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華北大地被侵華日軍的陰云籠罩。山西應縣下社，這個有著“小天津”之稱的商貿集鎮，怎么也不會想到，一場空前的劫難正悄悄逼近。

下社位于交通要沖，十二個堡子連成一片，商號錢莊密集，南來北往的客商把石板路磨得發亮。每逢集市，賣綢緞的、耍雜耍的、叫賣小吃的，熱鬧聲蓋過了城墻根的風聲。村西頭的天王寺建于明朝初年，青磚灰瓦在陽光下閃爍，寺里的鐘聲能傳到十里之外。誰能想到，這樣的人間煙火，轉眼間就被戰火摧毀殆盡。

當時駐扎在這里的喬日成部隊，名義上抗日，實則在各方勢力間投機取巧。一日，他們扣押了日軍談判代表大羽顧問，本想借此謀取利益，卻徹底激怒了駐大同的黑田師團。3000多名日軍攜帶武器裝備，正月里就氣勢洶洶地撲向下社，聲稱要“蕩平匪巢，以儆效尤”。可老百姓哪里知道，這“匪巢”的罪名，最終卻落到了他們頭上。
二月十八日清晨，天剛微微發亮。村頭放哨的人突然大喊：“鬼子把村子圍住了！”喬部倉促抵抗，但步槍終究敵不過坦克，沒幾個時辰就敗下陣來。喬日成帶著十幾個親信翻墻逃走，剩下的百姓，成了日軍肆意發泄的對象。

日軍進入豐寨堡，先砸開了鐵匠鋪。9名村民和20多名客商被趕到院子里，日軍用刺刀挑開他們的包裹搶奪財物，最后用機槍掃射，鋪子被澆上煤油燒成了灰燼。李堡的7名婦女，被拖進祠堂凌辱后，又被刺刀從后背捅死，鮮血浸透了祠堂的青磚縫。接著，日軍踹開隔壁院門，三歲孩子的哭聲沒能讓他們手軟，一家九口全部遇害。

新堡的堡門被坦克撞得粉碎。劉善禮抱著孫子想躲進地窖，被日軍拖了出來，刀刃劃過脖子時，鮮血濺在孫子的虎頭鞋上，紅得刺目。智禮法家的院子里，6名婦女和客商被綁在槐樹上，當作活靶子練習刺殺。喬長生家的土窯里，20多人被機槍掃射，土墻吸滿了鮮血，半年后仍泛著黑色。
最慘烈的是楊品良家的院子。60多人被逼著跪下，日軍像殺豬一樣，從排頭開始用刺刀捅殺。有個漢子喊了句“二十年后還是條好漢”，話沒說完，刺刀已刺穿喉嚨。天王寺的老和尚捧著佛經求情，卻被日軍當作射擊靶子，子彈打在銅佛上，發出咣當一聲，驚飛了滿院的烏鴉。

前堡南園的井，后來打撈了一整天尸體。27具尸體疊在井里，最底下是個孕婦，肚子被刺刀劃開。小石口的常門道，挖了個大坑埋人，187具尸體摞在一起，填土時血水還在往下滲。新堡村北一塊九畝大的空地，成了最大的屠殺場。1100多具尸體堆成小山，肢體殘缺，面容全非，連親人都無法辨認。因為沒有幸存者，這場屠殺的細節永遠成了謎。
那些日子，村里能跑的人都拼命逃亡。一個叫智禮法的村民躲在柴垛里，親眼看見日軍在街上凌辱他的母親。他咬著牙不敢出聲，等日軍離開后，才從死人堆里爬出來。許多婦女為了躲避侮辱，紛紛跳井自盡，拉都拉不住。喬部剩下的幾個士兵，在糧倉里放了幾槍，轉眼就被坦克碾成了肉泥。

五天后，日軍裝滿掠奪的糧食、布匹和牲口，大搖大擺地撤離。留下的850多間房屋，燒得只剩斷壁殘垣，黑煙冒了三天三夜。幸存的人回到村里，幾乎認不出家門——昨天還在井臺洗衣的張嬸，此刻泡在井里；前院的王大爺，尸首掛在村口老槐樹上，頭朝下滴著血。
重建家園的日子無比艱難。失去丈夫的女人，帶著孩子在廢墟里扒拉磚頭；斷了腿的老人坐在殘墻邊，逢人就講日軍屠殺的慘狀。村里的年輕人，有的加入了八路軍，有的揣著刀等待報仇。那些遭受凌辱的婦女，很多精神失常，夜里還在哭喊“別過來”。

如今八十多年過去，下社村頭的老槐樹還在，樹皮上的刀痕依然清晰。當年的萬人坑，現在種滿了玉米，但每到陰雨天，仍有老人說仿佛能聽見哭聲。當年的幸存者越來越少，但他們臨終前，都會把兒孫叫到跟前叮囑：“記住，日本侵略者在這里殺過人、燒過房，這仇不能忘。”
歷史書中的數字，是1700多條人命、850間房屋，但在應縣百姓心里，那是親人未合上的雙眼，是井水中散不去的血色，是祖祖輩輩心口的傷疤。如今過上了太平日子，走在下社的老街上，摸著被炮火熏黑的磚墻，仍能聽見歲月的警示：和平來之不易，勿忘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