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教育問題的媒體報道中，家長常常以負面形象出現，尤其是母親。她們是有問題的大人，焦慮、偏執、嘮叨甚至瘋狂，以愛為名控制孩子，唯分數論。但是對人類學者關宜馨來說，母親和孩子一樣痛苦。他們只是先于不諳世事的孩子看到了未來就業與快樂童年之間難以兼容的社會現實，在這種悖謬中苦苦掙扎。每一位母親的進退兩難，都折射出社會的內在張力。

中產家庭的養育焦慮近年來早已成為流量密碼。不僅在中國，全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關宜馨并不想再把家長們這種充滿矛盾的養育實踐簡單歸因于“功利”“競爭”“階層焦慮”。2004年，她來到昆明進行田野調查，在深入和一些家庭互動后，她發現家長們并不是隨波逐流地投身于社會設定的養育競賽中。家長們的養育投入中往往蘊含著一種“為孩子盡力”的道德安慰，他們像戰場上的軍師一樣“審時度勢”“創造條件”。每一個選擇都包含著他們的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

關宜馨沒有把家長們當成批判/研究對象，而是把他們視為“與我一起工作”的人，并向他們學習生存智慧。她想知道，在事事看起來都被“自上而下”決定并受到周遭條件制約的情況下，“是否還有可能將人類行動理論化、同時避免將生活經驗還原為大尺度的歷史進程？”

這個母親節，希望這篇對關宜馨的訪談能幫媽媽們放下育兒焦慮，在生活的無數變數中，分辨可控與不可控的邊界。

采寫｜絡繹

電影《超脫》里，亨利·巴斯（Henry Barthes）飾演的代課老師面對著青年學生深陷的重重困境有一段無奈的獨白：“在生孩子前，人們理應先上一門如何為人父母的必修課。切勿在家自行嘗試。”

這種將孩子問題歸因于家庭教育的傾向在現實中也極為常見。診治過許多青少年心理病例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馬弘就曾在一場關注兒童心理健康的沙龍上向家長發難：“這幫家長怎么上的崗？結了婚領了證就是家長了嗎？現在有各種考證，為什么沒有家長證？為什么沒有家長學校？……結了婚、生了娃，自然就成了家長，可你怎么對這個孩子負責任？”

家長們有苦難言。如果有的選，他們當然愿意讓孩子們快樂成長，但一想到未來的諸多不確定，他們就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硬拽著孩子卷入殘酷競爭。《我是演說家》冠軍儲殷曾在一場教育論壇道出了當代父母的迷茫與困惑：“所有教育專家講的所有夢想，作為一個家長告訴你們，對我一點用都沒有！我知道孩子如果考不上重點中學、大學會面臨什么樣的結果，在這么重大的壓力之下，你跟我講情懷，我怎么能夠接受？”

這種專家話語與家長實踐間的張力，吸引了人類學者關宜馨（Teresa Kuan）的注意。她的著作《不確定的愛：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正是圍繞育兒的專業知識和家長之間的關系展開。她在采訪中說：“我對流行的育兒建議特別感興趣。專家們說了些什么？受眾是誰？”

《不確定的愛：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美]關宜馨 著， 毛超予/安孟竹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1月。

“不確定性”是關宜馨的學術母題，她尤為關注人們如何在充滿偶然、脆弱和風險的生活中獲得控制感，又如何在宏觀社會趨勢和歷史變遷下維持主體性與意義感。人或許終究無法掌控命運，但我們總是試圖對自己的處境施加某種影響，賦予其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也即“存在性控制”（existential control）。

2004年，正在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的關宜馨來到云南昆明展開田野調查，她與當地十個中產家庭密切交往，并結合對教育專家的訪談與多年的文本研究寫下了這部民族志作品。在關宜馨看來，如何讓自己的孩子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關乎的正是“存在性控制”。

同時，身處世紀之交中國社會轉型的家長們更是作為關鍵角色參與進了一項宏大的現代化工程——通過提升下一代人口素質來實現國家與民族的復興。然而，家長實踐與專家話語的裂隙恰好映射出此一工程內的固有矛盾，篩選龐大人口的應試教育與培養個性人才的素質教育難以調和。于是我們見到了詭異的一幕，在一輪輪教改和減負中，一個個必須提升的素質最終演化為了一門門新增的考試。

關宜馨用她溫柔的筆觸展現了當代中國的中產父母，尤其是母親，如何在調和這一矛盾的同時努力讓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不致脫序。她敦促讀者將父母對孩子教育成功的“過度追求”視為一種道德選擇，一種“努力的倫理”。（這本書的腰封上寫著：中國式母親的情感宣言。）

正如她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安孟竹在為本書所作的推薦序中所寫：“?對極其缺乏安全感的昆明家?，（關宜馨）?共情??鄙夷的態度來理解他們的講述。”與之相對，許多學術分析認為中產媽媽盲目地再生產著社會權力秩序與生產關系，而這種刻板印象正是關宜馨想要批判的：“他們聲稱這一切不過都是意識形態上的歪曲與粉飾”。借著重新理解資本主義下中產父母的主體性，她試圖對抗那種將復雜、?盾的?常養育實踐還原為政治經濟進程的化約論，以及把意識形態神秘化的做法。

同時，她還有更大的理論野心。借助法國學者福柯“布置的技藝”（art of disposition）概念，并參考法國哲學家余蓮（Fran?ois Jullien）對中國文化中“勢”這一觀念的闡釋，關宜馨察覺到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文化資源對當代中國人仍有著持續的影響力。

她將當代中國中產父母為孩子“創造條件”的努力視作一種“造勢”的教育兵法，這既是在施加潛移默化、隱而不彰的影響，也是面對現代生活廣泛不確定性時個體唯一的控制感之源。如書中所述，“盡力而為既是每個人所能做到的最低限度，也是最高限度。”

不同于余蓮的中國特殊論，關宜馨基于民族志材料提出了一種普世的權力元理論，“既避免了在決定論的方向上走得太遠，又避免了在人的掌控和控制的方向上走得太遠”，來緩和社會科學中文道主義和反人文主義解釋之間持存的張力。

當然，關宜馨并不徹底拒絕“主體性是被建構的”這種反人文主義的觀點，她在采訪中說：“考慮所有因素后，我也同意某種解釋更為根本。盡管所有時代都有苦難、焦慮和兩難，但現代世界有其獨特之處，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科層制和理性化這三項最根本的因素一道構成了一種無人能置身事外的歷史境況。正因如此，舉凡試圖退出或逃避者，終難真正脫離，反而不自覺地再生產著這一境況。”

即便如此，關宜馨仍想在自己的民族志中“給人類能動性留一片空間，一個來自于不確定性的空間。”對此，她給出了一個與學術無關的理由。她回想起自己寫作論文時，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嘗試沖浪。雖然她始終沒能乘風破浪，但在一次次精疲力竭中，她突然從自己的身體體驗中悟到了“布置的技藝”，“弄潮兒必須精明地調配自己的身體，試著用最小的動作來保存最多的體力。只有這么做，才能享受浪涌而非與之抗衡。在大海的偉力面前人力微不足道，但人可以乘勢而行。”

以下是作者絡繹與關宜馨的對話。

關宜馨（Teresa Kuan）本科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人類學，博士畢業于南加州大學，目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人類學、醫療人類學、兒童研究、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心理觀念等。

家長總是不遺余力

但努力的標準已然通脹

絡繹：距離你2004年在云南昆明開展本書的田野調查已經過去了20年。時至今日，新生代的家長們開始把“雞娃不如雞自己”掛在嘴邊，像是把專家的批評觀點內化于心。你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關宜馨：20年前，我在田野調查中結識了一位很想幫孩子說好英文的母親，她對我說：“我的朋友們喜歡出去玩、做臉、健身，可我更愿意留在家里陪孩子學習新概念英語。”我在大學里學過德語，即便已經可以讀小說，但仍然是“啞巴德語”，一旦要和德國人交流我就會慌到開不了口。而這位媽媽很勇敢，雖然她的口語很一般，但她總會盡量用英語跟我交流。她要孩子學好英文，就先逼著自己學會英文，這讓我很佩服她。雖然20年前還沒有“雞娃”這個詞，但我覺得她的態度就是“雞自己”的先聲。

絡繹：這位媽媽的做法更像是“以身作則”，而當下不少父母的“雞自己”開始與教育無關，他們覺得，與其投資大量人力物力逼孩子卷文憑，不如自己拼事業，直接多留點財富給孩子。

關宜馨：不管哪個時代，家長們總是不遺余力，發生變化的是什么才算“努力”，什么才屬于“雞自己”？通貨膨脹并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在這20年里，養育的標準已然通脹，為人父母者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作數。而且，當家長們開始意識到，對所能獲得的教育結果而言，無論自己多么努力或是孩子多么勤奮、多么聰明都已無關緊要，那就得采取一些完全不同的做法。也就是說，家長做些什么才算“盡了力”，早已今非昔比。

整體上，這一趨勢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止是中國，當時全球許多國家都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國家不再提供教育補貼、醫療保健等等安全網，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都必須越來越多地為自己的福祉和未來負責。總的來說，經濟自由化給每個人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你必須拼命努力、愈來愈努力，以確保自己和自己家庭能生活得好——至少不會越來越差。

電視劇《 小歡喜》劇照。

絡繹：伴隨著教育市場化，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選擇，比如私立教育、國際教育、創新教育，以及層出不窮的補習班、興趣班、營隊……這些選項給了家長更多余地還是更多焦慮？

關宜馨：確實多了很多選擇。有父母送孩子去蒙臺梭利學校，或是舉家搬去大理生態村，也有中產父母在城市里抱團打造農耕社區等等，白領專業人士們以逆城市化的行動來努力探索一條逃離內卷（rat race）的出路。密歇根大學的博士后曾毓坤曾對中國日益流行的儒學讀經教育做過研究，家長送孩子上私塾同樣也是一種另類教育探索。更不用提許多中產父母帶著孩子移民海外，我自己也遇到許多搬來香港的內地家庭。

我還沒有系統地考察過你的這個問題，也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學者做過這樣的嘗試，但我猜測，至少會有這樣一種焦慮：當新的機會浮現，我是否能抓住它、能否及時抓住它？沒有父母會坐定在那里數，“好吧，我有8種選擇”，給它們1到8進行排序，然后慢條斯理地挑出最優解。相反，家長往往隨時準備著捕捉最新的機會。

絡繹：你在書中提到育兒專家善于打造值得效仿的正面模范，本世紀初有通過賞識教育改變命運的聽障大學生周婷婷，或是“哈佛女孩”劉亦婷。近年，取得冬奧會滑雪冠軍、入讀斯坦福的谷愛凌成為輿論追捧的新樣板，其教育路徑被視為融合了東與西、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所長。在美國，亞裔“虎媽”蔡美兒的教育自傳也是暢銷書，她也因此入選《時代》周刊全球影響力百人榜。這種模范迭代的背后有怎樣的文化邏輯？

關宜馨：全球內卷！（笑）這完美延續了我們之前所觀察到的情況，美國社會和中國社會雖有許多沖突、摩擦與競爭，但實際上也有很多共同之處，比如崇尚效率和工具理性，否則，“有毒育兒”的種種觀念就不會在兩國間如此輕易地被翻譯傳播。（笑）

我在書中探討了周弘如何養育聽障女孩周婷婷的故事，引人入勝的是過程，當爸的有許多掙扎，而他必須克服這些掙扎才能取得成功。而這些新模范的塑造者或許只在乎教育結果，這簡直就是成就導向型社會的典型癥狀——一種不惜以犧牲其他一切為代價來追求成就的盲目沖動，但這正是讓所有人都如此痛苦的原因所在。

坦白說，我對谷愛凌和蔡美兒了解不多，她們本就屬于特權群體。論及“虎媽”，我更感興趣的是2015年的電視劇《虎媽貓爸》中的“虎媽”畢勝男。這部電視劇雖然講的是典型的中產家庭母親的故事，但也有點叛逆，它對性別、階層和地域等各種秩序都進行了反思。

心理化不等于醫療化，

“不怪任何人”的家庭治療

絡繹：你在剛開展研究時，希望收集有關童年醫療化的民族志材料，但很快發現這在中國并非足夠普遍的現象。但到了今天，各大城市的醫院里“學習困難門診”一號難求，諸如孤獨癥、多動癥等神經發育障礙的診斷也日益增多。這是否體現了近年來教育問題醫療化的趨勢？

關宜馨：心理健康的領域既龐大且多元，不同的人會根據自己所關注的面向給出不同的答案。并且，其中確實存在很多非常不同的情況：一方面有明確的醫療化趨勢，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非醫療化的問題處理方式。

我一直對中國的“心理熱”（psycho-boom）饒有興趣，尤其是推行國家職業資格項目的那15年（編者注：我國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資格項目于2002年啟動，2017年終止），正是在這一時期“心理熱”達至鼎盛。這非常民主，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把心理學當作愛好去學習，去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去更好地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狀態。

這恰恰是一個體現了“心理化”而非“醫療化”過程的歷史案例。人們受訓不僅僅為了成為專業人士，更是為了自我的發展和成長。除了全國性的考證，人們還可以參加五花八門的各種培訓和工作坊，當然這非常商業化。

有很大一部分參與者是女性，她們投身其中是因為她們享受著這種團體支持，遇到有共同話題的陌生人一起克服那些困擾著自己的事情，諸如此類。我常想，如果這種讓陌生人聚在一起分享故事與煩惱的實踐能由基層自發組織并廣泛開展，而且讓參與者無須支付太多費用，那將是一種真正的社會福祉。當然，這是我所構想的烏托邦圖景。

電視劇《小歡喜 》劇照。

絡繹：“心理化”和“醫療化”的區別，主要在于兩者在專業性程度上的差異嗎？

關宜馨：要理解“醫療化”，最基本的方式是把它看作一個過程——某個本來非常復雜、包含諸多變量的問題被簡化成單一問題，并附上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比如說，用藥物治療多動癥（ADHD）就是醫療化的一個典型例子。但多動癥本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可能確有身體方面的易感因素，但它同樣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歷史等多方面的塑造，然而醫療體系接手這個問題后，會說：“我們有藥，可以搞定這個病。”

“心理化”肯定也是一種簡化，它把某個問題或現象重新詮釋為心理層面的問題，但我不會把它等同于醫療化。雖然這種心理化的方式本身也可能帶來一定的局限，但相比之下，心理學的語言體系更加寬泛和多元，因此也許能提供更豐富、更靈活的方式去理解和討論問題。

而在生物醫學語境中，事情往往被還原為身體、血清素、受體等等，這是主流的處理框架。當然，精神醫學內部其實也是多樣的，也存在一些“邊角地帶”正在探索不同于主流的解決方式。出于個人興趣，我往往會被那些顯示出“心理化”并不又等同于“醫療化”的現象和趨勢所吸引。

絡繹：最近幾年你致力于研究“家庭治療”是否也是出于同樣的興趣？

關宜馨：是的，家庭治療頗為有趣，因為它尚未融入任何體系之中，你也無法從保險公司那里對這一療法獲得任何理賠。正如我前面提到，精神醫學內部也很多元，并非所有精神科醫生都順從主流的生物醫學方案，很多精神科醫生甚至可以說是反精神醫學的。面對那些通常已有這種那種精神醫學診斷的兒童，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將苦痛重新界定為“系統性”的問題，他們會說：“這問題實際上不是孩子（身體、生理）生病了，而是整個系統的問題。”

面對陪同的家長，我看到這些精神科醫生會把話說得盡量委婉些，避免讓家長覺得內疚和自責，于是他們會解釋說：“那個問題是大家不知不覺間、潛移默化中造成的，孩子只是以癥狀的形式，把那個張力表達了出來。”

電視劇《 小舍得》劇照。

絡繹：不怪任何人。

關宜馨：沒錯！這種不歸責的方式是家庭治療非常核心的倫理立場。當然，精神科醫生對系統問題的思考和識別并不一定采納社會科學的視角，但也有許多家庭治療師確實在思考超越家庭層面的更大系統的問題，比如學校和教育體系。

控訴“原生家庭”背后

絡繹：輿論對“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聲討已經持續了七八年，除了年輕一代網友，一些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也加入其中。這些輿論大多都在控訴原生家庭對子代造成的創傷，態度負面，例如有譯者甚至把蘇珊·福沃德（Susan Forward）的Toxic Parents（直譯為“有毒的父母”）一書直接翻譯為了《原生家庭》。你如何看這一現象？

關宜馨：正如人類學者閻云翔指出，流行論述中對原生家庭的討論相當負面，而這個學術概念在其西方的原初語境中其實更為中立。從學術的角度，我的第一反應是：這種論述為什么會出現？為什么會在這個時間點出現？為什么在中文語境中“有毒育兒”會被這樣翻譯？需要被考察的是這種論述本身。

電視劇《小舍得》劇照。

這是一種福柯式問題——人們究竟為何會開始思考和談論某些事情呢？福柯在其著作《性史》第一卷中提到，歐洲在近代社會到來之際突然涌現了大量關于性的論述，這些論述認為，過去我們從未談及性，而現在我們需要從內心深處的隱秘之所將它挖掘出來，并且談論它、表達它、把它問題化。

但福柯的觀點是，性并非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而是一種歷史建構，在他看來，“性”作為一種話語的出現，意味著事物的表征界面（surfaces of things）的增殖（proliferation）或多重擴展（multiplication），繼而被問題化并成為干預的對象。

在“原生家庭”這一概念上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因此，我會將之視作一種歷史現象。近年來，關于孝道是中華美德這一說法的討論越來越多，如閻云翔所言這是一種由國家倡導的“新家庭主義”（neo-familism），突然間，家庭價值觀被政府和國家大力宣揚，如果你不定期探望父母，就像是違法了一樣。我把原生家庭話語在年輕人中的流行視作一種反抗，你越是讓我做一個順從的孩子，我就越要批評你們這些大人為人父母的一些做法。當然，這只是我的一種解讀。

我并不否認在家庭中確實會存在一些黑暗的權力關系，也有令人不安甚至暴力的事情發生，但我仍然認為，在接受這種論述所揭示的某種“現實”之前，我們是否應該再斟酌一番？因為實際上這種論述本身也在塑造現實。

絡繹：你在20年前就觀察到，當時的育兒專家們已經開始把孩子們的心理健康問題歸咎給家長“有問題”，這看起來像是一種早期版本的“原生家庭”論述。

關宜馨：我在20年前認識的那些父母，盡管他們竭力為孩子營造種種條件，也做了一大堆干預孩子生活的事，比如讓他們做作業到凌晨1點，殫精竭慮討好老師。但同時，他們也是流行的育兒建議的消費者，那些書籍、文章里充斥著說教，也可以說屬于早期的“心理熱”，比如“你應該關心你孩子的快樂”，又比如“作為父母，你的這些做法正在會傷害孩子心理健康”等諸如此類。作為讀者，這些父母時常處于一種自我責備的狀態，他們會反思，逼孩子不得不去做這些事是我的錯，我做了自己并想做的事。父母總是試圖在兩難間取得平衡。

電視劇《 小舍得》劇照。

絡繹：你在書中反復提到，家長們只有好意，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他們的“雞娃”行為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且對自己行為中的矛盾性心知肚明，正是這種走鋼絲般的道德體驗令家長們成了倫理主體。但孩子的主體性呢？面對家長所創造的條件、布置的“勢”，孩子豈不是成了被動的客體？

關宜馨：確實，孩子的主體性不在我的研究視域內，但這樣子說還是太簡單了，家長永遠都要跟孩子的自主性以及他的能量進行斗爭。（笑）

我沒有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給很多朋友、我的兄弟看過孩子，有很多看孩子的經驗。同時，也因為我沒有為人父母，所以可以拉開一定的距離來觀察人們和孩子相處的狀態。

跟孩子待在一起真的很累。一個成年人真的沒有可以和孩子媲美的能量。帶娃就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斗爭，我試圖施加自己的意志，然后孩子又試圖施展自己的意志，接著我又試圖操縱你，而你又試圖操縱我……這種纏斗是持續不斷的。我們不要把孩子想象成弱勢的一方，他們絕對不是。他們很壞，很野，他們非常強大，而且他們確實有能力重塑他們所進入的這個世界。

絡繹：這個說法令人想起漢娜·阿倫特對“出生性”（natality）的探討，她將新生命的誕生以及因出生而帶來的開始新事物的潛力視為足以拯救世界的奇跡。

關宜馨：我非常喜歡漢娜·阿倫特，我在書中也引用了她關于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和行動的哲思，來講述父母們為孩子創造條件的倫理行動與主體性。

我常和孩子們待在一起，但當我想要把自己觀察所得進行理論化時總感詞窮。這就是我們的孩子，他們如此美好，他們迅于納新，敏于模仿，但他們總會以一種極富創意的方式彰顯個性，時常令人大吃一驚。

我想，這就是生命本身的樣子。你可以從很多方面、在很多地方感受到生命，比如音樂、藝術或者自然中。同時我也確定，和孩子相處時，你也會看到生命本身正被表達。但那種特質、那種能量，我從來都不能說清道明。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絡繹；編輯：荷花；校對：盧茜。未 經新 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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