科間的理解與協作。

每年，我都會帶學生到云岡石窟考察。在前往石窟的大巴車上，我便開始講述梁思成、宿白等前輩對云岡研究的貢獻；在石窟現場，我常常叮囑學生多花些時間，靜心凝視一尊造像，啟發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發現那蘊藏了千年的美好，傾聽古代工匠開山鑿石的“叮叮咚咚”。年復一年，我們身邊的同行者越來越多，曇曜五窟前，摩肩接踵，聯袂成幕。面對這樣的場景，我意識到，除了不同學科之間的那座橋梁，還需要有第二座橋梁來聯結學術寫作與文化遺產的推廣普及。而第一座橋梁所強調的跨學科意識和由此養成的思維方式，不僅有助于破除專業壁壘，還可以支持我們嘗試面向公眾的寫作；反過來，公共傳播也倒逼我們放下成見和定式，直抵問題的本質。

從2022年開始，我與幾位年輕畫家合作，聚焦云岡、懸空寺、敦煌、外銷瓷等主題，創作一系列兒童繪本，試圖將學術的“方言”轉化為大眾的“普通話”。在《小石匠：云岡的故事》中，我們將考古學分期“轉譯”為兩代石匠的奮斗與成長。涼州來的老石匠是絲綢之路沿線不斷變化的藝術風格的化身；小石匠稚嫩的作品正醞釀著石窟藝術的一次歷史性轉變；與小石匠一起玩耍的鮮卑族小姑娘妙珠身著華麗的絲綢，他們一起看云起雪落，看草長鶯飛，從生活中獲取新的藝術血液。在故事中，我們改變歷史寫作的主線，讓史書中缺席的小人物，站到了歷史的前臺。

創作過程中，我與畫家朋友一起進行現場調查，仔細研究考古報告中的數據和圖紙。所有的轉換，都力求建立在扎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接下來的幾個故事，還講述了那些無名勞動者的熱愛、執著、勇敢、自信、快樂與犧牲。這種“小人物視角”讓歷史有了溫度，也揭示了文化遺產的本質：它們并非天才的靈光乍現，而是無數人辛勤勞作的結晶。

當下，西方博物館正面臨年輕觀眾流失的困境，中國的“文博熱”卻持續升溫。中國年輕一代對文化遺產的熱情，既源于經濟發展與文化自信，也暗含對歷史濾鏡的依賴。美術史與考古學研究正迎來重要機遇，也肩負著重要責任。學術研究需加固第一座橋梁，深化考古學與美術史的融合。搭建第二座橋梁時，既要創新形式，更要深耕內容。讓一件三彩俑在手機屏幕上跳舞，只是一種技術和方法，真正的“文物活化”還需要以學術力量支撐，需要綜合運用歷史學、考古學和美術史的多維視角，挖掘文物承載的人的情感與價值理念，使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文/鄭巖（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編輯/李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