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京女足主教練于允看到從法國歸來的隊員王妍雯時，第一感覺是她有了一定的進步：“比以前強壯，身體對抗也提高了。”

王妍雯這次從法國回來，是為了代表北京征戰全運會女足成年組的資格賽。雖然她本賽季代表法甲第戎女足打了不少比賽，也在留洋過程中受益匪淺，但只要全運會到來，她就必須義無反顧地回來。

事實上，為了全運會而回國的女足留洋球員不止她一個。效力于倫敦城雌獅的沈夢雨、效力于拉齊奧的楊莉娜、效力于西漢姆聯的李夢雯……這些女足國腳都出現在了近期舉行的全運會女足成年組資格賽名單里。

對一些外國人來說，這種“國家級的奧運會”他們聞所未聞，更不能理解為什么全運會會影響到球員在職業俱樂部的比賽。對許多長期關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球迷來說，全運會足球的形象也很負面。在他們看來，這項賽事影響到了球員個人的發展和進步，對職業足球也是一種傷害。

但是，對于中國足球來說，全運會真的是“洪水猛獸”嗎？

金錢和保障：全運會對球員的最大驅動力

任何一件事情，如果長期存在，我們其實不難發現它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

“如果沒有全運會足球，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女足隊伍可能就不存在了。”北京女足主教練于允坦率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因為國內大部分的隊伍，是靠當地體育局做支撐的。先不說足球，就看咱們國家的許多優勢項目：跳水、舉重、體操——如果沒有全運會了，各地方體育部門還有什么積極性？放在市場環境下誰會去看這些項目？正是因為有了全運會，這么多年各地方才能培養出這么多的人才。”

除了教練員，大多數運動員對全運會也總體持有正面的看法。和球迷的認知不同，許多球員對于全運會并沒有排斥的心理，甚至把這項賽事當作自己職業生涯最重要的比賽之一。

在本次全運會預選賽陜西女足對陣江西女足的現場，陜西女足舊將萬文婷坐在看臺上觀戰。萬文婷曾經是中國U15女足國家隊的一員，曾隨隊奪得過南京青奧會女足項目的金牌。但由于傷病原因，她早早退役，目前在學校里教孩子們踢球。

其實，萬文婷曾經也有出國踢球的夢想。但提起全運會，萬文婷的態度是：“即使是國外的留洋球員，各省市需要她們回來打全運會，她們回來也是非常應該的。我覺得，代表自己的省市去征戰全運會，就像中國人代表自己的國家征戰奧運會一樣，它是一種榮耀。”

哪怕是已經退役的球員，在自己的省市有需要的時候，也會再次披掛上陣。本次全運會資格賽里，陜西女足的6號孫海淇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甘肅人，但是陜西培養出來的球員。此前她已經結束了球員生涯，在西安的青訓俱樂部：易聯俱樂部擔任教練。但正值全運年，陜西需要她這樣經驗豐富的隊員帶一帶年輕球員，于是她再次出現在了賽場上，在中后衛位置發揮穩健。看臺上，她在易聯俱樂部帶的幾名小球員也來到現場，不停地為她助威：“孫導加油！孫導加油！”

球員們對全運會的正面看法，除了萬文婷所說的“榮耀”之外，還來自于全運會給球員帶來的實打實的利益。某省足球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透露：“單從女足的角度說：如果贏得全運會的金牌，一支隊伍總共能拿到數千萬元獎金，一名主力隊員就能夠分到四五十萬元。而且，每支隊伍基本都有一些進入編制的名額，隊員們在退役之后有兩個選擇：一是留在當地的體育訓練中心做教練，直接轉崗，無縫銜接；另外一個是拿上一大筆退役安置費（也能達到幾十萬元），從此告別編制，在社會上找工作。一些職業壽命長的運動員，可能代表本省市打了三、四屆全運會，屬于工齡較長的人員，退役時拿到的錢自然會更多。也有那些十八九歲、二十歲踢完全運會就退役的，拿了退役安置費之后，再進入大學讀書，對她們而言也是不錯的選擇。”

另外，如果某些女足球員代表本省市獲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在退役之后不光能夠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甚至能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例如三八紅旗手、省政協委員等身份，這是在職業聯賽中很難拿到的榮譽。換句話說，大多數情況下：在全運會上獲得成績，比在女超聯賽里獲得成績要更吸引人。

而在北京女足，隊員分為正式運動員、協議運動員。正式運動員擁有北京戶口，人數較少；協議運動員是從外地來到北京，或者是小時候在北京生活，但沒有北京戶口的球員。不過，如果她們能夠拿到全運會的冠軍，北京戶口問題就有可能會得到解決。

“交流”：全運會的特殊“轉會”規則

全運會足球和職業足球相比，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生態。在全運會的參賽資格方面，各省市有著一套完全不同于職業足球的“轉會”規則。只不過，在全運會的世界里，這不叫“轉會”，而叫“交流”。這樣的“交流”主要分為三種：

第一種，我們姑且將其叫做“友好交流”：例如2013年全運會，陜西把自己隊內唯一的女足國腳劉華娜交流給了遼寧，換來了遼寧的畢曉琳等四個隊員。因為陜西女足當時實力一般，在全運會上奪牌的幾率很小。而遼寧女足有一定的實力，需要在個別位置上補強來獲得更好的成績。陜西用自己的一個國腳換來對方四個球員，對雙方來說都是各取所需。雙方只需要簽好協議，在足協正常報備，就可以完成全運會參賽資格的交換。

第二種，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人才爭奪”。有的時候，一名球員在全運會當中到底要代表哪個省市，是存在爭議的。比如：曾經的陜西人和俱樂部，他們的1995、1997年齡段梯隊里有許多重慶籍的球員，包括甘超、鄧涵文、曹永競、譚力瑋等等。2012年，人和俱樂部搬離了陜西，但把梯隊留了下來，代表陜西打過幾屆全運會。既然人和俱樂部已經不在陜西了，重慶方面自然也會希望這些孩子能夠為重慶踢全運會，這就會造成人才的“爭奪”。

這種情況很常見，上面所舉的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遇到這種情況，各地方的體育管理部門會相互溝通協商，通過一些“資源互換”的方法來達成自身的目的。有的時候，這種資源的互換甚至會超出足球的范疇：例如某省在跳水方面實力更雄厚，就會把一些跳水運動員交流到別的省市去，換來對方省市某些足球運動員的參賽權。

第三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魚死網破”。說得再通俗一些，就是“我用不上，但我也不讓別人用”。例如某省在球員的培養方面在全國都位居前列，無論男女足都擁有非常豐厚的人才儲備，自己用根本用不完。但他們自己挑剩下的球員，有時即使攥在手里不用，也不會交流給別的省市用。

這種現象的發生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該省份下轄的各地級市也有自己獨立的足球管理部門，他們與省足球管理部門在配合上并不融洽，不愿意把自己培養的球員交到省上；第二個原因，是各個省份之間的足球管理部門沒有保持良好的關系，就會出現“爛在手里也不給你”的現象。而第三個原因是最現實的：如果自己不用的球員借給了別人，這個球員反倒在別的省市打出了成績，自己將來不好交代。

“借雞生蛋”：利弊并存的策略

這種情況在現實當中發生過。例如2021年，陜西省在本土舉辦的全運會里，他們的U18男足（2003年齡段）贏得了金牌。實際上，這支球隊的大部分球員都是陜西省和上海海港足球俱樂部合作，從海港借來的。而上海市自己的U18隊伍卻沒能拿到冠軍。

知情人士稱：“在那支陜西U18男足當中，其實也有兩名陜西省培養的球員：艾菲爾丁和阿布拉汗（阿布拉汗是01年齡段，按照規則作為超齡球員參加了03年齡段比賽）。而且，這兩人在隊里都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如果沒有他們，這支隊伍肯定拿不了冠軍。所以，說這支隊伍完全是從海港俱樂部借來的，也是不嚴謹的。”但即使如此說，這個冠軍也并不意味著陜西在本土球員的培養方面開花結果了。

此外，由于上海女足人才濟濟，前鋒閆穎穎很難獲得機會，于2021年全運會被交流到了陜西女足。這名在上海踢不上球的球員，到了陜西很快就成為了主力，并且在那屆全運會里為陜西立下了大功，最終幫助陜西拿到了一枚銅牌。

這種“借雞生蛋”的模式也引發了球迷們的擔憂：從別人那里借來隊員，也能在全運會當中取得好成績，那今后各個足球欠發達地區有樣學樣，用的都不是自己培養的球員，難道不會形成惡性循環嗎？

某省足球管理部門工作人員解釋道：“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種模式對中國足球也有不可忽視的好處。在經濟發達地區，足球的發展一般都會更好，培養出的人才也更多。但全運會的參賽名額就那么多，很多孩子根本沒機會去踢。而全運會對于這些選擇踢球的孩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能夠決定他們的命運。交流到別的省市，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機會。”

但這樣下去，足球欠發達地區還會有自主培養球員的動力嗎？該工作人員認為：“比如像甘肅、寧夏、青海這樣的西部省份，如果你嚴格要求他們用本省培養的球員去踢全運會，他們根本沒有那么多球員，到時候只能讓校園足球的隊伍去參加。他們與其他省市實力相差太大，一打資格賽就要遭遇大比分失利，長此以往，這些省份對于足球的熱情和支持力度也會降低，有的甚至就不再參賽了。只有先借來其他省市的人才，在成績上帶來進步，才能帶來希望。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口吃不出來一個胖子。只有先帶來成績上的進步，這些省市才會保留基地、保留足球隊的建制、保留選拔人才的體系。如果每次一上去就輸十幾個，到最后就什么都沒有了。”

對于 “借雞生蛋”的現象，于允也沒有予以完全的否定：“江蘇的青訓就搞得很好。北京在女足方面只有兩三個地方搞得不錯，而整個江蘇省有8至10個地區都開展得很好，于是培養出了大量的人才。一個叫周心雨的女足球員就是江蘇省培養的。后來她去了重慶效力，今年又在遼寧女足踢球，把全運會資格也帶到了遼寧。江蘇有這么多人才，自己用不完，就可以把她們交流給別的省市去發展。因為畢竟全國一盤棋，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給中國培養人才，讓中國的女足運動有更大的發展，而不是每個省市自己培養的人才就只能自己用。”

但于允也認為，這種手段應該受到一定的制約：“我覺得可以限制交流的人數。比如一支隊伍從外面引進的球員不能超過5個，剩下的必須是自己培養的，這就可以接受，你不能一口氣引進20個。舉個例子：除了那5個引進的隊員，如果你想代表北京參加全運會，就要看看過去的四年里，你是不是都在北京注冊了？是不是參加北京市組織的比賽了？你不能前三年都沒注冊過，全運會快開始的時候突然冒出來。”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足球不可能完全市場化”

每屆全運會，男女足項目的參賽年齡段經常會進行調整。例如2021年全運會，本來各個地區都認為將要設置女足U16年齡段，就著力培養了該年齡段（05/06）的球員。但到后來，這個年齡段并沒有被列入參賽序列。可是，各省市培養的05/06年齡段球員并沒有就此“浪費”。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遼寧的05/06年齡段女足，她們在失去了全運會參賽資格后并未解散，以這支隊伍為基礎組建了遼寧沈北禾豐女足，去年拿到了女甲聯賽的冠軍，目前高居女超聯賽積分榜第二位。這就是全運戰略為職業聯賽帶來的“反哺”。

在全運會之外，國家體育總局和教育部還在去年聯合舉辦了“三大球運動會”，并計劃每年舉辦一次。知情人士稱：“三大球運動會可以把非全運年齡段的隊伍吸收進去，他們即使打不了全運會，也能參加三大球運動會。這樣，就不會造成各省市在足球人才培養上的浪費。而且，以后每屆三大球運動會的成績也將計入相應周期的全運會總成績，更能激發各省市培養人才的積極性、參賽的積極性。”

“中國足球并不是一個市場化的運動”，某省足球管理部門人士表示：“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足球都不可能完全市場化。足球運動市場化程度越高，就會更趨向于公平，因為市場是有糾錯能力的。但在現有的形勢下，我們需要順應形勢，結合中國的特殊情況來做出最為合理的選擇。比如前些年的大連權健，在女足俱樂部的運營上也砸了不少錢。說是市場化，但你今年砸了一兩個億，明年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把這些女足球員害了呢？與其這樣，她們還不如留在體制內，穩定地訓練、比賽，退役還能拿一筆錢。”

于允則表示：“我們北京女足依托于先農壇體校。在體制內，這支隊伍的吃、住、行、訓練都可以得到保障，場地都是免費提供。球員的收入也比較穩定，不會像社會俱樂部一樣受到母公司的影響。況且女足運動的市場化條件和男足沒法比，北京女足主場上座觀眾人數多則兩三千，少則不到一千。北京國安每場比賽都有四五萬人觀賽，根本不在一個量級。這不僅僅是中國特有的，全世界都是如此。王妍雯告訴我，第戎男足在踢法國第三級別聯賽，但他們的觀眾比第戎女足還要多。這就是現實。”

或許正是出于以上的考慮，許多體制內的女足隊伍都拒絕了社會資本的進入。例如，女超聯賽里有一支中下游球隊，被當地足協全資控股。某社會資本曾提出要收購這支女足，為這支隊伍引進國腳和世界級外援，爭奪冠軍。但當地足球管理部門并未同意。他們一是對對方是否能夠長期投入表示懷疑；二是當地足球管理部門對于在職業聯賽里爭冠也并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標在全運會，女超只是為全運會練兵的一個平臺。

男女足培養的“基本盤”

雖然對于全運會大體持肯定態度，但于允也認為，目前的賽制還有可以完善的地方：“這屆全運會，女足設置了三個參賽年齡組：成年組、U18組、U16組。在我看來，U16這個年齡組太小了，沒有必要設置，而是應當設置一個U20組。這樣才是最合理、最能給中國足球留下人才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U18的隊員踢完全運會，她立即就要和成年組銜接了。但現在U18的球員，能有多少在一線隊獲得機會的？她長時間踢不上一線隊比賽，自然就選擇上學去了，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如果再設置一個U20組，讓球員在成長過程中有個過渡，最少能多出一半以上的隊員，不至于浪費。現在你不設U20，反倒設置了一個U16組，看似是重視青訓，實際又是拔苗助長，那么小就要求她們出成績，這是本末倒置。”

對于于允的建議，其他省市有不同的看法。某地區足球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稱：“于指導站在北京的角度看問題，我覺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未必所有省市的情況都一樣。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地區，足球實力強，球員足球生涯的壽命也長。比如上海，他們隊里有像張馨、唐佳麗這樣的實力超群的老將，能連續打許多屆全運會，年輕人的出場時間就會被壓制，無法在一線隊獲得足夠的機會。但如果在足球不發達地區，沒有那么多有實力的球員，誰也不比誰強多少，所以更新換代快，年輕球員往往在18歲左右就能在一線隊踢主力。所以每個不同地區都有自己不同的情況。”

在與記者的交流當中，各從業者即使觀點不同，但他們所討論的核心問題，都是“如何讓全運會的賽事變得更合理”，從未有人想過“全運會本身的存在合不合理”。關于全運會足球項目的存廢問題，每個受訪的足球界人士觀點都非常明確：中國無論男足、女足球員的培養，其“基本盤”都在全運會。

由于中國足球的市場化、職業化程度不夠，體育行政部門在中國足球的發展當中依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運會對各省市體育部門的成績考核，是各地方支持、支撐足球發展的源動力。一位地方體育部門的管理者說：“我可以保守地講，至少未來20年內，全運會足球都一定會繼續存在下去。”